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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屈原居漢北為三閭大夫考
屈原自懷王十八年使齊返，至三十年懷王入秦，中間凡十二年，事跡無考。昔人謂屈子嘗居漢北，證諸《九章》，如《抽思》：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指屈原居漢北最顯。而姚鼐云：“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托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放流，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返。”不悟入秦不得曰集漢北。不忘欲返，乃屈原自望返郢，非悲懷王不得返也。姚氏不信屈子居漢北，強為之說。又望南山，一本作北山。王夫之云：“北山，襄鄧西北楚塞之山。”要之《抽思》若為屈原作，則必在漢北，無疑。又下云：“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則故作快意之談也。（主屈原居漢北，似始王船山《楚辭通釋》，方睎原亦謂以《抽思》考之，屈子始放，蓋在漢北，語見戴震《屈原賦注》引。又屈復《楚辭新注》謂《抽思篇》當作于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伐楚時，林云銘《楚辭燈》、蔣驥《楚辭注》亦以《抽思》《思美人》為屈原居漢北作。）
《思美人》：
“指皤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tài)。”南人即指楚人。原居漢北，故云然。皤冢山，漢水所出，原居近之。（屈復謂“《思美人》篇，當作于懷王二十五年，與秦會黃棘時。屈子尚欲南行而死諫。”）
《悲回風》：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跡。”此屈子居漢北，與河域淮源皆近，故云然也。
及《九歌 湘君》：
“令沅相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駕飛龍以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王夫之云：“《九歌》應亦懷王時作。原時不用，退居漢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今按：洞庭在江北，與漢水通流，（參讀本篇附辨一。）今曰北征而邅道于洞庭，則原居猶在洞庭北也。又“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水經》：“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沔即漢水。涔陽者，漢之陽也。《史記》：“沱涔既道”，鄭玄云：“水出江為沱，漢為涔。”原居漢北，與涔陽極浦正合。王逸云：“涔陽，江崎名，附近郢。”《說文》：“涔陽渚在郢中”，此皆以意強說。近人疑《九歌》非屈原作，固無的據。若王逸以為屈原放逐南郢沅湘之間而作，以《湘君篇》論之，尤可斷其必誤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北渚即洞庭之北渚，亦即《湘君篇》夕彌節(jié)兮北渚也。若江南洞庭浩瀚黏天，日月若出沒其中，決無秋風木葉之象。（參讀本篇附辨一。）
《國殤》：
林云銘《楚辭燈》：“懷王時，秦敗屈匄，復敗唐昧，又殺景缺，大約戰(zhàn)士多死于秦。”余謂原居漢北，實近其地。觸景傷懷，故有此作。篇中“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嚴殺盡兮棄原壄，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云云，皆言北方戰(zhàn)事，與南郢、沅、湘之間不合。近人或謂《曲禮孔疏》《春秋正義》及《玉海》皆言戰(zhàn)國時通行騎戰(zhàn)，而此篇仍言車戰(zhàn)，以為《九歌》出戰(zhàn)國以前。然余考《齊策二》：“秦具革車三十乘納張儀于梁”，高誘云：“革車，兵車也。”《魏策三》：“孟嘗君說趙救魏，趙王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至燕，燕王為起兵八萬，車二百乘。”《韓策一》：“秦、韓戰(zhàn)于濁澤，陳軫說楚王選師言救韓，令戰(zhàn)車滿道路。”此均戰(zhàn)國時有車戰(zhàn)確證。蘇秦說齊云：“齊車之良。”說楚、趙云：“車千乘，騎萬匹。”說魏云：“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說燕云：“車七百乘，騎六千匹。”張儀說楚、韓亦言：“秦車千乘，騎萬匹。”皆計車騎，與徒步持戟之士而為三。趙武靈王令國人習騎射，國人初不從令，則戰(zhàn)國時固非純行騎戰(zhàn)。又《史記 燕世家》：“燕王喜起二軍，車三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其事遠在戰(zhàn)國末年，去趙武靈胡服騎射逾五十年矣。豈得謂戰(zhàn)國無車戰(zhàn)哉？又豈得據此疑《九歌》之不出戰(zhàn)國哉？其言吳戈長劍秦弓，亦明系戰(zhàn)國時人語。
《河伯》：
“與女游兮九河，與女游兮河之渚”云云，以漢北近河，故及河伯。若南郢、沅、湘之間，則去河已遠，不應祀河神也。
以至《漁父》：
《水經 沔水注》引《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云云。”又曰：“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纏絡鄢郢，地連紀鄀，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王夫之云：“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山東南。漁父觸景起興，則此篇為懷王時原居漢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載此歌，蓋亦孔子自葉、鄧適楚時所聞漢上之風謠也。”今按：近人亦疑《漁父》非屈原作，然亦足為原居漢北一助證耳。《史記》敘之頃襄王怒遷屈原之后，亦誤。
諸篇，皆可見。余則謂原為三閭大夫，蓋即其居漢北時也。何以言之？王逸云：“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jiān)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此凡有二誤。以任三閭大夫混于為左徒任職用事時，一也。不知三閭乃邑名，因謂職掌昭屈景三族，二也。以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之例，如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凡稱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楚則有縣尹縣公，然亦有大夫。如上官大夫譖屈原，上官即邑名也。（《姓纂》：“楚莊王少子蘭為上官大夫，后以為氏。”莊王即頃襄王，子蘭乃莊王弟，懷王稚子，此誤。《通志 氏族略》：“楚王子蘭為上官大夫，因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亦以子蘭即上官大夫，而上官則為邑名。又據《楚策》，靳尚死在懷王入秦前，而上官大夫下及襄王。《人表》上官大夫五等，而靳尚列七等。劉向《新序》、王逸《離騷序》，乃以上官大夫為靳尚，非也。）知三閭亦邑名矣。（應邵《風俗通》：“三閭大夫屈原之后有三閭氏。”《通志》亦入以邑為氏類，則亦謂三閭乃邑名。）惟三閭之邑，不見于他書。余又考楚有三戶，蓋即三閭也。《左氏》僖公二十五年《傳》：“秦、晉戍鄀，楚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以圍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后遷于南郡鄀縣。商密今南陽丹水縣，析南陽析縣。”《水經注》：“丹水又經丹水縣故城南，縣有密陽鄉(xiāng)，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是鄀本在商密，后鄀既遷，而其地乃改稱三戶。《左》哀四年《傳》：“以畀楚師于三戶”，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即此矣。”蓋商密之鄀，以畏秦之偪而暱楚南遷，為楚之附庸。楚遂踞其故地，而更名三戶。三戶者，表楚昭屈景三族。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南陽府志》：內鄉(xiāng)縣有屈原岡。《括地志》云：“內鄉(xiāng)即析縣故地”，正古商密鄀國境也。殆屈原為三閭大夫，正在丹析之三戶，故其后乃有岡名遺跡歟。（《南陽志》云：“昔楚懷王興師伐秦，為秦兵所擊敗，北歸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史記》所載大敗楚師于丹析時也。”今考《史記》秦、楚構兵，無楚懷王親出攻秦事。且張儀說楚絕齊，原已先疏，亦與此事無涉。《志》語實不足信。蓋后人僅知原沉湘汨，不復知原居漢北，故不得其意而強說之如此。）楚始南陽，宋翔鳳《過庭錄》考定在丹析入漢之處，（《水經 江水注》：姊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今按《左》僖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即秭歸也。謂楚有嫡嗣熊摯，以廢疾不立而居夔，為楚附庸，未知信否。屈原楚之同姓，其生地在秭歸容可信，惟謂其地即楚熊繹始封之丹陽，則決誤無疑也。）則丹析三戶之境，實楚人開國發(fā)祥之地，應有先王遺廟。王逸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因書璧以為《天問》。”此所謂先王廟者，正丹析三戶之境，為屈原所彷徨矣。余更考諸《楚辭》言漢北諸地者皆合。（詳前引。）因知原居漢北，即為三閭大夫，在南陽之三戶也。（王夫之《楚辭通釋》謂“原居漢北鄢郢”，鄢郢不能稱漢北，又距郢為近，去嶓冢滄浪淮源河域涔陽皆遠，殆不足信。屈復《楚辭新注》謂屈原屈漢北，當于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三國共攻楚，殺唐昧之歲召回，洪興祖以為十八年召用，疑字之誤。林云銘亦主此說。今按：懷王十八年屈原使齊返，至是早十一年。果如屈說，則屈原殆自使齊返后乃遷居漢北。然屈原既卒于懷王時，又勸懷王無入秦者系昭睢，非屈原。（參讀《考辨》第八十七。）則屈子之放居漢北，其固復見召用與否，尚在不可知之數也。）
[附]戰(zhàn)國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古史地名，每因人事為遷徙。如《禹貢》彭蠡、衡山本在江北，后人以江南之彭蠡、衡山說之，遂多捍格。（說彭蠡在江北者，有崔述《夏考信錄》，倪文蔚《禹貢說》，魏源《書古微》諸家。說衡山在江北者，有楊守敬《禹貢本義》。）屈子《楚辭》有洞庭，余據先秦舊籍，參稽考訂，知其時洞庭亦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史記 蘇秦傳》：“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駰案《戰(zhàn)國策》曰：秦與荊人戰(zhàn)，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不同。”今按：《集解》引《戰(zhàn)國策》，其文見于《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荊人戰(zhàn)，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于陳。”其文又見《韓非 初見秦篇》，作洞庭五湖江南，五渚即五湖，而五都亦即五渚也。《史記 蘇秦傳》文，亦見《齊策》。鮑云：“五渚，《史》注在洞庭。”吳云：“今詳本文，（即上引《史》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今按司馬貞、吳師道兩人，謂五渚應臨漢水，在其下流。（此所云下流，乃對秦之在上流而言，應善會。）此絕無疑者。然裴駰五渚在洞庭，此據《策》《史》原文，亦必無疑。后人自疑洞庭在江南，故迷惘不得其解。若知戰(zhàn)國時洞庭本在江北，則《策》《史》原文已明，不煩紛紜也。（《水經 湘水注》：資、沅、湘、澧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以資、沅、湘、澧兼江水而足五渚之數，牽強難信，所不待辨。而后人必不忍舍江南洞庭這成見，真所謂積非之成是也。）又余考戰(zhàn)國楚都鄢郢，在宜城不在江陵。《荀子 議兵篇》：“楚人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其證。《史記 白起傳》：“昭王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此所謂郢，即鄢郢也。（參讀《考辨》第四一。）《蘇秦傳》又曰：秦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此最得之。《水經 沔水注》：“夷水東流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長谷水，即是水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于城東者數十萬。城故鄢郢之舊都，城南有宋玉宅。”是也。《楚世家》云：“頃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jié)h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衰，遂不復戰(zhàn)，東北保于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高誘曰：秦兵出武關則臨鄢，下黔中則臨郢。此誤釋鄢郢為鄢與郢也。秦兵先拔郢，再拔黔中，則高說之誤，顯然矣。）《水經注》：“鄢水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則西陵夷陵皆近鄢郢，為楚先王墳墓所在。（后人以宜昌之夷陵西陵說之，不知秦拔巫郡黔中，尚在其后，且系蜀師東下，與白起不涉。）故毛遂曰：“白起率數萬之眾，一戰(zhàn)而舉鄢郢，再戰(zhàn)而燒夷陵，三戰(zhàn)而辱王之先人”也。（蔡澤亦云然。）秦拔鄢郢，而襄王東退保陳，若楚都江陵，秦兵已先取鄢，南下破楚都，何能轉迎秦鋒，越其兵路而遠避至陳哉？楚自昭王徙郢，本無復回江陵之明文，后人疑楚都仍在江陵者，徒為班氏《漢志》所誤耳。（班《志》謂楚始封在丹陽郡之丹陽縣，此豈可信者？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荊及康狼，楚之兩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阝焉]水，其后曰夷水。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郢，楚都也，遂拔之，是宋人猶知白起拔郢在宜城，不在江陵。）先秦故籍，不較班書為可據乎？楚都鄢郢既近漢水，則襲郢而取洞庭五渚，洞庭五渚亦必近漢水矣。故知洞庭五渚當臨漢，與漢水相通流也。
又《水經 江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勿能制，南氏用分為二。按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今按酈氏釋南郡名義至確。然既知南郡為二南之南，則鄢郢必指宜城，決非江陵，自可見矣。自鄢郢殘破，漢封臨江王乃在江陵，不在宜城。惜乎酈氏之未能辨也。
然則江南何指？曰《秦本紀》：“昭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則所謂江南者殆指此。（程恩澤《國策地名考》謂：“下漢至五渚者，仍由漢入江而后至洞庭也。”不悟如此則非四日可至。秦之攻楚，亦何待遠至洞庭？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謂：“《燕策》所謂取洞庭五渚者，由江取洞庭，由漢取五渚。”則江南二字又難安放。此皆不得洞庭五渚地望而強為之說者。）今再以《九歌》言之，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決非江南洞庭，湖水廣員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之所有也。曰，“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今按湘即漢也，（參讀下篇。）湘君為漢水之女神，而祭神者居漢北，故望神之來享，而曰北征，又曰邅道洞庭，正以洞庭與漢通流，而祭者猶在洞庭之北也。
又按《山海經 中山經》有洞庭之山，曰：“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蘼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今按《中山經》諸山皆在江北，此又洞庭瀟湘，戰(zhàn)國人以為在江北不在江南之一證也。（吳任臣《廣注》引：“劉會孟曰：洞庭之山，今屬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嘉慶《一統(tǒng)志》：“洞庭山在德安府應山縣西四十里，山下一穴，其深不測。”《山海經》洞庭之山，固在應山縣境與否不可定，要之在湖北不在湖南，則無疑也。）
[附]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楚辭》歌洞庭，在江北，其言湘、澧、沅諸水，亦江北水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飲湘波之魚。馳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高蔡即上蔡，是與上蔡相近有湘水也。《水經 沔水注》：“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王莽之相陽矣。”襄陽可以為相陽，則襄水亦得為相水。《楚辭》湘水，或即襄之異字。樂史曰：“荊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其名無定。故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其說與《水經》不同，然同謂楚地有襄水之名也。滄浪即襄之聲緩，故漁父歌《滄浪》，而屈子則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今鄂人猶呼漢水下流曰襄河。然則襄、湘、滄浪，皆漢水也。（瀟湘亦即湘之聲緩，后人以湖南有瀟湘二水，而必謂《山海經》之瀟湘即是，此皆不識古代地名之造成及其遷徙之理者也。）史公疑湘水在江南，故改《漁父篇》湘流為常流，乃成不辭。又《涉江篇》：“哀南夷之莫吾知，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欸秋冬之緒風。”鄂渚，《漢志》南陽有西鄂，其地望正值丹、析、漢北。則湘水所在，斷可知耳。余疑沅即涢。今漢北有涢陽。則所謂“乘舲船而上沅”者，亦在其地。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三，均州風俗下，謂：“漢中風俗與汝南同，有漢江川澤山林，少原隰，多以力耕火種。人性剛烈躁急，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原文引《漢書 地理志》，而略變其辭。）余意屈原《九歌》，蓋產其地，遠承二南遺響。自王逸以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說之，近人乃有主《九歌》為湘江流域之民歌者。湘域在兩漢時，尚為蠻陬荒區(qū)，豈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則之民歌哉？又《寰宇記》一百四十五，襄州風俗下，引《襄陽風俗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今俗其日食粽，并有競渡之戲。”《隋書 地理志》亦謂：“楚人因屈原赴汨羅，乃有競渡之戲，而以南郡襄陽為尤盛。”春秋“楚屈瑕渡鄢伐羅。”杜注：“襄陽宜城縣西二十里羅川城乃羅故國”，（《水經 江水注》：羅故居宜城西山。又《湘水注》亦云。惟謂楚文王遷之長沙，則殊無確據。又按：《水經 湘水注》：秦滅楚，立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敗約，擊我南郡。《漢書 鄒陽傳》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不悟遠在昭襄時，秦已拔楚巫黔中，寧待至是復獻長沙以西乎？《越世家》：犫龐長沙，楚之粟也，競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復貢事于郢矣。此長沙青陽與無假之關，皆當在楚北。越之伐楚，亦循春秋時吳楚兵爭故道。知青陽以西，即指南郡一帶地矣。而后人都以大江以南地望釋之，此皆不知古地名遷徙之例，故每往而多誤也。）然則羅之與湘，地望同近鄢郢，襄陽風俗，蓋有由來，安見屈原之死必在大江之南，長沙之外也哉？
[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辨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語解者不一。韋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此最得之。春秋列國宗族，其見于《左氏內外傳》者，如魯有三桓，鄭有七穆，宋有戴桓之八族，晉有八姓，（見《左》昭三年《傳》。）十一族，（見《晉語》。）及殷民六族，七族，懷姓九宗，（見《左》定四年《傳》。）祝融八姓，（見《鄭語》。）之類，以數字計宗姓者，不勝縷舉。楚之三戶，亦其例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皆望文生解，非其義矣。蓋南公意謂楚之公族雖祇三家，足以亡秦，不泛指民戶言也。其后陳、吳發(fā)難，亂者四起，皆重立六國后。楚懷以外，如魏豹、趙歇、韓成、田市，皆以故國舊族。其他一時將率，亦多往時大家名族之裔。雖云將相無種，而平民崛起以亡人國，究是當時創(chuàng)局。雖陳嬰之母，亦知驟貴不祥，欲倚名族。況南公遠在亂前，其不以興滅繼絕，復國報仇之大任，期之誰何三家之小民，亦已明矣。而司馬貞《索隱》獨謂諸說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師于三戶”之文，因謂三戶是地名。孟康遂稱后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是南公之善讖。不悟三戶之為地名，本由楚起丹陽，以其三族而名發(fā)跡之地。而南公之言，初不當以地名釋也。故三戶之解，蘇林、臣瓚、《索隱》，各得其一偏，孟康失之最遠，而韋昭為獨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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