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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朱子之四書學
以上略述朱子之經(jīng)學，以下當續(xù)述朱子之四書學。
在宋代理學家心中，四書學亦即是經(jīng)學，而四書地位，尚尤較其他諸經(jīng)為重要。首先提出四書而賦以極崇高之地位者為二程，朱子畢生，于四書用功最勤最密，即謂四書學乃朱子全部學術之中心或其結穴，亦無不可。
《大學》是否當分經(jīng)傳，其所謂經(jīng)，是否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所謂傳，是否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否為子思所著以授孟子。古代儒家傳統(tǒng)，是否乃是孔曾思孟一線相承，如二程之所言，朱子之所定。此皆大有論辨余地。但四書結集于程朱，自朱子以來八百年，四書成為中國社會之人人必讀書，其地位實已越出在五經(jīng)之上。而讀四書，則必兼讀朱子之《論》《孟》集注與《學》《庸》章句，已定為元明清三代朝廷之功令。據(jù)此事實，朱子四書學所影響于后代之深且大，亦可想見。本章則只略述朱子完成此四書集注與章句之經(jīng)過。
朱子有言：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jīng)工夫多，得效少。
此一條，即已把宋以下之孔孟并重代替了漢以下之周孔并重，把四書地位來代替了五經(jīng)地位。換言之，乃是把當時之理學來代替了漢唐之經(jīng)學。所謂六經(jīng)工夫多，得效少，據(jù)上述朱子經(jīng)學一章，已可明得其大概。至謂語孟工夫少，得效多，此語似更易明白，不用多講。但朱子一生所用于語孟之工夫實不少。較其所用于五經(jīng)者，實更多出百倍。朱子乃是效法漢儒經(jīng)學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語孟，逐字逐句，訓詁考據(jù)，無所不用其極，而發(fā)揮義理則更為深至。我所謂朱子乃給經(jīng)學與理學而一之者，亦于此益見。蓋朱子之四書學，乃是其理學之結晶，同時亦是其經(jīng)學之結晶。朱子以前之理學家，其說語孟，多是以孔孟語作一起頭，接著自發(fā)己意，缺乏了一種經(jīng)學精神，其勢將使理學與儒家傳統(tǒng)脫節(jié)，亦如先秦諸子之自成一家而止。朱子四書學，重在即就語孟本文，務求發(fā)得其正義，而力戒自立說。而后孔孟儒家大傳統(tǒng)，得以奠定。此即是一種經(jīng)學精神。然在朱子語孟集注學庸章句中，終不免有許多自立說之處，此乃是一種理學精神。故曰朱子之四書學，乃是給經(jīng)學與理學而一之。使經(jīng)學益臻于邃密，理學益臻于深沉。
朱子年十三四時，即從其父松韋齋獲聞二程說語孟義。至年三十四，成為《論語要義》一書，是為朱子四書學之最先著作。先乃遍求古今諸儒說，合而編之。后則獨取二程與其門人朋友數(shù)家之說，而曰毋牽于俗學，毋惑於異端，此為朱子獨遵二程以求孔孟大義之第一步。
至朱子四十三歲，又成《論孟精義》。此書仍如《論語要義》，獨取二程及其朋友門人凡九家之說。惟由《論語》擴及《孟子》，又改要義稱精義。然當注意者，朱子至其時，仍只采前人說，不自立意。又于二程門下諸家，謂其淺深疏密毫厘之間，不能無少異于二程。然又謂讀語孟，不可便謂其所收諸家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此時朱子在大體上，仍是從程門上窺二程，從二程上窺孔孟。惟于程門諸儒，已漸悟其有失師旨。
至朱子四十八歲時，《論》《孟》集注《或問》成書。此時，朱子已認《精義》中說得沒緊要處多，故只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門下諸家說多所擺棄。
《或問》中于諸家說多有駁正，為恐使學術風氣趨于輕薄，故不以示人，獨在其門人間私相傳錄。但其后《集注》屢有刪改，《或問》不及隨之不斷增修，故遂中止。今于朱子四十八歲后《集注》之不斷刪改，與其對諸家之續(xù)多駁正處，只有讀《語類》，尚可窺尋其一二。
前所收之精義，至朱子五十一歲時，又改稱為要義。蓋至其時，朱子已見所收精義未必精，而仍不要都廢了，故又改稱要義，乃與其三十四歲時作為《論語要義》時取名要義之意又不同。蓋先之稱要義，表其重視。后稱精義，表其更重視。后又改稱要義，則表其不復如稱精義時之重視。反復之間，卻可表出朱子學識思想之與年而俱進。
今再綜述此一番經(jīng)過，其先為《要義》與《精義》，皆是一依二程為主，而旁及二程之朋友與門人者，最多只九人。嗣為《集注》，乃始自出手眼。其《論》《孟》集注與其《學》《庸》章句之最后定稿，征引諸家，自漢以下凡五十余人。專就《論語集注》言，亦有三十余家。較前為《精義》時增出甚多，此是一大轉變。又其引諸家，或因其說有病，而加增損改易，非其本文，此已不得專以會集諸家視之。又有同時引兩說，因其皆通，故并存之，惟每以列前者為稍勝。又于注下用圈，圈下復有注，則多認為是文外之意，只于正文有發(fā)明，或是通論一章意。其價值自不如圈上之注為正式闡明孔孟本旨者之更重要。而所引二程說，亦多列在圈下，此是朱子亦不認二程說為盡得孔孟之本旨與正義也。故朱子又自說：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集義乃是精義要義之最后改名。此時乃既不稱精，亦不稱要，只稱集義，則只是集此諸家之說而已。自有理學，伊洛以來，談孔孟義之諸家說中，《集注》則為其最后之精髓，此為朱子之自負語。蓋至其時，朱子乃始自信能直從孔孟闡孔孟，與以前之必從二程上窺孔孟者有不同。
朱子又曰：
某于論孟，四十余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
此在兩漢經(jīng)學諸家中，似乎亦無人真能如此用心。
又曰：
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遇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發(fā)之間，才失腳，便失落下去。圣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如今方見分明。
此乃朱子六十一歲時語。其先是從伊洛諸儒語中求孔孟，至是乃從孔孟自己語中求孔孟，又仔細從一字一字上求，要如在秤上稱，不高些，不低些。自說到今時，方略見得道理恁地。但朱子自六十一歲后，《集注》《章句》尚是不斷修改。至六十八歲時又說：
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些前年。
是年元旦，朱子在其藏書閣下東楹書曰：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據(jù)此楹書，可以想見朱子當時之心情，上追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而重見古圣人之大義，此其躊躇滿志為何如。而《集注》《章句》，此下仍是不斷有修改。但朱子又說：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后長進得不多。
此是朱子六十九歲時語。三十年前，乃是朱子從童蒙初學直到《論語要義》成書，而又轉步走向《論》《孟》集注、《學》《庸》章句路上來。此時立基礎，開識見，逐年長進。三十年后，乃是《論》《孟》集注成書，而一路一字一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常如在危木橋上行去，一失腳便落下，故謂長進得不多。朱子此條語，或可說在當時，并不專為其四書學言，然四書學乃是朱子畢生學問一主要骨干，以此說朱子此條意，應無大誤。朱子先又曾說五十后長進不多，五十后正是《論》《孟》集注初稿完成后兩年，故知此數(shù)條主要皆是指此一事言。
朱子又說：
某嘗說，自孔孟滅后，諸儒不仔細讀得圣人之書，只是自說他一副當?shù)览恚矊⑹ト私?jīng)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圣賢已死，又不會出來和你爭。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
此為朱子最晚年語。其時理學風氣好自立說，而多錯解古人意，朱子譬之如販私鹽漢。其目為《四書集注章句》，則正是要為圣人來爭此道理。又說：
中庸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盡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
又曰：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
朱子于經(jīng)學，不欲盡量發(fā)疑，恐倒了六經(jīng)。其于四書學，亦不欲盡量駁難當時諸儒說話，恐使學風轉薄，其實亦恐將倒了理學。理學與經(jīng)學之主要集中點，應在能發(fā)明孔門義理。朱子四書學，正是在此一目標上努力。再細論之，朱子于四書，惟于《論語》一書無間然，于《孟子》《學》《庸》三書，亦尚時有所評隲。惟今讀其《集注》《章句》，似是只將古人言語重述一過，無己見，無創(chuàng)論，在朱子像是僅作一引渡人，只教人對此四書，一字一句，明得其意義所指而已。然而碎義與大道并呈，圣言與己見交融，茍非細參，實難深解。若更能進而遍讀朱子之文集，又先之以《或問》，繼之以《語類》，可以見其錙銖必較，毫厘必爭，曲折遞進之經(jīng)過。并有同一條注文，二十余年來，屢經(jīng)修訂改易，即今可考，有達于四五次以上者。直至其臨卒前三日，尚修改《大學·誠意》章注，此則為人人皆知之事。
然朱子為《四書集注章句》，雖常戒人要一依本文正義，勿下己意，而朱子本人亦明明多自下己意處。如《論語》得罪于天無所禱也，《集注》天即理也四字，明屬朱子意，非孔子意，已在前說過。又如《大學》，《格物補傳》一百三十四字，朱子自稱是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其實重要處仍是朱子意，非程子意，此亦在前論過。又如《論語》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一語十字，此在文字上似無難解處，而《集注》花了一百三十七字來解此十字。此非自發(fā)己見而何？然朱子為此一百三十七字，幾經(jīng)曲折迂回，大段改動可考者有四次，此外尚有改動一二字一二句者不計。至其費了幾許文字言說，散見于《文集》《語類》，來對此十字所涵蘊之義理作發(fā)揮，作辨難，更是不計其數(shù)。
即就上述三事言，此皆當時理學上重要問題所在。理學興起，本為復興儒學，并亦極多新義。而流弊所及，大家競創(chuàng)新義，不免于孔孟大傳統(tǒng)精神時有走失。朱子四書學主要工作，乃在發(fā)明孔孟精義，而使理學新說與孔孟精義緊密貫通。其《集注》《章句》中，所包理學新義極豐富。朱子亦屢言，程張所說，有為孟子所未曾道及者。朱子僅求以理學來擴新儒學，卻不喜理學于儒學中有走失。所謂擴新與走失，則亦一衡之于義理之至當，非是孔孟所未言，即認之為走失。故朱子之四書學，一面極富傳統(tǒng)精神，另一面則又極富創(chuàng)造精神。凡屬理學新義之有當于創(chuàng)造性者，朱子亦已盡量納入其《四書集注》與《章句》中。凡朱子認為于孔孟大傳統(tǒng)有走失而無當于創(chuàng)造性者，雖程張所言，亦不闌入。或則僅收于圈外，不列入注之正文。使讀者辨別其雖有發(fā)明，而非本義。故其《集注》與《章句》，實乃朱子自出手眼，確然成為一家之言，縱謂皆是朱子之自出己意，亦無不可。惟朱子自認其一家言，于孔孟大傳統(tǒng)有創(chuàng)新，無走失，如是而已。若使后人能繼續(xù)獲有創(chuàng)新，則朱子《四書集注》與《章句》，自亦可謂其中尚未一一盡臻于定論。即如上述吾與點也一百三十七字長注，其實是朱子受了明道影響擺脫未盡，后來黃震東發(fā)另作一說，始為獲得了孔子當時之真意。若使朱子復起，亦將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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