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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
〖王廷相〗（１４７４-１５４４年）字子衡，號浚川。明儀封（今屬河南）人。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三年（１５０８），謫為州判，遷知縣，復召為御史，出按陜西鎮(zhèn)守。因忤宦官廖鵬等，被誣構(gòu)逮入詔獄。又謫為縣丞，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左、右侍郎，轉(zhuǎn)南京兵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遷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如太子太保。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官罷，后三年而卒。王廷相不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他在吸取王充、劉禹錫、柳宗元、張載以及當代黃綰等人思想資料的基礎(chǔ)上，提出自己的學術(shù)見解，駁正宋儒、“世儒”之牽合附會之論，而成為宋、元、明時期反理學最有成就的思想家。王氏對理學的批評，集中在理氣論上。首先，他批評了“理在氣先”的唯心主義本體論，提出“元氣為道之本”的觀點。認為天地的本原為“元氣”，元氣是天地萬物之宗統(tǒng)，有元氣則有生，有生則道顯，故氣為道之體，道為氣之具。謂天地末生時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其次，王廷相批評了程朱“萬物一理”的觀點，提出了“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及“理因時致宜”的觀點。認為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有差別。而且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否認凝固不變的永恒的理。說“世儒專言理一而遺理萬，偏矣”（《雅述》）。他在繼承張載“虛空即氣”的觀點的基礎(chǔ)上，提出“天內(nèi)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于氣，非能始氣也”（《慎言》），反對朱熹“氣根于理”之說，認為“理根于氣，不能獨存也”（《橫渠理氣辨》）。氣有聚散，無滅息。氣之所以有聚散，是由于其中包含著陰陽二氣、二氣交感之故。氣之所以無滅息，是由于氣只是形態(tài)的轉(zhuǎn)化，而“初未嘗減”之故。他舉例說：“雨水之始，氣化也，得火之炎，復蒸而為氣；草木之生，氣結(jié)也，得火之灼，復化為煙。以形觀之，若有有、無之分矣，而氣之出入太虛者，初未嘗減也。”（《慎言》）這是對物質(zhì)不滅規(guī)律的初步科學認識。在人性論方面，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與宋儒“本然之性”的觀點，認為人性依附于人之形氣，而非“別有一物”，皆為“人之知覺運動為之而后成”，茍無人，則無心，無心則仁義禮智無出之所，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認為氣有清濁粹雜，故性亦有善有惡、可善可惡。王廷相還提出“凡人之性成于習”的觀點，強調(diào)“接習”和“實歷”的作用。他指出：“夫心固虛靈，而應(yīng)者必借視聽聰明，會于人事而后靈能長焉。赤子生而幽閉之，不接習于人間，壯而出之，不辨牛馬矣；而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jié)度乎？而況萬事萬物、幾微變化不可以常理執(zhí)乎？彼徒虛靜其心者何以異此！”他認為“徒泛講而無實歷者是不會有真知的。在知行觀方面，王廷相提出“知行兼舉”的觀點。他將“知”分為“天性之知”和“人道之知”，“天性之知”為人先天所具之生理功能，而其他“人道之知”則皆須通過后天學習積累才能獲得，須經(jīng)歷“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的過程，即便“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雅述》）。他還提出“知”有“積”和“以類貫通”之過程，“積知之久，以類貫通，而上天下地，入于至細至精，而無不達矣。雖至圣莫不由此”（同上）。王廷相對“知”的論述已初步接觸到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guān)系問題，提出“夫神性雖靈，必借見聞思慮而知”（同上），“廣識未必皆當，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講未必吻合，而習之純熟者妙”（《慎言》）。王廷相在文學思想方面，主張“文以載道”，反對“刻意模古”，反對形式主義，推崇自然之理。王廷相著述較多，有《溝斷集》、《臺史集》、《近海集》、《吳中集》、《華陽稿》、《泉上稿》、《鄂城稿》、《家居集》、《慎言》、《小司馬稿》、《金陵稿》、《內(nèi)臺集》、《雅述》、《答薛君采論性書》、《橫渠理氣辯》、《答天問》等，以上著作，后人均輯入《王氏家藏集》。王廷相為明中期卓然自立于理學潮流之外的富于獨立思考精神的著名思想家，在文學上也頗負盛名，為明代“前七子”之一。其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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