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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
在梁惠王廿七年非周顯王廿七年辨
《秦策》：“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當(dāng)作威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zhì)執(zhí)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于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齊策》亦云：“昔者魏王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wèi)鞅見魏王，勸以先行王服。魏王悅，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dāng)４颂熳又灰玻和跆幹Ｓ谑驱R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秦策》又云：“梁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qū)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當(dāng)作齊。）今按：三說，皆謂梁惠王稱王會諸侯而朝天子，而其語皆有誤。吳師道曰：“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為之，非魏也。齊伐魏在會逢澤后，則指馬陵之役。而伐邯鄲后乃敗于桂陵。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是謂會諸侯于逢澤者，乃秦孝公，非梁惠王也。徐文靖《竹書統(tǒng)箋》則云：“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即《秦策》魏拔邯鄲而退為逢澤之遇之地。”是謂秦、魏先后均會諸侯于逢澤也。余嘗參稽以考，而知逢澤之遇，實在馬陵戰(zhàn)前，與伐趙邯鄲戰(zhàn)桂陵無涉。又會逢澤者，乃梁惠成王，與秦孝公無涉。其事在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今《史表》誤系之周顯王之二十七年，而又誤屬之秦孝公耳。何以言之？據(jù)《齊策》：“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wèi)鞅勸以先行王服，而齊人伐魏，敗于馬陵。”齊伐魏在二十七年之十二月，魏敗在二十八年。故知逢澤之遇，實為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也。秦自孝公以前，中國諸侯夷翟遇之，擯不得與朝盟。孝公用商鞅，變法圖治，稍侵魏疆，猶不為中國諸侯所重。何來有會諸侯而朝天子之事？魏既敗于馬陵，其后二年，商鞅虜魏公子卬，以功得封邑。若其前已能會諸侯，朝天子，鞅之功烈大矣，不待至此始封。且馬陵一役以前，魏尚為中國霸主，秦人何得遠(yuǎn)涉其地，而會諸侯？《國策》三言魏會諸侯而不及秦，知此會乃魏惠王，非秦孝公矣。余讀《秦紀(jì)》，“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然后知秦特應(yīng)魏之徵而赴會者，故使一公子往。若秦自會諸侯朝天子，此何等事，孝公商君皆不蒞會，而使一公子主之耶？史公僅見《秦紀(jì)》，未能詳考，遂謂秦自會諸侯而朝天子焉。此何異夫徒讀《魯頌》，不證之于《左傳》，而謂魯僖公乃張撻伐于蠻荊哉？此事既誤，知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之說皆虛，或亦自梁而誤也。（《后書 西羌傳》，孝公雄強(qiáng)，威服羌戎，因使太子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此僅言秦率戎狄而赴，并不言其主盟而會諸侯。）
又按：《年表》：“秦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集解》徐廣曰：“《紀(jì)年》作逢澤。”此僅引《紀(jì)年》所會在逢澤，不言會諸侯者為孝公也。《水經(jīng) 渠水注》：“徐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陂，汲郡墓《竹書紀(jì)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此亦僅據(jù)徐廣引《紀(jì)年》作逢澤，亦不謂《紀(jì)年》有秦孝公會諸侯之事也。今本《紀(jì)年》乃誤于周顯王二十三年有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之文，而戴東原校《水經(jīng)》，亦誤改為“徐廣《音義》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汲郡墓《竹書紀(jì)年》。作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云云，實與今《年表》之文遠(yuǎn)為不符。而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一語，一若早見于《紀(jì)年》，而為可信之事者。朱謀 ，趙一清本，皆無“秦孝公會諸侯于”七字。而戴校顧謂之脫，豈不大誤？（按此條楊守敬《水經(jīng)注疏要刪》亦有辨，而未能得其要領(lǐng)。）
《漢書 地理志》注引《紀(jì)年》：“惠王發(fā)逢忌之藪以賜民。”《左傳》哀公十一年《疏》引，亦同。雷氏《義證》云：“逢忌之藪，一名逢澤，乃圃田之余波，被于梁城東北者，非宋之逢澤矣。《秦本紀(jì)集解》引徐廣《音義》云：開封東北有逢澤。《正義》引《括地志》云：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十四里。愚按：《漢志》河南郡開封縣注云；逢澤在東北。傅瓚謂今浚儀有逢陂忌澤，即惠王所發(fā)以賜民者。考浚儀故城在今開封西北，逢池則在今開封府北，即阮籍所謂徘徊逢池上，還顧望大梁者是也。《水經(jīng) 渠水注》謂百尺陂即古之逢澤，故傅氏謂之逢陂。戰(zhàn)國時藪澤皆有厲禁，惠王徙都于此，故弛其禁以加惠于民。”此考逢澤地望極晰，亦可見會逢澤者決為梁，非秦也。惟雷氏雖知周顯王二十五年為梁惠王會諸侯朝天子之年，而又謂“魏敗于秦，獻(xiàn)洛西之地，故顯王致伯于秦，諸侯畢賀，秦乃使少師會諸侯于魏郊，朝王于逢忌之藪”，分諸侯朝王為兩事。一在顯王二十五年，主其事者為梁。一在顯王二十七年，主其事者為秦。則亦牽于舊說，仍襲《史》文之誤也。（《史》屢書周賀秦頗多誤。《楚世家》：“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xiàn)公，秦始復(fù)強(qiáng)，而魏惠王齊威王尤強(qiáng)。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按：楚威六年，適齊、梁徐州相王之歲，所謂魏惠王、齊威王尤強(qiáng)。移此始合。疑周在此年賀齊、梁，史公誤為賀秦，又誤移于楚宣六年，而成兩事。《六國表》亦依此誤。）
《韓策》“魏王為九里之盟，且復(fù)天子。房喜謂韓王曰”云云。《韓非子 說林》作“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彭喜謂鄭君曰。”黃丕烈云：“九臼彭房皆聲之轉(zhuǎn)。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為惠王。”金正煒《國策補(bǔ)釋》云：“《周書 作雒篇》俘殷獻(xiàn)民，遷于九里。《注》九里，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今按：此亦魏惠會諸侯而尊周之一證。今《周書》九里作九畢，證以《策》文，知畢乃字誤。又按：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云：“《周本紀(jì)正義》引《括地志》，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nèi)東北隅。是九里乃苑名。”
又按：《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竊疑朝天子者，即魏會諸侯逢澤，而趙亦應(yīng)召赴會也。其事應(yīng)在肅侯六年。明年，齊敗魏馬陵。又明年，齊、秦、趙三面攻魏。《紀(jì)年》：“惠成王二十九年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疑即《趙世家》公子刻攻魏首垣事，則應(yīng)在肅侯八年，商君虜魏公子卬，據(jù)《鞅傳》亦同在此年。至肅侯十一年，秦、魏戰(zhàn)崖門。虜魏錯，非公子卬。
《呂覽 報更篇》：“張儀西游秦，東周昭文君資之至秦，惠王相之。張儀德昭文君，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今不忘。”此說尤誤。逢澤之會，與秦惠王何涉？呂氏賓客，尚在先秦，言戰(zhàn)國時事，其疎失轉(zhuǎn)有甚于《史記》者，則甚矣考古之難也！（又謂魏王乃為東周昭文君卿，則朝天子似不指獻(xiàn)王，亦不足信。惟謂張儀西游，乃東周君資之，與蘇秦?zé)o涉，似較《史記》為勝。）
又按：《秦本紀(jì)》：“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年表》亦云：“與魏王會杜平。”時為魏惠王十六年。《韓世家》：“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據(jù)《表》，會宅陽在惠王五年。然史公于韓系實有誤，則宅陽之會的在何年尚待考。惟梁之稱王，遠(yuǎn)在徐州相會之前，則此又一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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