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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朱子為集儒學之大成者
首當先述朱子之集理學之大成。
理學在北宋，惟伊洛程門有其傳。及至南宋，所謂理學傳宗，同時亦即是伊洛傳宗。朱子亦從此傳統(tǒng)來。但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為理學開山，確認濂溪之學乃二程所自出。
呂希哲原明嘗謂二程初從濂溪游，后青出于藍。原明親受業(yè)于伊川之門下。其孫本中居仁亦曰：二程始從茂叔，后更自光大。居仁又曾從游于楊時龜山游酢定夫尹焞和靖之門，三人皆程門弟子。然則謂二程學不從濂溪出，必乃程氏之門自言之。二程既只稱濂溪為茂叔，未有先生之呼，而游定夫乃稱周茂叔窮禪客，此五字并見于《程氏遺書》卷六。濂溪《太極圖》，二程生平絕未提及。在南宋之世，正式主張濂溪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者，為湖湘學者胡宏五峰。朱子繼起，亦謂二程于濂溪，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萇弘。然同時汪應辰即貽書爭辯。故朱子又曰：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學之傳。朱子始為《太極圖說》與《通書》作解，濂溪著作，一一加以整理發(fā)明。又為稽考其生平，雖小節(jié)不遺，使后世重知濂溪其人之始末，與其學之蘊奧者，惟朱子之功。至其確定周程傳統(tǒng)，雖發(fā)于五峰，亦成于朱子。
朱子又極盛推橫渠。二程于橫渠，固甚重其《西銘》，然明道嘗謂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謂《西銘》則僅是造道之言。伊川《答橫渠書》，謂吾叔之見，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此則尤指其《正蒙》言。朱子則謂橫渠心統(tǒng)性情之說，二程無一語似此切。又云：伊川說神化等，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又曰：橫渠說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此亦皆指《正蒙》言。朱子又為橫渠《西銘》與濂溪《太極圖》同作義解，并謂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當知此等詆訶，亦出理學門中。當時理學界，知重二程，不知重周張。陸九淵象山之兄九韶梭山，亦與朱子辨《西銘》，象山繼之，后與朱子辨《太極》。即朱子至友呂祖謙東萊，亦于朱子之言《太極》《西銘》者不能無疑。張栻南軒亦時持異議。朱子于慶元六年庚申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越后三日，即為朱子易簀之日，此事盡人知之。然在前兩夕己未，為諸生說《太極圖》。前一夕庚申，為諸生說《西銘》。可見此兩書朱子奉以終身，其諄諄之意，大可想見。后人言北宋理學，必兼舉周張二程，然此事之論定，實由朱子。
朱子于北宋理學，不僅匯通周張二程四家，使之會歸合一。又擴大其范圍，及于邵雍堯夫，司馬光君實兩人，特作六先生畫像贊，以康節(jié)涑水與周張二程并舉齊尊。二程與康節(jié)同居洛邑，過從甚密。康節(jié)長于數學，然二程于此頗忽視。明道嘗曰：堯夫欲傳數學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或問康節(jié)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曰：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康節(jié)以數學格物，一日雷起，謂伊川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康節(jié)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康節(jié)問：子以為何處起？曰：起于起處。朱子則于康節(jié)數學特所欣賞。康節(jié)又以數學研史，楊龜山有曰：皇極之書，皆孔子所未言，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jié)，恨未得其門而入。朱子尤特欣賞康節(jié)之史學。康節(jié)疾革，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康節(jié)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此不僅論立身處世，亦當可以推論學術。朱子為《伊洛淵源錄》，康節(jié)不與，乃認康節(jié)與伊洛異趨。然以康節(jié)列六先生之一，此在理學傳統(tǒng)內，殆亦有路徑令寬之意。
涑水特長史學，著《資治通鑒》，朱子作《綱目》繼之，其意蓋欲以史學擴大理學之范圍。涑水特與康節(jié)相善，然未嘗及其先天學。涑水亦治《易》，而不喜康節(jié)先天之說。顧朱子于康節(jié)之先天學又特所推重。故朱子雖為理學大宗師，其名字與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并重，后人稱為濂洛關閩，然朱子之理學疆境，實較北宋四家遠為開闊，稱之為集北宋理學之大成，朱子決無愧色。
其次當論朱子集宋學之大成。此乃指理學興起以前北宋諸儒之學言。上分北宋儒學為三項，一政事治道之學，一經史博古之學，一文章子集之學。朱子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然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僅四十日。洪氏年譜謂天將以先生紹往圣之統(tǒng)，覺來世之迷，故嗇之于彼，而厚之于此。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學，可謂于理學界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用兼?zhèn)洌硎禄ケM，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在南康軍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其精心果為，與夫強立不反之風，歷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贊佩，亦不過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學，于歷代人物賢奸，制度得失，事為利病，治亂關鍵，莫不探討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寧變法，新舊黨爭，能平心評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學家之義理空言，亦不陷于當時名士賢大夫之意氣積習。以朱子之學養(yǎng)，果獲大用，則漢唐名相政績，宜非難致。朱子《祭張南軒》文謂：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此固朱子遜讓之辭，亦見朱子抱負所重在此。然論兩人政事治道之學，朱子所成就決不下于南軒。此其一。
經學實不為理學諸儒所重視，雖亦時有說經之言，乃借之自申己意，多無當于經文之本旨。朱子博覽群經，衡評北宋諸儒與二程橫渠之說，往往右彼抑此。于歐陽王蘇諸人極多稱重，而程張轉多貶辭。亦可謂程張乃以理學說經，而北宋諸儒則以經學說經。若分經學理學為兩途，則朱子之理學，固承襲程張，而其經學，則繼踵北宋諸儒。能綰經學理學為一途，則端賴有朱子。
史學更非理學家所重。朱子史學，則不僅接跡溫公，時且軼出其前。同時至友東萊，精治史學，其后流衍為浙東功利一派，大為朱子所非。蓋朱子亦欲求理學史學之一貫，史學正可以開廣理學之門庭。其違離理學而獨立，則亦不為朱子所許。
至于文學，更為理學家所鄙視。惟朱子獨精妙文辭，自謂其學文章，乃由慕效曾鞏為入門。就理學言，雖韓愈柳宗元，皆致糾彈。專就文學言，即如蘇軾，其學術思想，朱子嘗備極排拒，獨于其文章，則推為大家，亦盛加稱譽。尤其朱子之于詩，乃欲超宋越唐，上追選體。以舊風格表新意境，又另是一種舊瓶裝新酒。北宋理學家能詩者惟邵康節(jié)。然朱子特重康節(jié)之數學與史學，乃不重其詩。此其襟懷之開闊，識解之平允，古今實少其匹。
至于子集之學，濂溪只稱顏子。二程以孟子為限斷。雖曰泛濫于百家，實于百家不見有廣博之追尋。北宋諸儒，乃從韓愈之言而益加推衍，于西漢舉出董仲舒與揚雄，于隋舉王通，于唐舉韓愈，以為儒家道統(tǒng)在是。朱子于董揚王韓四人皆多評騭，尤于王通《中說》，辨其偽而存其正，闡其駁而抉其失，非淺淺用心者所能及。于董仲舒，則只取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求其利兩語。于揚韓，則尤貶抑為多。即于孟子，亦有微辭，謂其不如顏子。所以為此分別者，因顏子能明得四代禮樂，有此本領，可見于治道講究有素。孟子說得粗疏，只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未見得做得與做不得，只說著教人歡喜。又曰：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此等分辨，乃發(fā)理學家所未發(fā)。
其論理學興起，則曰：
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
又曰：
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后遂有二先生出。
伊川稱明道之卒，當時同以為孟子之后，傳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推朱子之意，似未必于伊川之言完全首肯。厥后黃震東發(fā)傳朱子之學，于此一端，特再提出。全謝山《宋元學案》，首胡安定，次孫泰山，次范高平，亦以此三人為首，乃見宋學理學之一貫相承，亦明標其意為一本于朱子。
老釋之學，理學家同所申斥。朱子于莊老兩家頗多發(fā)揮，亦不全加廢棄。其于釋氏，尤其于禪宗，則特有精辨。于理學家中，朱子辟禪之語最多。后代理學家所辨儒釋疆界，其說幾全本于朱子。
以上略述朱子集宋學理學之大成者，大致具是。此下當進而述及朱子集漢唐儒大成之所在。
漢唐儒之學，主要在經，亦可謂其時則儒學即經學。宋儒之學不專在經，文史百家之業(yè)與經學并盛，故可謂至宋儒，乃成為一種新儒學，經學僅占其一部分。抑且漢唐儒經學之成績，主要在章句注疏，宋儒經學，不拘拘在此，重要在創(chuàng)新義，發(fā)新論，亦可謂宋儒經學乃是一種新經學。朱子治經，承襲北宋諸儒，而其創(chuàng)新義，發(fā)新論，較又過之。然朱子亦甚重漢唐經學之傳統(tǒng)。
朱子極重視注疏，其早年為《論語訓蒙口義》，即曰：
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后會之于諸老先生之說，以發(fā)其精微。
此則自始即以會通漢唐經學于當時新興理學家言為幟志。直至其最后《論》《孟》集注、《中庸章句》成書，此一幟志終亦不變。朱子又曰：
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
理學家風氣，正在要論道，朱子將論道與解經分開，最為明通之見。不僅以此矯北宋諸儒之病，更要乃在矯當時理學家之病。
朱子于漢唐儒最重鄭玄，曾曰：康成也可謂大儒，考禮名數大有功。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注。其弟子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又曰：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擺脫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后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不可不戒。
又論《中庸》至誠無息一段，謂諸儒說多不明，只是古注好。
鄭氏說有如是廣博，知是深厚，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
朱子之于鄭氏，其推尊如是。其解《中庸》至誠不息一段，盡棄當時理學家言，單采鄭說，可謂是只眼孤明，迥出尋常。晚年修禮書，有曰：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現成，卻覺不甚費力。又屢告其及門同預纂校之役者必注意注疏，奉為根據。
朱子重鄭玄外亦重馬融，并亦推重其他諸家。
有曰：
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又曰：
后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又曰：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
雖專反鄭玄如王肅，朱子亦有推許，此與后世之專一尊鄭媚鄭者，意趣亦復大異。
然朱子于古注，亦非一味推尊。嘗曰：
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又曰：
古來人解書，只有一個韋昭無理會。
又曰：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朱子論經學，既重注疏，亦重專家與師說。嘗曰：
圣賢之言，有淵奧爾雅，不可以臆斷。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見聞所能及。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但其守之太拘，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氣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茍偷，學無宗主。注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以意扭捏，妄作主張。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
然朱子意中所謂家法，亦不專限于漢儒。又曰：
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栻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
是朱子于經學，雖主以漢唐古注疏為主，亦采及北宋諸儒，又采及理學家言，并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其意實欲融貫古今，匯納群流，采擷英華，釀制新實。此其氣魄之偉大，局度之寬宏，在儒學傳統(tǒng)中，惟鄭玄差堪在伯仲之列。惟兩人時代不同，朱子又后鄭玄一千年，學術思想之遞衍，積愈厚而變益新。朱子不僅欲創(chuàng)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fā)展出一番新理學。經學與理學相結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學庸羽翼孔門論語之傳，而使當時儒學達于理想的新巔峰，其事尤非漢唐以迄北宋諸儒之所及。故謂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學之大成，其言決非過夸而逾量。
今就朱子所舉宋代經學名家，其中理學家，僅伊川橫渠兩人，而濂溪明道皆不列。程張以下，僅列楊時呂大臨，其他理學家亦不得與。可見當時理學家之于經學，在朱子意中，實多淺嘗，非能深涉。厥后顧炎武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所得理學哉，此言亦恐不為朱子所首肯。而當時理學家謂二程直得孟子不傳之秘，于漢唐以下經學，擱置一旁，不加理會，斯亦決非朱子所同意。
朱子又不僅于經學如此，嘗謂：
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此乃朱子之自信語。亦是朱子確曾下過工夫，故能有此自信。可見朱子于各家說莊老者，亦曾博觀縱覽，乃欲以解經方法來解子，解莊老二書，運用純客觀方法，以求發(fā)得莊老二書之本義與真相。惟因精力不敷，興趣不屬，乃置而不為。其實朱子之解濂溪《太極圖說》與《通書》，以及橫渠之《西銘》，其所運用之方法，亦是一種解經方法。朱子至友如張南軒，亦謂朱子句句而解，字字而求，不無差失。蓋當時理學界風氣，讀書只貴通大義，乃繼起立新說，新說愈興起，傳統(tǒng)愈脫落。此風在北宋諸儒已所不免，而理學家尤甚。即南軒亦仍在此風氣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創(chuàng)新義，一面又最能守傳統(tǒng)。其為注解，無論古今人書，皆務為句句而解，字字而求，此正是漢儒傳經章句訓詁工夫，只求發(fā)明書中之本義與真相，不容絲毫臆見測說之參雜。此正是經學上傳統(tǒng)工夫。明得前人本意，與發(fā)揮自己新意，事不相妨。故經學之與理學，貴在相濟，不在獨申。合則兩美，分則兩損。朱子學之著精神處正在此。
以上略述孔子以下迄于朱子儒學傳統(tǒng)之流變，及朱子之所以為集儒學之大成者，大體竟。下當轉述朱子本人學術思想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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