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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綰
〖黃綰〗（１４７７-１５５１年）字宗賢，一作叔賢，號久庵，又號久翁、石龍。明黃巖（今屬浙江）人。以祖蔭入官，授后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jīng)歷，升南京工部員外郎。起光祿少卿，轉(zhuǎn)大理事，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尋升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轉(zhuǎn)禮部左侍郎。后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黃少從司馬陳石峰習舉子業(yè)，后師事謝鐸。早年宗程、朱之學。后篤信王守仁學說，自稱為其“門弟子”。晚年又對五學流弊進行了尖銳批評，自謂“久而驗之，方知空虛之弊，誤人非細”（《明道編》），認為朱學和王學各走極端，或失則內(nèi)，或失則外，皆病于空虛支離。而所謂“今日朋友”即王畿等人，又動輒“援先儒為據(jù)”，“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將王學“墮于空虛”、“失之于內(nèi)”，流于撣學。提出經(jīng)世之學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道脈之所在，而宋儒“無思無為”，實為禪學異端。黃綰晚年為“救正”王學，提出“艮止”之說，“以為圣門開示切要之訣”。其說既包括學旨，也包括其為學方法和功夫。“艮止”一詞，原出自《易·彖傳》“艮，止也”句。黃稱此為“堯舜執(zhí)中之學”、“圣圣相傳”之道統(tǒng)。認為“艮止之旨”自孟子而后失傳，致使“功利之說興”、“禪定之學起”。而宋儒談性命、說道德，亦未窺見“艮止之旨”，不是流于“支離”的“下乘禪”，就是流于“空虛”的“上乘禪”。他認為“止”包含絕對之意，能獲見“止”之所在，便得“圣學之本”，“知止其所”，則理氣兼?zhèn)洹Ⅲw用懼全。“止”雖然“不獲其身”，無形體，但非“泛而無所”，其所便是“心”，因而“止指心體”。“知止”，便可把握住絕對的心體，使心“常靜而常明”，做到“定”、“靜”、“安”，從而達到“存心”。能“存心”，則“體立”而“用行”。所謂“心之用行”，是說在把握住心之本體之后，再向外發(fā)露行用，便能“行止皆當”，“用之自然中道”，亦即“執(zhí)中”，就可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關于性、理問題，黃認為，天賦人此性謂之命，人受天此理謂之性，性即理。理是泛言事物之理，性是專言我之性，虛者為心，實者為性。性乃形質(zhì)和覺中之理。他強調(diào)人性本善，故心本具凝然不動的“性之真”，而且絕對的心體本具一切，圓融自足。它是實在的，是“有”而非“無”。他認為“良知之體”，即心體，當其不動時是“無是無非”的“無”，當其“應用”，即發(fā)露于外時，方顯得“有”，才“知是知非”。所謂“有”，是指“太極”，天生于民的“有物有則”，實即天道、天理。而此天道、天理即“威儀三千、禮儀三百”的倫理綱常。關于“致知”問題，黃不主張徑求于心，也批評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認為一個求物“失之于外”，一個求心“失之于內(nèi)”，二者皆非圣人之學。他主張“‘有典有則’之為格物”，他訓“格”為“法”，“法”即“有典有則”，亦即天賦蒸民之天道、天理。他不同意“以格物為致知工夫”的提法，認為“致知是格物工夫”，“致知”是為了“格物”。他訓“致知”之“致”為“思”，提出“思是工夫”，它既包括身內(nèi)之性情涵養(yǎng)，又包括身外求“物則之當然”。關于人心、道心問題，黃主張從與聞見相接、與人欲相雜的“人心”回到“道心”，而“道心”又在“人心”中，“人心”、“道心”都是一心，只是知覺不同。因此，天理、人欲皆出于“本體”。所以他不主張思心、守心，而主張由人心求道心。由“人心”而達于“道心”，其間要經(jīng)過“精而一之”的過程，也就是“致其知”的“知”和“思”的過程。黃氏所著有《明道編》、《五經(jīng)原古》、《石龍集》等。黃為浙中王門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演變過程頗具特色，晚年對為學方法的論爭具有一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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