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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魯仲連考
《漢志》儒家《魯連子》十四篇，已亡不可考。《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辨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藝文類聚》引《新序》，稱“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知巴亦稷下學(xué)士。）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刼者，其弟子曰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zhí)锇驮唬撼悸勌蒙喜患S，郊草不蕓。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眾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之何？若不能者，言有似梟鳴，出唇而人惡之，愿先生勿復(fù)言。田巴終身不說。”（《御覽》四六四引略同。）今按秦圍邯鄲，魯連義不帝秦，尚在信陵君奪兵救趙前，則為趙孝成王之七八年，至孝成王十五年，趙敗殺燕將栗腹，魯連《與聊城燕將書》，所謂“栗腹將百萬之眾，五折于外，公聞之乎”者也。詳其語氣，知距栗腹敗不遠。故徐廣以聊城事為在長平后十余年，而《通鑒》《大事記》均系之之栗腹死后一年，即燕王喜五年者，蓋為得之。是上距邯鄲之圍已十年。若其時魯連年十二，則義不帝秦時，其殆為襁褓之嬰孩乎？從來為偽書者，好事夸飾，而與年數(shù)每不仔細。此雖小節(jié)，可以示例。其堂上不糞云云，乃襲《荀子》書。
今《史記?魯連傳》載不帝秦及與聊城燕將書二事，又見于《趙策》《齊策》。余考《趙策?不帝秦篇》，蓋襲《史記》，詳玩其文體而可知。《史》作湣王，《齊策》作閔王，而今《趙策?不帝秦篇》亦作湣王，其為采自《史記》甚顯。（文中“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云云，在《史記》時有此類語法。又前后敘事極闘湊。在《策》文徑自秦圍趙說起，至此亦云“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云云，殊為不稱。當(dāng)云“齊人魯仲連游趙聞之”，即得也。推此類尋之，自見乃《策》文襲《史記》，非《史》襲《策》文矣。《國策》襲《史記》，昔人多有論及，此篇亦及一例。）余讀其文，亦多訛。邯鄲之圍，湣王已死二十余年，文云：“今齊湣王已益弱”，似其人尚存，一誤也。余據(jù)《紀(jì)年》考齊威王與周烈王不同時，此云：“齊威王為仁義，率諸侯朝周，周烈王崩，齊威王后至”，則齊威、周烈同時，乃與《史記?六國表》合。然又曰：“尊秦昭王為帝”，鮑《注》：“稱謚，非當(dāng)時語”，吳《注》：“追書之辭。”然則此文自出后人追記文飾，語已多誤，決非魯連當(dāng)日之言，更非魯連親筆所記，則亦不可為典要。當(dāng)與上舉兩例同等視之。否則齊湣事去魯連不遠，不應(yīng)有誤。其言齊湣不可信，言齊威又可知也。（雷氏《義證》亦謂：“烈王字未確。劉向《國策序》所謂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誤矣。《史記》因此遂謂齊威王十年當(dāng)周烈王七年，此時齊威王尚未立，惟威之末年周顯王陟，是《趙策》烈王或顯王之訛，《史記》承其誤而不悟，故凡言田齊事多與周秦以前古書不合。”今按《史記》之誤，乃由漏去兩世，非由據(jù)《趙策》，且《趙策》此文，亦未必定先于《史記》也。）余疑史公此文，或亦采自《魯連子》十四篇中，正與年十二彈田巴先生同例耳。
又按《魯連傳》：“居歲余，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周本紀(jì)》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其語盡同，何云不同，顯系有誤。張氏《札記》依毛本改《集解》作“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謂：“此十與七互誤，故《正義》引《紀(jì)》《表》以糾之。各本依《紀(jì)》《表》改，則《正義》贅矣。”又“天子下席”，《索隱》云：“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考證》：“烈王太子宜為顯王。”今考《周本紀(jì)》顯王乃烈王弟，亦不應(yīng)稱太子。《索隱》此條，顯系有誤。雷氏《義證》謂：“《索隱》誤以此烈王為威烈王”，其說是也。惟雷氏極斥《索隱》，謂：“次烈王《漢書?人表》作夷烈王，乃威烈王之孫，元安王之子。威烈王時，齊田和始立，威王安得而及之？”余疑齊威王不及威烈王，其事至顯，《索隱》不應(yīng)于此有誤。或者《索隱》本自以率諸侯而朝周者為齊太王，而今《索隱》復(fù)異其初，如《集解》之類歟？蓋齊太公田和亦稱太王，如《墨子》書稱墨子見齊太王是也。而威王與太王則常相混。如《史記?田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是以太王誤為威王也。《戰(zhàn)國?秦策》：“魏伐邯鄲，因退而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zhì)執(zhí)璧請為陳侯臣。”其事乃齊威王，是又以威王誤為太王也。疑《魯仲連》書所謂“齊威王為仁義率諸侯朝周”者，其實乃自梁惠王朝周而齊威王伐之一事所誤。又誤齊威王為齊太公，因有威烈王崩而太王后至之說。故《索隱》以威烈王為說耳。否則烈王之后為顯王，及烈王七年卒，為齊威王十年，此俱一按《年表》即得，何以《集解》《索隱》于此俱誤？且張氏《札記》據(jù)毛本，知各家本《集解》均已依《紀(jì)》《表》改動，則安保《集解》《索隱》原文不又先有改動耶？張氏稱：“裴氏《集解序》稱：采經(jīng)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鈔納。今《史》文之下著注寥寥，大非完帙。”《索隱》亦多改竄。今僅知《集解》《索隱》于此條統(tǒng)有誤，又安從而推見其誤前之真哉？（毛氏本《集解》此條已誤，故《正義》糾之，今諸本乃誤中又誤。至《集解》原文，其在唐前有無更竄，則不可知。且《正義》經(jīng)后人刪削，舛誤彌甚。則此條之糾《集解》，其原文是否如此，亦不可考也。）《集解》《索隱》可以經(jīng)后人之改竄，則《史記》正文亦安保無之？余于此條，殊深有誤。
其敘與聊城燕將書一事，錯誤亦多。《史》云：“田單圍聊城”，又云：“遂屠聊城。”吳師道皆辨之，謂非事實。其言曰：“考之《單傳》，自復(fù)齊之后，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dāng)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fù)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fù)為齊將哉？此因歲余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又云：“燕將被讒畏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梁氏《志疑》亦引孫侍御云：“聊城齊地，田單齊將，何以反屠聊乎？”（今按縱非田單，要為齊將可知。）此論《史記》之誤也。而《策》文亦有誤。云：“燕攻齊，取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燕將畏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誤并聊城事于湣、襄、昭、惠之際，其誤尤甚于《史記》。吳師道已詳辨之。而云：“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混淆，皆可得而明矣。”余謂魯連此書，史公或亦采諸《魯連子》十四篇中。《魯連》十四篇，如田巴之辨，不帝秦之議，語出后人文飾，皆非當(dāng)時信史。至此書雖無破綻，亦未能定其果為魯連手筆與否。惟《史》《策》之誤說，則彰灼甚顯也。
又按今《策》文記聊城事，又有“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十一字。據(jù)吳師道說，為他本所無，當(dāng)是后人又據(jù)《史記》羼入。而《史記?燕世家》有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即墨一語。《志疑》云：“考《史?樂毅》《田單傳》及《齊》《燕策》，并無聊，惟《燕策》又有三城未下之語，《史》或因此增加以實之。蓋牽合燕將守聊城不下事而與莒、即墨亂也。”（按本為燕守聊城不下于齊，今訛為齊守聊城不下于燕，其誤甚顯。）然《后書?李通傳論?注》，引《史》此文無聊字，與今本異，則見今本有聊字又系后人據(jù)《燕策》羼入。蓋《策》因《史》誤，史又因《策》誤，其跡可見有如此。
余為此書，據(jù)《紀(jì)年》校《史記?六國表》，重定齊威、宣、湣年世，不徒合于《紀(jì)年》，亦復(fù)合于《史記》，合于諸子之書。惟《國策》《史記》載魯連“周烈王崩齊威王后至”二語，顯背于《紀(jì)年》，而轉(zhuǎn)合于《年表》，若足為余說病。余故詳為指陳《策》文之襲《史記》，而《史記》與《國策》又各有訛誤，并多經(jīng)后人改竄，多可疑之跡，不足為信史。俾考古者勿輕據(jù)單文，盡疑余前后所論引也。
又按《齊策》：“孟嘗君有舍人勿說，欲逐之，魯仲連說孟嘗君勿逐。”又魯連面論孟嘗君未為好士。余考孟嘗為魏求救于燕、趙，當(dāng)魏昭王十三年，即齊襄王元年。時孟嘗已老，殆不久而卒。而魯連游趙論帝秦厲害尚在此后二十五年。如魯連游趙年已五十，則上溯孟嘗為魏乞救燕、趙時，年二十五也。其時孟嘗已老，仲連尚未及壯。至若孟嘗豪舉好士，當(dāng)在其入秦相昭王前后，猶在此前十六年。觀《齊策》兩節(jié)，固不類孟嘗晚年語，疑亦如魯連說田巴之比，未必可信。以魯連年世考之，游趙說勿帝秦，至遲不出五十歲，說燕將聊城在六十左右，其卒稍晚，或亦壽及七十上下耳。（《太平御覽》百八十四又八十，及《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并引《魯連子》：“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堂之門”，魯連齊人，偽為其書者必謂見孟嘗君。魯連、孟嘗時固可及，語則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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