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第二章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詩文
第一節(jié) "詩界革命"和黃遵憲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同世紀末（同、光），中國資本主義開始有了初步的發(fā)展。同時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失敗后，徹底暴露了清王朝腐朽無能，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在這個政治經(jīng)濟的新形勢下，中國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思潮，逐漸形成了一個相當廣泛的政治和文化運動。一八九八年（戊戍）的變法維新，就達到了這一運動的頂點。作為改良運動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就是詩歌改良運動，就是梁啟超等所謂"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的發(fā)生，是改良運動的需要，也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進一步的發(fā)展。在戊戍變法前一兩年，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并試作"新詩"。"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三言不識乃雞鳴，莫共龍蛙爭寸土"：這就是譚嗣同所自喜的"新學之詩"。喀私德Ｃａｓｔｅ的譯音，指印度社會的等級制；巴力門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的譯音，的譯音，英國議院名；龍指孔子教徒。可見這時所謂"詩界變革"或"新詩"，確如梁啟超所批評，只是"頗喜ㄎ侈新名詞以自表異"。但詩界這種嘗試，反映了人們對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試圖解決詩歌如何為改良運動服務(wù)的問題，還是有一定意義的。戊戍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在日本著《飲冰室詩話》，繼續(xù)鼓吹"詩界革命"。他批判"以堆積滿紙新名詞來革命"的詩風，認為"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茍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這是詩界革命"的一個發(fā)展，它要解決的雖然仍是詩歌如何為改良運動服務(wù)的問題，但它卻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一個概括和理想。 在改良運動中，最早從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給"詩界革命"開辟道路的是黃遵憲。他是梁啟超極力贊揚的"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也是龔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個詩人。
黃遵憲（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字公度，廣東嘉應(yīng)州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從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中式順天鄉(xiāng)試舉人，旋為駐日本使館參贊，到一八九四年為新嘉坡總領(lǐng)事，先后在國外十六七年。在長期的外交活動中，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文化和科學文明所吸引，思想和創(chuàng)作都起了深刻的變化。最初他認為中國再不能閉關(guān)自守，應(yīng)了解并學習日本的變法維新，這就是他著作《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的由來。后來他任美國舊金山總領(lǐng)事， 看穿了美國選舉總統(tǒng)所謂"民主"的丑劇，作《紀事》，給以有力的嘲笑和批判。但他不可能認識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zhì)，在任駐英國使館參贊時，卻又羨慕英國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并終于樹立了"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的改良主義的政治思想。從新嘉坡回國后，他在上海參加了以康、梁為首的"強學會"，創(chuàng)辦《時務(wù)報》；又到湖南助陳寶箴創(chuàng)行新政，提倡變法。戊戍政變后，遂隱居鄉(xiāng)里，以詩人終。倔是一個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積極活動家，也是一個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企圖改革腐朽內(nèi)政，挽救民族危機的愛國者和詩人。"窮途竟何世，馀事作詩人"。黃遵憲不甘以詩人自命，是有他更大的政治抱負的。他對梁啟超說自己作詩是"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從這種丑惡出發(fā)，他在詩創(chuàng)作上也提出比較進步的主張。早在他二十一歲時作的《雜感》詩里即反對傳統(tǒng)詩壇的擬古主義："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jīng)學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并提出"我手寫我口流涎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爛斑"的現(xiàn)實主義觀點，"有別創(chuàng)詩界之論"。后于倫敦使署作詩集自序，他要求"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即要求詩要為事而作，反映現(xiàn)實生活和斗爭；要表現(xiàn)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擬古人，因為"今之世異于古，則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進一步明確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但在表現(xiàn)方法上，他卻主張利用古人優(yōu)良的藝術(shù)傳統(tǒng)，力求變化多樣："一日復(fù)古人比興之體；一日以單行之神，運俳偶之體；一日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龔其貌；一日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對于材料語言，他認為要盡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歷史語言資料，并結(jié)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從而創(chuàng) 造那"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為我之詩"。他說："風雅不亡由善變，光豐之后益矜奇。"他的詩論主張表現(xiàn)了變古革新的精神，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表現(xiàn)了"新派詩"的風貌。黃遵憲的詩，反映了新世界的奇異風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開辟了詩歌史上從來未有的廣闊的領(lǐng)域。"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風波民；百年過半洲游四，留著家園五十春"（《己亥雜詩》）。時代變了，生活變了，接觸了新世界，就給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源泉、新意境。有名的《今別離》四首，歌詠輸船火車、電報、照相片、東西半球晝夜相反四事，確實給詩界帶來了新氣息。別腸轉(zhuǎn)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中心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并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不？所愿君歸時，快乘輕氣球。──其一，詠輸船火車這類詩，寫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表現(xiàn)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種有歷史意義的創(chuàng)造。他寫新世界的景物，如《八月十五夜大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即景抒情，奇境獨辟，廣闊的眼界和胸襟銷融了向來旅客所慣有的孤獨情緒，也是近代社會生活巨大變化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他時刻關(guān)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描寫了一系列的重大歷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表現(xiàn)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逐客篇》寫美帝國主義掠奪我國廉價勞動力去開發(fā)美國，"蘭縷啟山林，丘墟變城郭"，而后又百般地虐待華僑，驅(qū)逐華工。詩人憤慨地寫道："鬼蜮實難測，魑魅乃不若，豈謂人非人，竟作異類虐！"《馮將軍歌》模仿《史記．魏公子列傳》不斷重復(fù)"公子"的手法，全詩連續(xù)用"將軍"的稱呼，熱情地歌頌?zāi)昀系鸟T子材英勇地抗擊法國侵略軍的光輝戰(zhàn)績，并希望繼起有人，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命運：
"得如將軍數(shù)十人，制梃能撻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鳴呼安得如將軍！"
《度遼將軍歌》揭露湖南巡撫吳大徵在中日戰(zhàn)爭的可恥失敗：
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禽萬戶侯，豈謂區(qū)區(qū)不余畀？將揮慷慨來度遼，揮鞭躍馬夸人豪。平時搜集得漢印，今作將印懸在腰。將軍鄉(xiāng)乾曾乘傅，高下句驪蹤跡遍；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膽顫。自從弭節(jié)駐雞林，所部精兵皆百煉；人言骨相應(yīng)封侯，恨不遇時逢一戰(zhàn)。雄關(guān)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槍法，煉目煉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祖壁未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烽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為我勒碑銘燕然。么麼鼠子乃敢爾，是何雞狗何蟲豸！會逢天幸遽貪功，它它籍籍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顏行聊一試。待彼三戰(zhàn)三北余，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zhàn)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棄官脫劍無人惜，只幸腰間印未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復(fù)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幕僚步卒皆云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圖鼎鐘搜篋價猶值千萬。聞道銅山東向傾，愿以區(qū)區(qū)當芹獻。藉充歲幣少補償，毀家報國臣所愿。燕云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忽憶遼東浪死歌，印兮印兮奈爾何！
詩人把無比的憤怒變?yōu)槔渚闹S刺，通過對這位愚昧無能而狂妄自大的"將軍"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將帥們的昏庸腐朽。隨著中日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失敗和清廷的喪權(quán)辱國，他寫了《哀旅順》、《臺灣行》等一系列敘事詩。詩人的愛國熱情始終是昂揚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敵情緒。這實際是有組織的一篇長詩，分為二十四章，每章未字連綴起來，成為"鼓勇同行"，敢戰(zhàn)必勝，死戰(zhàn)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強我國權(quán)"六句戰(zhàn)斗口號。例如《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炙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阿娘牽裾密縫線，語我毋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辮，瀕行手指面：敗歸何顏再相見，戰(zhàn)戰(zhàn)戰(zhàn)！戟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鳴笳呼斬將，擒王手更癢。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靡肩，前前前！
梁啟超說"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可想見它對當時讀者的鼓舞力量。又曾作《幼稚園上學歌》十章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教育少年兒童的愛國思想，情調(diào)與此相近。戊戍變法失敗后，他帶著悲憤的心情作《感事》詩，揭露頑固派的殘酷愚昧，悼念維新黨人的橫遭斥逐，或慘被殺害。但他堅信中國未來的政治趨勢必然要經(jīng)過"變從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己亥雜詩》中，他寫道：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讠僉，手書心史井函中。他所希望的"大同"實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
黃遵憲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現(xiàn)實主義的。他系統(tǒng)地具體地記錄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嚴重危機和主要矛盾。他的詩有"史詩"之稱。他知識廣博，當時所謂新學和新世界的見聞，以及傳統(tǒng)的歷史文化，無不用來作詩，他的作品多宏篇巨制，給人一種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覺。在手法上，他努力使傳統(tǒng)的詩歌形式與新內(nèi)容諧和，使嚴整的韻律與散文化的筆法諧和，使"流俗語"、新名詞與舊格調(diào)諧和，因而他確實創(chuàng)造了"舊風格含新意境"的詩，成為"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
但黃遵憲詩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因為要保存舊風格，就不得不保存舊形式，極力運用舊典故、舊語詞，舊句法。因而詩體就不能徹底解放，成為真正的"新詩"。他的若干"史詩"相當難讀，實由于擺脫傳統(tǒng)束縛不夠，用典過多，幾乎無一字無來歷，顯然和"同光體"的影響有關(guān)。當然，在思想內(nèi)容上，對帝國主義的兇惡本質(zhì)，以及改良派所幻想的西文資產(chǎn)階段國家的民主制度的虛偽性等等，認識上存在著很大局限，固不必說，即對清王朝的腐朽罪惡的揭露也還不夠深廣。他的詩表現(xiàn)著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
第二節(jié) 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作家
改良運動代表當時新興的上層資產(chǎn)階段的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尖銳的階段矛盾的形勢下，它得到許多人贊成和擁護，因而形成了一個相當廣泛的群眾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等就是這個運動的代表人物。
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他出身于士人和官僚的家庭；早年受學于同縣理學儒朱次琦，后來在龔、魏以來"今文派"經(jīng)學和西文資產(chǎn)階段"新學"的影響下，不斷講學、著書，并上書請變法，成為九世紀后二十年代中國政治學術(shù)界一個特出的思想家和活動家，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戊戍變法失敗后，日趨反動，文學也絕少可取。
康有為的文學活動，主要是詩的創(chuàng)作。"竟境幾于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他的詩主要成就在于反對吟風弄月的詩風，而以詩反映重大時事和改良運動，在創(chuàng)作傾向上和黃遵憲有其一致之處。如一八八八年（光緒十五年），他第一次上書良變法未得上達，次年出京，作《出都留 別諸公》五首，其一云：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懷抱芳馨成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里。眼中戰(zhàn)國成爭鹿，海內(nèi)人才孰臥龍？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對國家危亡的命運，表現(xiàn)得十分關(guān)切，志氣豪邁，躍躍欲試。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步步進逼和改良運動的日益發(fā)展，他寫了不少詩歌，為現(xiàn)實政治斗爭服務(wù)，如《東事戰(zhàn)敗，聯(lián)十八省舉人上書，......》等。但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卻和黃遵憲的有所不同。他在戊戍變法前寫的許多詩人抵直抒懷抱，不作具體描寫，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表現(xiàn)一種飛動的氣勢和沖破約束的解放精神。它們的特點是想像奇特，文辭瑰麗，頗受龔自珍的影響。
康有為的散文，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或散行，或駢偶，無視傳統(tǒng)古文的程式，實開梁啟超"新文體"的先路。
梁啟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他是康有為的弟子，是資產(chǎn)階段改良運動杰出的宣傳家。戊戍變法前，他曾和康有為聯(lián)合各省舉人上書請變法，領(lǐng)導(dǎo)京師和上海的強學會活動；旋又和黃遵憲等在上海創(chuàng)辦《時務(wù)報》，著《變法通議》，主張"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fā)民權(quán)論"；后又主講長沙時務(wù)學堂，"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他的宣傳活動，對改良運動的發(fā)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戊戍變法失敗后，倔流亡日本，和康有為組織保皇會；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志，堅持改良主義立場，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對資產(chǎn)階段民主革命的反動道路，但他同時努力于西方社會科學的介紹，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shù)思想和整理和歷史文化的研究，對動搖舊思想、舊文化，傳布新思想、新文化，也起了廣泛的影響和一定的積極作用。
梁啟超對晚清文學有多方面的影響。他提倡"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這對傳統(tǒng)詩壇的沖擊和"新派詩"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以及小說地位的提高和創(chuàng)作的繁榮，均起了促進作用。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梁啟超也作過多方面的努力。他曾用小說戲曲表現(xiàn)"新理想"，雖沒有什么成就，還是有意義的嘗試。他作詩較晚，存 的也不多，絕大部分是流亡國外的作品。"吾愿爾為我一聲轟轟振天地，叱姹淋漓走魑魅，黨破群聾起沉睡"（《雷庵行》）；"乘桴豈是先生志，銜石應(yīng)憐后死心"（《澳亞歸舟雜興》）；"是處無衣搜杼軸，幾人鬻子算租庸"（《歲暮感懷》）：這些篇章揭露阻撓變法的頑固派，抒發(fā)被迫流亡的憤慨，反映日益深重的民生疾苦和民族危機，以及《愛國歌四章》、《讀陸放翁集》等鼓勵愛國主義，都有一定的意義和影響。在風格上，他確實努力于打破傳統(tǒng)形式，自由抒寫，走向散文化，運用新思想、新知識、新名詞和口語入舊體詩，表現(xiàn)一種樂觀主義、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梁啟超在文學上的努力以散文為最著名，影響也最大。他自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的束縛，自求解放，"務(wù)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別具一種魔力"。因而風靡一時，"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清代學術(shù)概論》）。梁啟超的新體散文，對一切傳統(tǒng)古文是一次猛烈的沖擊，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他在一九○○年作的《少年中國說》是一篇典型作品。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jīng)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jīng)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茍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茍且也，故 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這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為澤，少中長江之初發(fā)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宣然。
這篇散文極力歌頌少年的精神作用，不嫌反復(fù)強調(diào)，淋漓盡致；運用語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力求表這的明白無礙。這種文章是王韜、馮桂芬以來進步散文進一步的發(fā)展，是適應(yīng)改良運動宣傳需要的產(chǎn)物。 梁啟超充分地發(fā)揮了散文的宣傳教育作用，使散文成為政治斗爭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雖有重迭過甚不免贅累的缺點，但就形成風格和社會影響來說，確實代表著散文發(fā)展的一個新的階段。
譚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復(fù)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在改良主義思潮的激蕩下，成為一個最邀進的思想家和活動家。他的思想，以《仁學》為結(jié)晶，呼喊沖塊一切網(wǎng)羅，表現(xiàn)了要求個性解放，斷然與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徹底決裂的精神；他的活動也充滿著勇敢戰(zhàn)斗、自我犧牲的堅強意志，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啟超《戊戍政變記．譚嗣同傳》）！在戊戍政變中從容就義。在文學上，譚嗣同也是一個勇猛的革新者。他的詩有廣闊的漫游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懷抱的基礎(chǔ)，一般格調(diào)嚴正，感情真摯，志趣豪邁。《兒纜船》、《六盤山轉(zhuǎn)鑲謠》等作同情人民的苦難，直抒所見，感慨宏深，沖了舊形式的束縛。一些寫景抒情詩，如《崆峒》：斗星高被眾峰吞，莽蕩山河劍氣昏。隔斷塵寰云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松霄漢來龍斗，石負苔衣挾獸奔。四望桃花紅滿谷，不應(yīng)仍問武陵源。境界恢廓，描摹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滿著積極精神。后來他熱心于"新學"，努力作"新詩"，雖然只是"ㄎ扯新名詞"，但也表現(xiàn)著大膽革新、勇于創(chuàng)造的精神。譚嗣同的散文，最初學桐城派，"刻意規(guī)之數(shù)年，久自以為是矣"。后來"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嗜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之文"。并且認為"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實際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駢、散絕對分界的局限，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新體散文。他的散文內(nèi)容充實，句法謹嚴整潔，絕少浮詞累語，有駢文的影響。他熱情歌頌"報章文體"，又曾運用口語的自然句調(diào)編寫南學會講義，均可見其勇猛 革新，傾向散文的通俗化，社會化。
嚴復(fù)（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字幾道，福建侯官人。他出身于貧苦家庭，早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shè)的船政學堂，學海軍，后又留學英國，所受西方資產(chǎn)階級政治和文化的影響較深。中日戰(zhàn)爭后，他猛烈攻擊君主專制，提倡西方資產(chǎn)階級 民主，猛烈攻擊八股文和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等封建思想，提倡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新學"即社會科學；同情維新派，憎恨頑固派：因而成為改良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向西方尋求真理，輸入新學，具有資產(chǎn)階級民主啟蒙思想的思想家和宣傳家。在戊戍變法前，他寫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政論文，表現(xiàn)了他的先進思想和愛國熱情，作風平實，不事夸飾。而反復(fù)申述，有脫服力量。他作詩不多，在戊戍變法失敗后所寫的《戊戍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痛惜"六君子"的犧牲，有進步意義，詞不迫切，而真摯動人。嚴復(fù)最著名的以謹嚴的古文翻譯西力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科學，成為別具一格的散文。他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一時起了極其廣泛的影響，不僅由于它的思想新愿，給當時的文化知識界，介紹了"進化論"，敲起了救亡的警鐘，而且和他"一名之立，句日踟躕"的譯文，也有極大關(guān)系。這時古文的勢力還大，還是文化知識界交流思想一種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恫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jīng)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 ──《天演論．察變第一》
這是意譯，他避免"生吞活剝"，把原文的一節(jié)，擴充為一篇，"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內(nèi)容全新，而行文"古雅"，在當時文壇上確乎耳目一新。他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雅即指文體說。他認為翻譯"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寫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的文字則求達難"。但他過于迷信古文的表達作用，后來翻譯《原富》，遭到梁啟超的批評，以為"其文章太務(wù)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他卻辯護說："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可見他翻譯西方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著作，只是為了少數(shù)"多讀古書之人"，而不是為了廣大的社會群眾，反對散文的通俗化、社會化。
同時林紓（１８５２～１９２４）以翻譯西方資產(chǎn)階級小說著名。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侯人。他于光緒八年（１８８２）中舉后，就專心學習桐城派古文。戊戍變法前作的《新樂府五十首》，如《興女學》、《破藍衫》等，贊揚新學，攻擊科舉制度，表現(xiàn)了維新派的立場。戊戍前后，他和懂得西文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后，打破中國傳統(tǒng)言情小說的格局，自謂"凄惋有情致"，一新文壇耳目，得到廣大讀者的贊揚。后來他陸續(xù)翻譯英法國等小說，竟達百數(shù)十種之多。在一些譯作的敘跋里，可以看見這時的林紓，迫于亡國之禍，向往新學，激勵國人，表現(xiàn)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如他在《黑奴吁天錄跋》里說："余與魏君（易）同譯斯書，非巧于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又說："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人人既蠲棄故紙，勤求新學，則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這一助。"林紓的翻譯小說，適應(yīng)改良運動的需要，不僅增長了文化知識界對外國的政治、社會以及世情風習的了解，而且也擴大了當時文壇的眼界，它對二十世紀初至"五四"以后的中國文學特別是譯作小說的發(fā)展，也起了一定的影響。不過由于林紓不懂原文和選擇不精，所譯不免有許多錯誤或無甚意義，在表達形式上又受古文的束縛，這就使他的大量譯作達不到應(yīng)有的、更加廣泛的作用。
改良派作家這時還有蔣智由（？～１９２９，字觀云，浙江諸暨人）、丘逢甲（１８６４～１９２４），字仙根，號倉海，臺灣人）等。蔣智由是梁啟超所謂"近世詩界三杰"之一。他在戊戍政變后作的一部分詩，歌頌新學，要求變革， 發(fā)抒了理想和懷抱。但風格上的特點并不顯著。丘逢甲是甲午戰(zhàn)爭時曾在臺灣組織抗日軍，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的人物。梁啟超亦推為"詩界變革一鉅子"。他的大量詩篇，反復(fù)地表示了他對清王朝腐朽無能、割地辱國的無限憤慨和念念不忘收復(fù)國土、報仇雪恥的信心。他的詩集中地反映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作風明朗自然，強悍有力。丘逢甲的詩，就其愛國主義的思想內(nèi)容看，是一種"新派詩"，并不僅如梁啟超所謂"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輕見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
第三節(jié) 宋詩派及其他詩文流派
由于改良運動對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沖擊力量的不足，隨著新派詩、新體文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各種腐朽的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詩派、文派，也爭立門戶，愈來愈多。勢力最大的是宋詩派，即所謂"同光體"詩人。這是宋詩運動的一個掙扎。代表作家有陳三立、陳衍等。
陳三立（１８５２～１９３６），字伯嚴，江西義寧（今修水）人。倔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兒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創(chuàng)行新政，提倡新學，積極支持改良運動。戊戍變法失敗后，遂從潮流中退出來，以詩自慰，"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詩，最初學韓愈，后來學黃山谷。他代表所謂"生澀奧衍"的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澀"，反對"紗帽氣"、"館閣氣"。"詩界革命"的倡導(dǎo)者如梁啟超等對他的詩也都非常傾倒。梁啟超說："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Ο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就這個時期看來，官僚士大夫?qū)ΜF(xiàn)實社會運動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感慨，運之以生硬晦澀的造詞遣意，就是陳三立的詩。如一九○一年作的《遣興二首》，其一云：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正有江湖魚未膾，可堪簾幾鵲來喧！嘯歌還了區(qū)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我自成虧喻非指，筐床芻豢為誰存。這種感傷無力、曲折隱晦的詩對那些失望頹喪的士大夫的別個一種頗耐咀嚼 的滋味的。
陳衍（１８５８～１９３８），字叔伊，號石遺，福建閩侯人。他曾參加兩湖總督張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詩派詩論家和詩人。他宣稱："時既非天寶，位復(fù)非拾遺，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覽詩。"陳衍詩中誠然有很多枯燥無內(nèi)容的游覽詩，但并不是絕對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戰(zhàn)即君子，伏闕動萬言，蹙國日百里。"這顯然是對當時救亡圖存的改良運動的誣蔑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現(xiàn)實，對抗拒新潮流的反動實質(zhì)。他的詩一般枯淡迂緩，毫無生氣。沈曾植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間作詩即被陳衍推為"同光體"之魁杰。后被張之洞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與陳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險奧聱牙"的"同光體"。所謂 "同光體"，照陳衍的說法，就是"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韓蘇黃力模仿對象的宋詩運動的發(fā)展。由于他是一個"博極群書，熟悉遼金元史輿地"的考據(jù)家，"愛艱深，薄平易"，他的詩極力搬運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讀。他的詩是脫離現(xiàn)實，以故紙材料作詩的典型作品。
此外，有以王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王運（１８３２～１９１６）是一個著名的擬古大家，詩與駢文均以模擬漢魏六朝為準則。他公然宣然自己詩是"雜湊摹傲"的。他以為模擬古人詩，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因此他的模擬古人詩，實際只是脫離現(xiàn)實、自我麻醉而已。這是一個極端腐朽的古董詩派。又有以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易順鼎（１８６２～１９２０）為代表的中晚唐詩派。他們的詩大都以對仗用事為能，玩弄艷麗詞麗，實已腐朽下流不堪。還有李慈銘（１８２９～１８９４，字愛伯，號莼客，浙江會稽人）不名一派，自稱"大家"。他模擬的對象很廣，作詩甚多，除少數(shù)風土景物小詩偶然可觀外，絕大部分是一個悠游自得的封建士大夫庸俗生活的紀錄，他同樣代表著一個脫離現(xiàn)實社會內(nèi)容的腐朽詩派。總起來看，在新派詩發(fā)展的同時，在垂死的傳統(tǒng)詩壇上，各式各樣的腐朽詩派也活躍并囂張起來，他們爭奇斗異，甚至有時互相攻擊，各不相干，實際他們一樣無視現(xiàn)實，完全與時代背道而馳，是晚清詩壇的一股逆流。
桐城派古文在曾國藩的"中興"勢力影響之下，這個時期依然繼起有人，以黎庶昌、吳汝綸等為最著名。他們大抵拘守桐城派家法，置現(xiàn)實于不顧，當然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詞則常州派還表現(xiàn)一時之盛。譚獻（１８３１～１９０１，字仲修，號復(fù)堂，浙江仁和人）、王鵬運（１８４８～１９０４，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廣西臨桂人）朱孝臧（１８７５～１９３１，字古微，號漚尹，又號︹村，浙江歸安人）、況周頤（１８５９～１９２６，字夔笙，號蕙風，廣西臨桂人）等都是代表作家，以朱孝臧為著名。他們的詞一般只以模擬為能事，沒有跳出傳統(tǒng)的窠臼，內(nèi)容絕少可取。朱孝臧有些反映現(xiàn)實的作品，隱約深穩(wěn)，令人莫解。常州詞派發(fā)展到晚清，實際已走上極為狹小的道路，成為封建文士消遣時日、感嘆生平的古董玩具。但在詞學的整理研究上，他們大都有一定的成績。譚獻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王鵬運匯刻《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梭刻唐宋金元人詞百六十余家為《︹村叢書》；況周頤有專著《蕙風詞話》：他們集中了大量的詞學遺產(chǎn)，對詞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是這種整理研究的風氣下的產(chǎn)物。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