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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徒屬
西周春秋時期，貴族顯貴家族下面團聚著他們的族人。這些貴族是剛剛從氏族貴族演化出來的，他們和同族成員間還有著很強的血緣關系。貴族依靠同族成員的支持，在政治斗爭中才有力量；同族成員依靠同族貴族的維護，取得政治經濟利益。他們是存亡、禍福與共的關系，因而他們團聚在同族貴族的周圍。
除去同族成員以外，在這些大小貴族的身邊還團聚著一群依附于他們的人口。他們被稱作人鬲、臣、隸、私屬、私徒。西周一般稱為人鬲、臣、隸，春秋稱為私屬、私徒，或徒。
西周早期，貴族屬下的人口稱為臣、鬲，有時也稱作人鬲，其來源多是上一級大貴族賜給的。金文中多有錫（賜）臣、錫人鬲或鬲的記載，如：
令尊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令簋）
王曰：……余其舍女（汝）臣十家。（令鼎）
王曰：“盂，……錫女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女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大盂鼎）
王令曰：……錫臣三品，州人，●蠢人，◆人。（周公簋）
伯氏曰：不■，……錫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遂乃事。（不■簋）
候錫者▲臣二百家劑。（麥尊）
王若曰：克，錫女井家▼田于[田允]，以◇（厥）臣妾。（大克鼎）
如果不把“錫”簡單的釋為賜，又不把近代觀念舉凡能賜給【54】別人的東西必須是自己的財產的觀念加在古人身上，就很難一一肯定的說這些銘文中的臣都是奴隸。對奴隸、農奴、自由民等都給以嚴格的定義，這是近代的事。在古代，沒有這么清楚的區(qū)分。在同一個人身上，可能同時具有奴隸和農奴兩種屬性，也可能今天由于他的工作地位、性質而奴隸性強些，明天又變成農奴性質強些，后天由于工作變化而奴隸性又強了。在同一個大名之下，他們的身分地位也不盡相同。前面說到過錫人，邦司王臣、馭、庶人的身分地位就不一樣。臣，也是如此。在上引幾條金文中，很難說臣因賜而就一定是奴隸，他也可能是農奴或別樣的依附民。
我們研究古代社會，對原始社會解體、階級社會出現(xiàn)時期的階級分化，有時講的太絕對化了。好像這時期出現(xiàn)的階級就只有奴隸主和奴隸。歷史并不如此簡單。現(xiàn)在對世界各國各民族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階級分化的初期，出現(xiàn)的階級形態(tài)是相當復雜的。民族間的征服和被征服常使復雜更加復雜。由于當時的野蠻性，他們對被征服者說殺就殺，不殺，待遇就可以有三六九等，有的地位高些，有的低些。他們有各式各樣的奴隸，有各式各樣的依附人口乃至農權。古代希臘，在它們進入階級社會時就有被保護民、六一漢、邊民、黑勞士。這種復雜情況，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少數(shù)民族中還是存在的。解放后，對西南地區(qū)一些少數(shù)民族以及藏族究竟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的劃分，就很費了一番腦筋，原因就在很難區(qū)分那里的人民是奴隸還是農奴。既然難于區(qū)分，最好是實事求是，把真像講清楚就是了，不必一定把它放進那一個框框里頭去。
馬克思說：“現(xiàn)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間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fā)展起來的對立。（見《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1卷第70頁）。馬【55】克思這段話，是應該引起我們深思的。不能武斷的說：在原始社會解體階級分化中只出現(xiàn)奴隸主和奴隸階級。在出現(xiàn)奴隸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農奴。兩者都是在民族征服中產生的。自然，它的產生是以生產力的發(fā)展有了剩余勞動可供剝削為前提條件的。
周初，身分性格還比較混然的臣、隸等，后來就慢慢向兩條道上演化。一條道向依附民、貴族私屬上演化，一條道向奴隸上演化。這里，且按下奴隸、隸臣妾下節(jié)再講，先講貴族依附民即私徒屬。
《左傳》里關于貴族的私徒屬的記載是非常多的，有時被稱為徒、屬、屬徒、私屬等。他們可以概括為私徒屬。
僖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文公二年，“（狼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宣公十二年，“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宣公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襄公十年，“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哀公十四年，“（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貴族的私屬徒，人數(shù)相當多。吳貴族王孫彌庸，有“屬徒五千”（《左傳》哀公十三年）。吳與越戰(zhàn)，彌庸率屬徒攻越師。晉郤至（克）請以其私屬伐齊。齊是大國，他敢要求以私屬伐齊，他的私屬也一定不少。《國語·晉語十四（八）》就說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56】
私屬徒雖然都是貴族屬下的人，也可以說是貴族的依附民，但他們，或者說他們中有些人身分并不低下。請看《左傳》哀公八年一段話：“（吳王）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踴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微虎的私屬徒中有孔子的大弟子有若，有人對季孫稱這些人為“國士”，明確說明他們的身分不低。
春秋時期，貴族的私人，于徒、屬、私徒屬等名稱外，也被稱作臣、隸，他們自己也自稱臣、隸。例如《左傳》：
成公十七年，“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后。”
襄公十年，“晉荀偃、土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戍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葷重如役。”
襄公二十三年，“欒氏之力臣督戎，國人懼之。”
襄公二十八年，“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尸崔杼于市。”
襄公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zhí)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定公九年，“（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鮑國）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
哀公十四年，“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57】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汝，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shù)人，何盡逐焉？”
這里的隸和臣都不是奴隸而是私屬。鮑國從齊國跑到魯國時，原為施氏臣，后來他說到此事時卻是說“臣嘗為隸于施氏”。為臣為隸的人，可以為宰。宰有百室之邑，已是個小貴族了。為臣為隸的人，遇有機會可以升為大貴族，鮑國回到齊圍后，就被立為鮑氏后，為齊國的卿大夫。這些史實反映，貴族屬下的私屬是從臣、隸演化而來的。
貴族的私屬徒有忠于貴族主人的義務。這是君臣大義，所謂“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左傳》莊公十四年）。貴族和他的私屬，也是君臣關系。家臣的主人，就是家臣的君。主人要因罪叛國逃亡，臣有跟隨逃亡的義務。晉國貴族欒氏作亂失敗，欒懷子出奔楚。“執(zhí)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zhí)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zhí)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zhí)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國語·晉語十三（八）》）。晉國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執(zhí)之。“晉侯執(zhí)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晉殺祁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祁盈的臣就稱祁盈為君。臣對君要忠，否則就要受譴責。齊國子我與陳成子斗爭，子我失敗。子我的臣大陸子方出逃時，陳成子的族人陳逆、陳豹要給大陸子方以援助，子方拒絕接受，說：“逆為我請，豹與我車，余有私焉。【58】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見魯衛(wèi)之士！”（《左傳》哀公十四年）。有私就不忠，不忠就要受魯衛(wèi)之士的譴責。
貴族的家臣，只能盡忠于他的主人，而不能忠于更高一級的諸侯國君。《左傳》昭公十四年載有這樣的事：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讀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志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費是季孫氏的封邑，南蒯是季孫氏的費邑宰，是季孫氏的家臣。南蒯說的“臣欲張公室也”，是指的魯君。子韓皙卻罵他“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子韓皙是當著齊景公的面，罵南蒯家臣而欲張公室是犯大罪的，可知這在當時是大道理。景公明知南蒯反對的是季孫氏，卻也給他開玩笑，說他是“叛夫”！沒有因為他張公室而聯(lián)系自己有所感慨。
私屬徒必須對貴族主人盡忠，似乎還有一種策名委質的形式。《國語·晉語》，晉中行穆子伐狄，俘鼓子宛支，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夙沙釐違令攜帶家屬妻子隨行，軍吏執(zhí)之。他對中行穆子說：
“臣委質于狄之鼓。……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
私屬徒要對主人盡忠，必要時為主人死，這在當時是必須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是習慣法。《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崔杼殺齊君后，齊大夫“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孥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的義也。與之皆死。”宰，是申蒯的家臣、【59】私屬，要為主人盡忠而死。
貴族私屬徒中的下層，依附關系是更強一些的。《管子·立政篇》：“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譙，責讓也）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春秋時，已有隸農。隸農大約是私屬徒中的下層。他們是農業(yè)生產勞動者。他們的勞動收獲，大約是全都交給主人，主人則供給他們衣食和生活費用。《國語·晉語七》載：晉國史蘇對里克說：“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餉，為人而已。”史蘇所說君夫人指獻公夫人驪姬。驪姬害太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想著立她生的兒子奚齊。史蘇的意思是：驪姬不過瞎忙活，到頭來不過為他人作嫁衣裳，就像隸農勤墾種地，為人而已，自己得不到。
這就是西周春秋時期貴族屬下人口的情況。在金文和文獻中，他們稱作臣、隸、私屬徒。他們中間有小貴族，有自由民，有依附民。西周早期，依附民和奴隸的區(qū)分不明顯，很難說這時期的臣是奴隸，是依附民，還是農奴。春秋時期，貴族屬下人口的身分逐漸鮮明。一部分仍保持臣和隸的名稱，更多的稱為私屬徒。他們和貴族主的關系是依附關系，是君臣關系，但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自由民身分。這種依附，是屬的性質，還不都表示身分的低賤。好有一比，現(xiàn)代軍隊中下級是隸屬上級的，但下級軍官身分并不低賤。
西周春秋時期，貴族和私徒屬的關系很有點封建關系。一些歷史學家持西周封建說，這是他們很重要的論據(jù)。我的想法是：這是各民族的歷史上氏族社會解體向早期國家過渡時期常常出現(xiàn)的階級關系。正像馬克思所說的，“現(xiàn)代的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對抗，這些對抗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的發(fā)展起【60】來。”農奴制、依附關系在這時期出現(xiàn)，是歷史的正常現(xiàn)象。古代日耳曼人，正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帶著這種關系進入羅馬社會，而發(fā)展為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日耳曼人的奴隸制沒有發(fā)展就進入封建社會了。但日耳曼人未進入羅馬社會之前，我們最好說它雖然出現(xiàn)了一些像馬克思說的依附關系、護從制等，而不是封建社會。
對西周春秋的私徒屬，我們最好也這樣處理，雖有依附關系但不是封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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