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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考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眾。趙翼《陔馀叢考》、崔述《洙泗考信錄》辨之尤力。大意謂：“公山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據(jù)《左傳》，不狃以費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時孔子方為司寇，主墮費之議。弗擾不肯墮，至率費人以襲魯，豈有弗擾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據(jù)《左傳》謂弗擾以費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偽孔注論語》謂：“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zhí)季桓子而召孔子”，陽虎執(zhí)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擾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齡《四書稽求篇》從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誤。）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謂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鄉(xiāng)黨圖考》從之。）狄子奇《孔子編年》引鄭氏環(huán)曰：“不狃之召，當在定八年冬陽虎入讙陽關以叛之時。《史記》系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雖系之九年，然云此時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則又謂其事在八年也。（蘇氏《古史》載《論語》以費畔，亦在八年。）三說孰當且勿論，而趙、崔專據(jù)十二年一說以疑《論語》，可知其未是。
趙氏又云：“《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為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虎逐之。是時不狃僅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于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于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構(gòu)陽虎發(fā)難，而己實坐觀成敗于旁。故事發(fā)之后，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此敘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以費叛召”，則又泥于《論語》以費畔召之語，而未得其解者。夫《論語》謂以費畔召者，此著其實耳。在當時不狃之召孔子，決不以叛亂為辭也。特以孔子有名德，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陽貨亦曾欲見孔子而勸之仕矣。是時不狃雖有不臣之實，而未著變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復止。蓋雖季氏未及討，而固不得謂《論語》于此不應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謀逆，非稱兵”，此說極析。）崔氏又云：“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鄉(xiāng)黨圖考》云：“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謂畔，其實未嘗據(jù)邑興兵也。”斯為得之。）若《論語》其為東周之語，或出孔子一時戲言，或由后人記者潤飾，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實未往，其事當在定公八九年之間，則斯足矣。（鄭環(huán)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墮費，而季孫從之者，正由當時亦自知弗擾之有叛志，而憚于力征，因借墮都之名，以收削權(quán)之實，而弗擾遂終出于一叛也。（翟灝《四書考異》，沈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謂公山不狃以費畔，而季氏召孔子，則并句讀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實，而先以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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