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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注疏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玄（１２７—２００）注，唐賈公彥疏。鄭玄為東漢著名經(jīng)學大師，其生平，詳見《易緯》；公彥，河北永年人，永徽（６５０—６５５）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儀禮義疏》諸書。《周禮》又名《周官》，于諸經(jīng)當中，最為晚出，對其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賈公彥《序周禮興廢》引馬融語與《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所記各有不同，綜合而言，大體在文帝時代，就已發(fā)現(xiàn)《周禮》的部分內(nèi)容，為司馬遷撰《史記》及其他典籍所引用，后河間獻王劉德得此書，&127;即被藏于秘府中，&127;迨劉歆校理秘書時，方得重新“發(fā)見”，并以《考工記》補作冬官，始成完帙。其學西漢不傳；東漢時，劉歆弟子杖子春授傳與鄭眾，賈逵，二人乃為其作注，但杜子春、鄭眾及賈逵注均已不傳。馬融學生鄭玄所注此書，融通眾說，簡明精當，保存了許多漢代的研究成果，如根據(jù)此書，可大略考見，杖子春所注，大體以釋宇為主，即把《周禮》的古字用漢代文字加以訓釋；鄭眾注則有一些有關名物制度的詮釋等等。所注雖然有一些附會之處，但總體看，仍不失為精湛之作，深得后人好評，清人黃丕烈即言：“鄭氏之學，惟三《禮》為最精，三《禮》之注，惟鄭氏最善。”《四庫全書總目》認為，鄭注《周禮》“所釋特精”，唯“好引緯書”及“好改經(jīng)字”是其兩失。其實，好引緯書及好改經(jīng)字，并無多少失當，緯書所引的數(shù)量不多，況且緯書也不一概是無稽之論；至于改變經(jīng)字，多數(shù)地方改得正確，而且改在注中，使后人仍可見經(jīng)文原貌。因此，鄭注的不足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認定《周禮》為周公之作，處處用古制或漢制給予解釋，難免于牽強附會。鄭注實際上是對漢代《周禮》研究的一次總結，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自此以后，《周禮》遂大行于世。入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彥以北周沈重《周禮義疏》為基礎，集魏晉六朝諸家之說為鄭注作疏，&127;于、&127;禮、樂、軍，賦諸禮并能引據(jù)明贍，足以發(fā)明鄭學，《四庫全書總目》稱之：“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fā)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jīng)疏中，《周禮》疏最好。”但公彥在考證上過于狹隘，僅局限于九經(jīng)及諸緯中，而對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異同，未能詳細論述和闡釋，是其主要不足。賈疏總結了魏晉至唐初數(shù)百年間的《周禮》研究情況。鄭注與賈疏，分別代表了《周禮》研究的兩個時代，都是當時的集大成著作，在經(jīng)學發(fā)展史上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舊唐書·經(jīng)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五十卷，今本四十二卷為后人所并。宋以前，鄭注與賈疏各為單行，宋以后，為閱讀方便，遂將兩書及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局禮音釋》合而刊之。鄭注單行本尚存宋本，藏北京圖書館；賈疏單行本尚有宋代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亦入藏北京圖書館。合刊本除《四庫全書》、《通志堂經(jīng)解》諸本外，通行本為各種版本的《十三經(jīng)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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