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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中國教育學
（一）
教育為文化體系中主要一項目，而中西教育即有其大相異處。西方教育重在傳授知識，知識對象重在向外之事物。故必分門別類，互不相通，而又各分割成各階層。故西方學校必有分科分年制，又分小學中學大學，均限年畢業(yè)。其上尚有研究所，亦限年畢業(yè)。獲得博士最高學位，即為學終止。分科則范圍狹小，分年則為時短暫。要之，現代學校教育乃為青年人傳授知識乃及研究學問之一項共同項目，當僅為中年以后繼續(xù)進修作一基礎，并不占人生中行為與學問兩方面之極重要地位。教者必先使學者明得此意，方可無弊。
西方又稱小學為國民教育。人生不限為一國民，其意義價值，有超乎為一國民之外之上者。倘僅以一國民地位，向其政府來爭取人權，此亦為人權之至狹者。又其大學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課，內容狹，為時暫，即獲最高學位亦僅為一專家，不為一通人。故其所教育，最低則使為一國民，最高則成為一專家，皆把人生意義地位約束了。
要之，為一國民，則僅為其所生一國之用。為一專家，則僅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教育意義僅為功利。但人生不應僅為功利，此一層實大值商討。
中國教育則在教人學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類自有理想，乃教人求為一文化人、理想人。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主忠信，泛愛眾而親仁。"此始為一文化理想人。中國家庭學校國家社會，教人主要皆在此。受教者當終身奉行，此之謂人生教育，亦可稱德性教育。孔子又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此始為識字教育，讀書教育，亦可謂是知識教育。但亦只占教育中之一部分。知識乃后天之事，由后天獲得，供人生部分之用。德性乃占人生之全部分，并由先天傳來。故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識教育乃可分別授受。今人競言自由平等獨立，惟德性乃自由，又平等，能獨立。知識則無自由平等獨立可言。
中國之知識教育必以德性教育為基本，亦以德性教育為歸宿。孔門四科，德行為首。言語乃國際外交，政事如治軍理財，此兩科皆為政治用。最后文學一科，則不必為當世用，致意在歷史典章之傳統(tǒng)上，于后世有大用。是則中國教育非不主用，惟由其各自一己性之所近志之所向來作貢獻。而四科實以德行為主，雖若分，而實通，未有違于德性而能完成其此下三科之學者。此乃中西教育意義之大相分別處。
故中國人言知識，亦從各人之內在德性上隨時隨地為實際需要之應用而分展出各種支流派別來，而不先為知識上作分門別類之規(guī)定。亦可謂西方人重其師所授之學，而其師則為一分門知識之專家。中國則重其師所傳之道，而其師則應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亞里斯多德從柏拉圖學哲學，求真理，而自有所得，乃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孟子曰："乃我所愿，則學孔子。"不得謂孟子在學孔子之專門知識，或史學，或哲學，或政治學等，乃在學孔子之為人與為學。其他先秦諸子百家?guī)煹茏酉鄰闹v學大體亦然。而孔子、墨子兩人則最為其著者，故儒墨乃為當時之顯學。
孔子言："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孔子之重人類同情有如此。孔子非分門別類，或科學，或哲學，或文學，或宗教信仰以為教，乃教人以其德性，即其自己所能有之一種情感意境，而為實際人生之主宰所在者。西方之教，乃不重此。如造為銅像，屹立街頭，日曬雨淋，常此暴露，更無遮蔽，以供人之瞻仰，而瞻仰者亦不為此動心。又如耶穌像，必在十字架上，血滴淋漓。豈耶穌之足以感動人心者僅在此？西方之人情冷酷，亦可由此而見。即如近代國際迎賓大典，必鳴大炮行軍禮，則亦無怪國際間之兵爭不息矣。中國人言禮教、風教，亦可謂之情意教。中國傳統(tǒng)之教育精神則正在此。
中國人之為師，其教育與其所著作又當分別論。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其視來學者乃平等如朋友。又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孔子乃以身教，以行教，以己之為人教。其與來學者相處亦親切如家人。又曰："我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終日相親又不啻過其家人矣。又曰："回也視予如父，予不得視猶子。"則師弟子之親，乃亦有逾于父子者。孔子卒，來學者廬墓心喪三年。故來學者之于其師，自稱門人弟子。其傳師說，乃稱家言。而為師者非著書立說以為教，乃一如家人之日常相處以為教。其相與語亦即日常相處語，而深意存焉。如讀《論語》可知。《論語》乃孔子弟子記其師說，不僅見孔子之學，乃更見孔子其人。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與師弟子之日常講學為異矣。但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則孔子之作《春秋》，亦僅以天子命史官之職任自任，與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異矣。故教育乃見師之為人之全，而著作則僅見師之為學之偏，其輕重可見矣。
戰(zhàn)國時，墨子繼起，其弟子乃于墨子講學有著作。道家則不聚徒講學而自有著作。莊子內篇七篇，乃莊子閉門自著為書。《老子·上下篇》，尤其是精心結撰。此皆著作，非教育。后世重莊老道家，乃更重其引退避世，實亦重其人更過于其書與學。荀子亦一儒，亦廣授弟子，但亦自著書，與孔孟異。中國后世亦不以荀子為一教育家。蓋其主性惡，其教育人自亦與孔孟異，乃偏重教知識，已多分門別類。其弟子如韓非，亦自著書，而與其師荀子已有別。李斯則不遑著作，而其助秦為治者，乃與荀子義有大背。故中國后世視荀卿，乃更不如視莊老。則中國文化傳統(tǒng)重其人更過于重其學，而教育精神亦可于此見矣。
西漢始立太學，博士司其教，雖通諸經，必分經而授。學者受一經，一年即畢業(yè)。此因五經皆講周公孔子之道，為師者僅導其先路，學者得門而入，可以終身依之，是仍重在教以周公孔子之為人，與先秦傳統(tǒng)無大相異。故太學中雖同時有諸博士，而來學者必擇從其一，此即所以親師。親乃知尊，尊師乃所以重道。若重知識，則不僅當兼諸經，亦當兼及先秦百家。而西漢之太學生，則仍重博士為師者之所傳道，亦可知。
逮及東漢，各地私人講學者群起，然皆一人講授，與太學制度無大相異。鄭玄遍謁全國各地名師，歸而網羅群言，囊括大典，則其時風氣似已偏重學而較輕師。此下乃有經師人師之別。儒林轉而為經師，則儒道以衰。三國以下，莊老道家乃代興。然老子言："不學無憂"，道家之弊在輕學，乃不尊師。于是又尊印度東來之佛教。竺道生主一闡提亦得成佛，乃同于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之義，則仍不失中國重其學乃重其為人之舊傳統(tǒng)。下迄唐代禪宗，不識字，不誦經典，亦得成佛。五祖教六祖，僅舉心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是較西漢太學之僅治一經，其為易簡更甚矣。
唐代太學有《五經正義》，于注外更加疏，于是使學者偏重在文字書本上，而轉輕師教。乃轉使經義不受重視，而至于以詩取士。陳子昂詩："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建安以來，曹氏父子倡為新文體，除陶淵明等極少幾人外，文中可不見有作者其人，亦無道可傳。陳子昂所深悲，非謂不見有詩，不見有辭賦之文，則其人則非矣。子昂之愴然涕下者在此。李白、杜甫繼起，乃有唐代之詩。韓柳繼之，乃有唐代之文。乃求于詩文中再見有其人。韓愈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愈又言："并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又以孟子自比，又著師說，以師道自任。其時惟釋道始有師，而儒者已無師，即柳宗元亦不敢當。愈之言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師所傳之道，即為人之道。愈在當時以辟佛自任，即當時為人之道也。其為古文乃其業(yè)，授業(yè)即以傳道，而豈徒為一文人而已乎。解惑者，乃解當時信崇釋道之惑，精熟《文選》徒工辭賦之惑。則韓愈之為后世師者，實亦韓愈其人，非僅其文矣。
唐代又有書院，家藏有書而可供外人閱覽，非學校，亦無師。及至北宋，始于書院講學。睢陽書院為之首，而胡瑗之蘇湖講學則尤為后世稱重。胡瑗分書院為經義齋、治事齋。漢代五經已增為九，豈胡瑗一人所盡通。一國之事如歷法水利，皆須專家，項目繁多，又豈胡瑗一人所盡知。而胡瑗獨一人為師，明體達用，綜其大綱，令來學者分類群習，而胡瑗為之折衷指導，仍不失孔門四科設教之精神，亦即西漢儒林之所謂通經致用。韓愈有言："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在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中，師弟子實如同學。《小戴禮記》言："敬業(yè)樂群"，師弟子共成一群，共治一業(yè)，以敬以樂，情意教育之實際生活乃如此。
胡瑗掌教太學，出題曰："顏子所好何學論。"時程伊川亦在太學受教，胡瑗欣賞其文，拔擢為助教，今此文猶傳。顏子所好何學，正學孔子之所教，即教顏子以為人。周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正樂此學，亦樂此道，即樂孔顏之為人。倘有群共學則更樂矣。顏淵死，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共此學，即共此業(yè)，亦即共此情，共此為人，即如共此生命。故顏淵死，而孔子哭之謂天喪予也。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中國藝術亦一種人生藝術，即情意藝術，故與中國之傳統(tǒng)教育精神亦相通。惟教育終亦與藝術有不同，故顏淵子路死，孔子皆曰天喪予，而孔子之教不厭則如故。惟孔子為至圣先師，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高之師。而顏子為亞圣，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高一弟子一學生。顏淵年過四十即夭，生平僅為一學生。周濂溪言學顏子之所學，此則猶之教孔子之所教矣。教與學平等，共一業(yè)。師與弟子亦平等，共一生命。而上下二千五百年來，有一學生弟子之最高榜樣，為人敬愛不己，如顏淵，則惟中國有之。舉世其他民族，上下古今，亦曾有學生榜樣如顏淵其人之受百世愛敬乎？
周張二程理學家起，亦可謂中國傳統(tǒng)教育大道乃再興。但濂溪、橫渠猶偏用心在著作上。惟二程下逮朱子，乃更偏重在教育上。二程之教，詳載于其弟子之語錄。而朱子尤然。其上百弟子所記之語類，多至一百三十卷。著作等身，而主要精力所在，乃在其四書與諸經之注釋。但朱子生平，特未有自創(chuàng)一說、自傳一道之著作。乃為中國后代一大儒，又最為一大教育家。其風直迄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周張程朱之為教，無學校，無課程，無年限，無群眾集合之講會。僅師弟子三數人偶聚相談。惟朱子同時陸象山聚會講學，其風略異。元代蒙古入主，中國士人多在野為師不為臣。書院講學之風乃特盛。明代承之，王陽明尤為一代大師。其最流傳者，為《傳習錄》一書，則仍是程朱為教之舊傳統(tǒng)。王學末流，尤喜集會講學，乃成為一種社會教育，跡近釋道，近似宗教傳播。此可謂乃近象山，為理學家教育一別支。東林書院講學，則為朋友相聚，乃學會，非以前之書院，亦非學校。可謂又一變。
下逮清世，書院講學之風依然傳遞不絕。然仍皆是一師掌教，群弟子受學，不立課程，不定年限，仍此一舊傳統(tǒng)。道咸之際，有曾國藩，家書家訓，乃以書信親教其弟與子，此乃一種家庭教育。曾國藩不以理學名，自居為一古文家。然其為圣哲畫像記，又有繼姚鼐古文辭類纂為經史百家雜鈔，則其所治文學之范圍，已顯見為擴大會通，可謂亦中國一大教育家。其在軍中，幕府兵僚，皆其教育范圍，乃與王陽明主贛政時特相似。下及清末，朱次琦在粵，俞樾在浙，皆以書院講學，仍屬舊傳統(tǒng)。其及門者，粵有康有為，浙有章炳麟，則以其變法與革命一事一業(yè)為教，又特多著作，故此兩人可謂乃當時一思想家，但不得謂乃一教育家，已非中國傳統(tǒng)之所謂師，蓋其時風氣已變矣。
新學校興起，則皆承西化來。皆重知識傳授，大學更然。一校之師，不下數百人。師不親，亦不尊，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所尊僅在知識，不在人。人不尊，則轉而尊器物。最近如電腦，如機器人，如核子武器，其見尊則遠在人之上。人之為學，則惟學于器物，而技能乃更尊于知識。此今日之教育風氣則然。
西方教育學一名，本屬后起。如希臘時代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雖亦廣招門徒，然其學盡見于其著作，而其著作內則不見有人。此乃西方之哲學家，非教育家。耶穌自稱為上帝獨生子，以上帝之言為教，非自立言以教。故信其教者，惟當信上帝。除其上十字架外，耶穌其人，即不見其有教。后世教皇教宗，亦惟以耶穌之所言上帝者為教。茍非有教會組織，與梵蒂岡建筑，則其人之尊嚴，足以主一世之教者又何在？故中國教育，乃在西方信仰與著作兩者之外，而即以為師者之親身為教，此乃謂之師教。則為師亦難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鼓勵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戒人以好為人師。故中國后世乃教人以尊師，不教人以為師自尊，其旨義深遠矣。故孔子教不倦，及門者多達七十余人。孟子弟子后世知名者僅公孫丑萬章三數人而已。故中國之教育，非人生中一事一業(yè)，乃教者學者在其全人生中交融為一之一種生命表現，始得謂之是教育。故在中國有師道，而無教育家之稱。此亦中西雙方文化傳統(tǒng)一大相異處。
西方大學本創(chuàng)始于教會，西方政教分，亦政學分，故大學亦可外于政府而獨立。美國大學校長，其職任在籌募經費。校內所重，則仍在教授。吾國近代學校皆重國立，大學亦然。而宗教在國內終不盛行。學校統(tǒng)治于政府，校長由教育部派任，不啻以政治凌駕于學術之上，此亦是一種政教合，政學合。但不僅于西方相背，乃亦與中國舊傳統(tǒng)中之所謂政教合，政學合者有大相違背處。中國文化舊傳統(tǒng)，道統(tǒng)猶在政統(tǒng)之上，即為君亦必尊師。如西漢太學，無校長。博士為師，皆有其客觀規(guī)定之資格，非可由政府隨意任命。課程有爭議，皆由博士主之，朝廷卿相可得預會參加意見，如是而已。今則在大學中，為師者其任命其罷休，皆有法律規(guī)定，皆聽命于校長。而校長之任命罷休，則聽命于部長。部長又有所聽命。而為師者之地位，則顯居其下。如此則又何復言中國文化傳統(tǒng)尊師重道之教育精神之所在乎。今倘斟酌中西，配合時代，則在學校制度上，亦當有一番改進。則非抱有中國傳統(tǒng)教育之一番認識與情意者，亦無以勝其任。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則亦惟愴然而涕下矣。
繼此又當別論者，中國乃一氏族社會，農工百業(yè)皆世襲。生于此家，父業(yè)此，祖亦業(yè)此，己之一生亦業(yè)此，其子其孫亦同業(yè)此，則情在此，意在此，己之生命即在此。故在中國工業(yè)中，莫不有生命性之甚深貫注而流露。故其工業(yè)皆富藝術性，亦富道德性。由工而轉商，其事晚起。至戰(zhàn)國而商業(yè)始盛。下及漢代，如鹽如鐵，全國所需，大利所在，政府特定鹽鐵政策，使商業(yè)不趨于資本主義，而商人則居四民之下。則全社會百業(yè)皆融入一人生大道中，而全社會全人生皆納入于傳統(tǒng)教育化，政治亦不得自外。惟道統(tǒng)乃高出于其上。故可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乃一人生之藝術化，道義化，而最富教育性。故曰："天地君親師"，而中國教育精神，亦于此而更顯。又豈西方教育之所得同類相擬乎。
（二）
天地生人，大同而小異。異者在其身，同者在其心。異者在其欲，同者在其性。色聲嗅味食衣住行在身，為欲。孝悌忠信仁義禮智在心，為性。欲偏對物，性偏對人。大群人生，如一溪之水，順流而下，其事易。逆流而上，其事難。縱欲如下流，養(yǎng)性似上流。縱欲則于人異。如饑欲食，但僅飽己腹。寒欲衣，亦僅暖己身。不能通之人人。養(yǎng)性則于人同，孝悌則家與家可同，忠信則鄉(xiāng)與鄉(xiāng)，國與國可同，通天下亦可同。性不從己一人有，亦不在己一人成，必求通于人而見。故縱欲則為小人，以其分別專在一身上，其范圍小。養(yǎng)性則為大人，以其必在與人和合相處中，可擴至國，擴至天下，擴至后世千萬年，其規(guī)模大。故中國人以下流為小人，上流為君子大人，乃有人之流品觀。
情則在性與欲之間，故稱性情，亦稱情Q欲Y，又稱天性人情物欲。欲必向于物。能推己及人，己有饑，知人亦有饑，己有寒，知人亦有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即是對人有同情。消極為恕，積極為忠，視人之饑溺，如己之饑溺，于是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能使一己之欲向上流，乃見人情，乃見天道。天道即本于人之天性。自天性向下流，則有人情，又有物欲。故物欲亦在天性中，但非天性即盡在物欲中。性則公，欲則私，有上下流之別。
心統(tǒng)性情。故曰心性，又曰心情，但不能曰心欲，只曰欲心。嚴格言之，欲不得謂之心。故中國人又另造一慾字。目欲視，耳欲聽，聲色之欲則在耳目，在身，而不在心。在心者，則僅有視聽之理，有所當視，有所不當視，此在理在性，亦在心。聲與色則屬物，視聽屬身，又限于己身，故屬欲，無情，亦可謂對物有情，而對人無情，故亦不得謂之心。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fā)狂。"目之視色，青黃紅白黑皆能視，謂盡求視，求青求黃求紅求白求黑，盡向外求，則內不見情見性，失其理，則如目之盲矣。馳騁田獵盡求樂，所樂亦在外，則此心狂妄放肆，盡在物上，亦不見情見性，見理見道，如目盲耳聾矣。故孟子曰："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
其實物欲亦最易得，最易足。如飽食暖衣，事并不難。天下總少餓死人、凍死人。而人之求于衣食者，不只在飽暖上。求飽暖，亦可謂之情與性。所求超于飽暖，斯始謂之欲。人心何以易有欲，此須另講究。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以其求食之易，五味已盡嘗之，乃求一嘗馬肝。故曰："飽暖思淫欲。"欲之過，稱為淫。欲求嘗馬肝，即淫欲也。布衣暖，菜根香，讀書之味長。布衣菜根即夠溫飽矣，而又暖又香更復何求。惟讀書之味，則長于衣食之香暖，故中國教人大道，更在教人讀書為學上。
讀書為學，主要在教人把此心放在性情上去。若仍把此心放在衣食聲色上，則味短且淺矣。《中庸》言："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實此味最佳乃在人情上，不在物欲上，故中國人稱情味。中國人言飲食，飲更在食上。喜飲酒，但又多在禮中飲，一酬一酢，皆見人情味。孔子飲酒無量，不及亂，亂即失禮也。陶淵明之飲酒，乃在能忘去身外一切欲。身無欲，斯人生益多其情味矣。故醉猶美于夢，夢中尚有欲，醉中則無欲。人若能醉而不亂，則醉亦何害。中國人飲酒外，又有飲茶。飲茶亦有兩樂，一則閑居獨飲，亦可忘去一切。一則對客同飲，亦備感情味。只求此心放在一事上，忘去其他一切事，茶亦可，酒亦可，獨飲亦可，對飲聚飲無不可。雅俗共賞，此乃中國人一種大眾化之人文修養(yǎng)。
一心只放在一事上，則此一事亦即如無事。如中國人之飲茶飲酒是矣。如一心只放在好色上，一心只放在好貨上，則又必牽連及其他事上去，此就最大要不得。中國人又好博弈。如圍棋只求自己活，但須保有兩眼始是活。活的地面大即勝。千變萬化，只此一道，即中國人所稱自得自足之道。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所戒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貴能用其心。用在圍棋上，與人無他爭，只爭自得自足，較近道，故曰猶勝于無所用心也。但今人又每好舉行圍棋名人賽等，則亦如其他運動會比賽，爭取冠軍，求名求利，其所用心，則亦不如其已矣。至如用心于好色好貨上，則更在其下，無足論。
象棋較圍棋為簡單，而轉見為復雜。共分將相士車馬炮兵七種，每一種必有其應守之職，應行之道。將為主，位最尊，若最無能。相與士位次之，于將為最親，亦較無能，其所行之道亦各有限。此三者只守于內，不得攻于外。車馬炮位又次，始向外，能進能退，而其道各不同。兵之位最下，最居前，亦最居多數，乃有進無退。中國社會組織，各色才能，象棋中七品可作其代表。故象棋亦不啻教人以立身處世之道。可見中國雖一小藝，亦寓教育意義。惟象棋則必置對方于死地，而圍棋則惟求自活，其品格乃較高。
近世有麻將牌，則流為賭博，宜不足道。然四人一桌，只求自己十三張牌和，即算勝，略與圍棋相似。以人生原理論，每一人只求內部生活和，已立于不敗之地。此乃中國文化傳統(tǒng)最高教訓，而賭博之道亦無違此準則，此誠大值體會也。
中國教育主要在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人。而尤要在教其心，從性情方面做起。男女老幼同此心，同此性情，同樣要做一人，亦有其同樣要到達之境地。故中國教育最要者，乃為社會教育。小而家庭教育，大而國家教育，亦同屬社會教育之一部分。而學校教育則稍異。家庭國家社會教育，主要在性情上。學校教育則在教其性情外，又需教其各人之才智。中國人所謂小學，主要在家庭社會。大學則在國家，在學校。私塾乃小學階段，書院則為大學階段。此又與近代教育源自西方者大異。
亦可謂小學乃屬一種自然教育，天地君親皆師也。大學則是人文教育，必當別有師。即君親亦當受教，亦當有師。深一層言之，可謂天地之教亦在師。中國人言尊師重道。天地亦有道，但無師，則其道無以明，亦何由尊。《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即是道，亦即是人之性情。師教立，人之性情達于中和，而天地始得其位，萬物始有其育。使人之性情失其中和，則不僅萬物失其育，即天地亦失其位矣。此非天地萬物位育之道亦待師教乎？張橫渠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此意。然而天地萬物之與人群，之與人群中之圣賢之足為人師者，則相互和通會合，仍屬一體。故圣賢大師之為教，亦本于天地萬物人群以為教。中國人所謂通天人合內外，亦可謂即是自然與人文之會合。此則中國文化最高深意之所在。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堯舜為先圣，為自然之圣，本于天命之性以為圣。湯武為后圣，為人文之圣，就于先圣之所表現而反之己之心性而自得，乃有以繼之。堯舜性之，乃有所立。湯武反之，乃有所達。人文日進，乃立而進于達，則反之亦同于性之。而湯武之所達，實即堯舜之所達。自然與人文一貫相承有如此。《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即堯舜之性之，修道則湯武之反之。孔子之為至圣先師，而曰："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三十而能立，七十而達之至矣。孔子又曰："學不厭，教不倦。"孔子之學，即孔子之反之。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孔子乃為人文之師之尤至者。其門人稱之曰："孔子賢于堯舜遠矣。"是中國古人重視人文師，尤過于自然師。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不曰皆可以為孔子，是人文之更進于自然。亦可謂圣人更過于天地。蓋天地亦僅為自然師，不得為人文師。為人文師者，必待于人中之圣。
《中庸》又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天地生人亦猶水之下流，人而希圣，圣而希天，則猶溯流而上，以求達其源。故性則人人具有，而教則非圣莫屬。中國人重學，更過于重教，禮有來學無往教是也。孔子無常師，又曰："三人行必有吾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人盡吾師矣。孔子下學而上達，其所下學皆學于眾，無常師。其所上達，乃人不知而不慍。故可謂孔子乃受當時之社會教育。其實孔子以下，亦無不然。惟周公與武王，其父文王，則兄弟皆以其父大圣為師，可謂乃即家庭教育，而亦已是大學教育。周公不為王，孔子慕周公，乃求不居王位而亦以修道明教，故孔子遂為至圣先師。
孔子之教其子伯魚則曰："學詩乎。學禮乎。"學詩學禮，即為人之學。詩與禮定于周公，乃王者之教，但亦即當時之社會教育，即小學，即大學矣。孔子以小學之道教其子，能自立志，自向上達，則大學之道亦即在是矣。舍小學，又烏得有所謂大學。師之為教則如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叩有大小，鳴斯隨之。不叩而鳴，此為不得已。孟子語曹交曰："子歸而求之有余師。"能求之詩，求之禮，又能反而求之己之心、己之性情，自能尋向上去，自能好好為一人。而大學之道則又不盡于此，故孟子曰："乃吾所愿，則學孔子。"如此乃始為大人之學。
后世學孔子，尤必學顏子。濂溪通書所謂學顏子之學是矣。孟子常在教，顏子則始終于學。中國人從來皆稱學者，能學斯為至上矣，而不以師自居。惟唐代之韓愈作《師說》，乃以師道自居。在愈之當時，亦有其不得已。但曰："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則其旨深遠矣。今之俗則大變，自小學至大學，年未三十即已畢業(yè)。是孔子而立之年，而今人則學業(yè)已畢矣。自此乃為人師，直至六七十，又必依法退休。實則亦可謂僅有教業(yè)，而無學業(yè)。其人不當稱學者，當稱教者。能于教者中得一學者，則成為一不尋常之事。教又限其年歲，不許其教不倦。蓋今世之教，則亦僅為謀生之一職業(yè)耳。不知中國古人惟有學業(yè)，無教業(yè)，終其身惟有一大事業(yè)斯曰學，而謀生有所不顧。故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近代學校又如一百貨商店，分院分系分科，教師數百人，各以所能為教，一俟來學者之選課。故每一學者可得師數十人，而每一師則僅教來學者所需之一部分。蓋近代之學重在求知，知必向外求。如治生物學，或求之蠅，或求之蟻。為師者則或知蠅，或知蟻，以待學者之求。此非一百貨商店而何？中國之學則重在學做一人，為師者即其所學之典型與榜樣，學者即學其師之為人為學，而知識則僅為學之一部分而已。孔子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孔子之所以與人，即孔子生平為人為學之全，而豈一項專門知識之謂乎。今大學課程中又特設教育學一門，人之無學，乃專以教人為學。中西文化傳統(tǒng)其意義之大相違異亦即此而見矣。
然則中國傳統(tǒng)之所謂學與教，豈不有近于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宗教重在教人以信仰，非教人以學，此又與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不同。故中國之學與教，既非宗教，又非為謀生之職業(yè)。而與人之為人，即人生之全部，又得密切相配合。此則又中國社會之特異于西方社會處。今社會變，斯則教育學之傳統(tǒng)又不得不隨而變。學僅以求知，教僅以謀生，但不能有如西方之宗教。宗教乃在西方社會中特補其所缺。牽一發(fā)動全身，求變求新，當前之中國社會又豈可于西方之宗教獨無求。
《中庸》又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若如本篇上文所分析，則尊德性實乃一種群眾教育，即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實亦即小學。道問學乃始是大人之大學，然大學必栽根于小學，以成全其開花結果之終極目標。孔子之教，其主要亦終于教人以為人之學而止。而人則有小人大人之別，學亦有小學大學之別。故《大學》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天子則應是一大人，其學不止于修身，必上達于治國平天下。而大學八條目則以格物致知為先，格物致知即道問學。則求知之學，又為中國大學中主要一條目。在其本末先后之間，與其一貫會通之處，意之誠待于知之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后始得豁然貫通。知之致而后意誠而心正，故格物致知乃亦為大人之學。豈不仍待于學，而教則僅以發(fā)其志，引其端而止。故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此因治平大道仍是一種性情之學。憤與悱，而其志始立，乃可從事于所謂學，又豈得人人而謂之能立志好學乎。
今人則又謂孔子生兩千五百年前，烏得預知兩千五百年后事而教我。不知孔子亦僅教其及門七十子而已。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子非自任于教后生，今之后生志不立，不好學，不憤不悱。使孔子又重生于今世，亦惟不知其所以教，而默爾以息耳。于孔子又何尤。
（三）
中國人言明體達用，明體近靜一邊，達用近動一邊，但動靜一體，體用一源。茍無體，何來用。茍有用，即見體。體屬內，乃和合性。用屬外，乃分別性。中國人偏重明體，西方人偏重達用。用必隨時隨地隨事隨物而變，故用于希臘，不適用于羅馬，而羅馬人必自創(chuàng)新用。中古時期以及歐洲現代國家皆然。當前美蘇對立，仍當別創(chuàng)新用。故全部歐洲史，不易見其會通和合之一體。
中國人則不然。中國與中國人，古謂之諸夏，乃會通和合成為一體。堯舜禪讓，湯武征誅，此皆中國人之建成此一中國之大用所在。中國古人會通和合，明其為一體。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之山，中國古人又會通和合之，而認其為一體。此下秦漢郡縣制與唐虞三代之封建制，顯有分別，而中國人仍會通和合為一體。漢唐宋明，朝代不同，甚至五胡南北朝遼金西夏，以至蒙古滿清入主，中國之為中國，中國人之為中國人，古今五千年間，仍能會通和合以為一體。經史子集，歷代著書，論道講學，皆屬一體。此可謂之明體之學，明其體而達之用。其分別處，在中國人觀念中，認屬次要。一切人事作為，必歸本之于心性。心性乃其體，一切作為乃其用。而心性又分體用，性屬體，心屬用。故中國人論心，必求其體，是即性。性乃天賦，一和合。心附于身，乃一分別。心之同然始見性，故心之會通和合乃為性。中國人又謂萬物亦各有性，亦會通和合于天。惟心則為人類所獨有，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明心而見性，則人而上通于天。此之謂通天人，合內外。
用較具體，易見。體則抽象，難知。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知與不知，亦會通和合，知其不知，斯為知矣。天不易知，中國人不強不知以為知。西方宗教科學之言天，豈得謂之誠知天。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矣。"一步一趨，孔子之行與用，其事易知。所立卓爾者，乃孔子大圣之體，惟顏淵知其不易知不易從，斯顏淵乃為孔門弟子中知之最高者，是即孔子謂不知為不知之知也。
中國人每連言道德。道屬用，見于外，尚易知。德屬體，存于內，不易知。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此即其所立卓爾者。孔門弟子日常接觸孔子之言行，即孔子之道。能接觸孔子內存之德者，顏子其庶幾矣。中國人之教，則重在教其所不知。如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皆有事功，有用可見。伯夷叔齊之事功則不可見，乃若其無用，而其德則與堯舜湯武同。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求仁而得仁。"斯言其體，亦伯夷叔齊之所立卓爾者。叔孫豹分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功與言皆具體，皆有用而易見。德則抽象，乃至無用可見，然有大用，更超于功與言之上。抑且德存于內，轉易得。功與言見于外，非可常有。中國人之教育宗旨與其教育精神，其主要乃在此德字上。
孔子又言："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孔子贊殷周之際仁者五，伯夷叔齊與殷之三仁，言行各不同，各無大作用，皆無救于殷之亡。中國人所重，亦可于此五仁而見矣。西方人重知，皆求其有用。中國人重德，乃為人之體，而未必有可見之用。孔子言仁必兼知，或兼及禮。知與禮皆有其用，而孔子言之，則皆在仁之下。又孔門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華皆志在用，獨曾點無用世之志，子曰："吾與點也。"后世類是者多矣。故中國人之教育宗旨教育精神，主要乃為一全人教育，首在培養(yǎng)其內心之德。茍其有德，則其對人群自必有其貢獻與作用。天地生人，本不為供他人之用。供人之用者當為物。但人之為用與物之為用大不同。物之為用，在其機能。人之為用，則在其德性。近代如電腦機器人之類，論其機能之用，則遠甚于人矣，但無德性可言。其創(chuàng)造各種機械者，亦惟尚才智，不本德性。人類茍無德性，則缺了最大一部分之用，而且并有害。此乃今一時代之風氣，倘自后一時代人視之，又不知當作何評價。中國人言"經師不如人師"，"言教不如身教"。今人又謂西方教育重啟發(fā)式，中國教育重填鴨式。以上引二語證之，亦可謂適得其反矣。惟一崇西化，以彼所知，強吾所不知，則非填鴨不可，而更何啟發(f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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