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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讀崔述《洙泗考信錄》
考證之學(xué)，自宋以后，日精日密，迄于清而大盛。其成績超邁前人。有關(guān)討論孔子生平歷年行事者亦日詳日備。清初負(fù)盛名有崔述東壁《洙泗考信錄》五卷，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厘正之，附之以辨。又為《洙泗考信余錄》三卷，一一兼考孔門諸弟子，以與孔子行事相闡發(fā)。其精密詳備，并為后起者所莫能及。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據(jù)，而東壁遺書幾于一時人手一編。然余讀其書，亦多疑古太甚，駁辨太刻之類。其遍疑群書猶可，至于疑及《論語》，則考論孔子生平行事，乃無可奉一書以為之折衷，亦惟折衷于作者一人之私見，斯其流弊乃甚大。茲篇摘舉數(shù)例，以糾其失。非于崔氏爭短長，乃為治考證之學(xué)者提出一可值注意之商榷耳。
《史記 孔子世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崔氏曰：
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jīng)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于備覽。
今按：此考孔子先世，伯夏其人無所表現(xiàn)，宜其不見于其他之經(jīng)傳。然《史記》若無所本，何為于防叔與叔梁紇之間特加此一世？《史記》之誣誠不少，然乃誤于其所本，非無本而偽造也。全部《史記》中，不見其他古籍者多矣，若以崔氏此意繩之，則《史記》將成為不可讀。今考孔子生平行事，其先世如伯夏，無大關(guān)系，略而不論可也。而崔氏竟因此旁涉及《史記》，謂其所載未敢決其必不然，又未敢決其必然，此其疑古太猛，有害于稽古求是者之心胸，故特舉此以為例。
又《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xiāng)陬邑，崔氏亦以入備覽，此亦因其所載未見他書，故未敢決其必然。與前例之意同。則豈司馬遷之為《史記》，果慣為偽造乎？茍有堅強(qiáng)反證，雖其事屢見，亦屬可疑。如無反證，即屬單文獨(dú)出，亦不必即此生疑。又何況其在古籍，烏得事事必求其同見他書？此皆崔氏疑古太猛之心病。
《孔子世家》又云：“禱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崔氏說之口：
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于禱，又謂之因于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此又較入備覽者加深一層疑之。然若魯邦確有尼丘，則因禱之說不便輕疑。又若孔子首確是圩頂，則因首之說亦不用輕疑。司馬遷博采前說而兩存之，其果兩有可信否？抑一可信而一不可信乎？不可無證而輕斷。崔氏疑古太猛，將使讀古書者以輕心掉之，而又輕于下斷，病不在前人之書，特在治考證者之輕心，此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崔氏此書，材料之搜羅不厭瑣碎，考辨之嚴(yán)格又纖屑不茍，其長處正可于短處推見，此則待讀者之善于分別而觀，勿懸一節(jié)以概之可也。
《論語 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崔氏列此章于存疑，辨之曰：
孟子但言去齊接淅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dú)《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為大夫，班尚卑，望尚輕，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十五歲，后復(fù)在位二十余年，歲會諸侯，賞戰(zhàn)士，與晉爭霸，亦不當(dāng)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dú)埡啍啵Z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于接淅而行之后，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今按：孔子去齊之時，已離委吏乘田之職。開門授徒，從學(xué)者四方而至，不得謂之“班尚卑，望尚輕”。景公初見，問以為政之道，而知?dú)J重，欲尊以高位，賜以厚祿，此非必不可有之事。繼則或受讒間，或自生退轉(zhuǎn)，持意不堅，此正崔氏所謂非能深知圣人也。其曰：“吾老矣，不能用。”或出推托之辭，或自慚不足以行孔子之大道，僅知會諸侯，爭伯位，明非孔子之所欲望于時君者。微子篇所載景公兩證，絕不見有可疑之跡。若僅考景公年歲，則是據(jù)歐陽修之年齡而疑《醉翁亭記》之不可信也。有是理乎？
而其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一語，更須商討。余之《論語新解》本朱子意說此篇有云：“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于《論語》之將終，蓋以見孔子之道不行，而明其出處之義也。”又曰：“本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師摯八樂官，皆贊揚(yáng)而品列之。于接輿、沮溺、荷蓧丈人，皆，惓惓有接引之意。蓋維持世道者在人，世衰而思人益切也。本篇末章特記八士集于一家，產(chǎn)于一母，祥和所錘，瑋才蔚起，編者附諸此，思其盛，亦所以感其衰也。”則又烏見所謂篇?dú)埗啍嗾摺４奘嫌衷唬骸按似浌湃搜孕校凰瞥鲇诳资祥T人之手。”是不了于本篇編撰之意而輕疑也。崔氏又于接輿、沮溺、荷蓧三章皆列存疑，子路之告荷蓧丈人有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即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崔氏則曰：“分行義與行道為二，于理亦系未安。”此則失于考證，亦遂失于義理，其所失為大矣。崔氏并不能詳舉微子篇本非孔子遺書之明確證據(jù)，遂輕率武斷齊景公待孔子章與接輿、沮溺、荷蓧三章為可疑。然即謂此四章可疑，以證微子篇之可疑，此乃循環(huán)自相為證，皆空證，非實(shí)證也。
《論語 陽貨》篇：“公山弗擾以費(fèi)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崔氏于此章備極疑辨之辭，此不詳引而引其最要者，曰：
《左傳》：費(fèi)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為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yè)而圖未成之事，豈近于人情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fèi)之叛于定公九年。《史記》既移費(fèi)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不亦先后矛盾矣乎？
今按：今《論語新解》辨其事有曰：“弗擾之召，當(dāng)在定公八年。陽貨入灌陽關(guān)以叛，其時弗擾已為費(fèi)宰，陰觀成敗，雖叛形未露，然據(jù)費(fèi)而遙為陽貨之聲援，即叛也，故《論語》以叛書。時孔子尚未仕，弗擾為人與陽貨有不同，即見于《左傳》者可知。其召孔子，當(dāng)有一番說辭。或孔子認(rèn)為事有可為，故有欲往之意。”若如余《新解》所釋，孔子欲往，何足深疑？《論語》之文簡質(zhì)，正貴讀者就當(dāng)時情事善作分解，不貴于絕不可信處放言濫辨。且《史記》已移弗擾叛在定公九年，其事亦本之《左傳》，《論語》此章，《史記》又載于定公之十三年，此正《史記》之疏。崔氏不深辨，而辭鋒一向于《論語》之不可信，此誠崔氏疑古之太猛耳。
崔氏又曰：
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漢書 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漢書 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是魯論中亦自互異。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其有后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dāng)日之本。其此有彼無者，乃傳經(jīng)者續(xù)得之于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而每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語不類者。非后人有所續(xù)入而何以如是？
今按：崔氏此處辨《論語》，當(dāng)分兩端論之。一則謂古論、齊論、魯論章句篇第有異，一則謂季氏以下五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此屬兩事，而崔文混言之，則非矣。余五十年前舊著《論語要略》，第一章序說《論語》之編輯者及其年代，其中頗多采崔氏之說。越后讀書愈多，考辨愈謹(jǐn)，乃知讀《論語》貴能逐章逐句細(xì)辨，有當(dāng)會通孔子生平之學(xué)說行事而定，有當(dāng)會通先秦諸書之離合異同而定。乃知《論語》中亦間有可疑，然斷不能如崔氏之辨之汗漫而籠統(tǒng)。及四十年后著《新解》，乃與四十年前著《要略》，自謂稍稍獲得有進(jìn)步。乃能擺脫崔氏之牢籠，不敢如崔氏疑古之猛，務(wù)求斟酌會通以定于一是。故去年為《孔子傳》，較之《要略》第二章孔子之事跡，取舍從違之間亦復(fù)多異。讀者能加以比觀，其中得失自顯，今亦不煩于崔氏書多加駁辨。
《論語》雍也篇子見南子章，崔氏據(jù)孔安國注辨其可疑，余之《孔子傳》對此事已詳加分析，此不再論。惟崔氏又因此章疑及《論語》之他章，其言曰：
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后僅兩章，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xiāng)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jìn)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后人之所續(xù)入。蓋當(dāng)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xù)得于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后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為之解也。
此所牽涉甚遠(yuǎn)。即如微子篇末周有八士章，余之《新解》有說，已詳上引，可不論。且此章并不在篇末，乃并此下兩章而疑之。其一為《中庸》之為德也章，又一為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章，崔氏不能就此兩章一一辨其為斷簡續(xù)入，又不能一一辨其為有疵不醇，何得因子見南子章而牽連及之。又先進(jìn)篇末之侍坐章，究竟其可疑處何在，其疵而不醇處又何在，乃亦因其在篇末而疑之。又因其與此章同用夫子字而并疑之。又牽連及于憲問篇南宮適問于孔子章，雍也篇子游為武城宰章而并疑之，是亦過矣。竊謂此諸章當(dāng)一一分別探究其可疑何在，其有疵而不醇者何在，不得專以用有夫子二字而一并生疑也。
《論語》陽貨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豈能系而不食！’”崔氏又詳辨之，其要曰：
佛肸之叛，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列女傳》亦以為襄子。襄子立于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左傳》定公十三年，齊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鞍圍中牟。然則此四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dāng)魯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wèi)之時，中牟方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據(jù)之以畔趙氏。
今按：據(jù)《左傳》定公十三年秋，范氏中行氏與趙氏始啟爭端。是年冬，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時中牟尚為范氏邑。其邑宰佛肸，或欲助范中行氏拒趙氏而未果。其召孔子，正可在定公之十四年。此與公山弗擾之召同一情形。惟《論語》文辭簡質(zhì)，謂二人之以費(fèi)叛以中牟叛，乃指其存心，非指其實(shí)跡，本無可疑。讀古書遇難解處，先當(dāng)盡可能別求他解，諸解均不可通，乃作疑辨。《論語》此兩處，惟當(dāng)解作意欲以費(fèi)叛中牟叛即得。而崔氏輕肄疑辨，則亦有故。崔氏又言之，曰：
凡夫子云者，稱甲于乙之詞，《春秋傳》皆然。至孟子時，始稱甲于甲而亦曰夫子，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于孔子之前則曰子，不曰夫子。稱于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蓋皆戰(zhàn)國時人所偽撰，非門人弟子所記。
今按：此可謂孔門弟子已有面稱孔子曰夫子者。亦可謂今傳《論語》各章文字，有文體前后稍不同者。或可說《論語》中面稱孔子曰夫子，其文體皆較晚。不得徑以此疑諸章乃偽撰。諸章之為偽撰與否，當(dāng)另有他證定之，不得即據(jù)有夫子兩字為判。
崔氏又曰：
《論語》者，非孔子門人所作，亦非一人所作也。曾子于門人中年最少，而《論語》記其疾革之言，且稱孟敬子之謚。則是敬子已沒之后乃記此篇，雖回賜之門人，亦恐無有在者矣。季氏一篇俱稱孔子，與他篇不同。蓋其初各記所聞，篇皆別行，其后齊奮諸儒始輯而合之，其識不無高下之殊，則其所采，亦不能無純駁之異者，勢也。
今按：此條語較少病。然僅當(dāng)云《論語》非盡孔子門人所記，亦非一人一時所記，則為允矣。惟《論語》成書，經(jīng)諸儒一番論定，其輯合之時間雖較晚，其所保存之文體，猶不失最先當(dāng)時之真相。則《論語》實(shí)為一謹(jǐn)嚴(yán)之書。崔氏之辨，固多有陷于輕率者，此則讀崔氏書者所當(dāng)審細(xì)分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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