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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附《國語》《國策》）
《左傳》在古代當它是一部經(jīng)書，因《春秋》是六經(jīng)之一，《春秋》有三傳，便也算是經(jīng)。所以在九經(jīng)、十三經(jīng)之內(nèi)都有《左傳》。從前人對《左傳》所討論的問題：（一）《左傳》是不是傳《春秋》？這是個大問題。漢代今文學家說《左氏》不傳《春秋》，因此它不立學官，（二）《左傳》是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是孔子同時人，若是左丘明作《左傳》，便是傳孔子的《春秋》。既說（左氏》不傳《春秋》，那便未必就是左丘明作。這兩個問題，我們在上一堂都已講過。此刻我們認為《左傳》并不是左丘明作，《左傳》成書應在戰(zhàn)國，要到秦孝公時。距離孔子左丘明已經(jīng)很遠，而《左傳》或許和吳起有關(guān)系，這些都在上一堂講過。但我們也可照宋代人意見：認為《左傳》是傳的《春秋》之事，并不是傳《春秋》之義。中間如魯、齊、宋、鄭、晉、衛(wèi)、楚、秦，各國的事都有，都包括在這部《左傳》里。所以古代人乃至在民國以前人，只爭《左傳》是不是傳《春秋》，所謂《左傳》真?zhèn)螁栴}，僅是這一個問題，卻沒有懷疑到《左傳》里所載的事，即《左傳》的內(nèi)容，即是它的歷史價值，這個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只爭《左傳》不是經(jīng)學，并沒有爭《左傳》所載二百四十年的事是不是歷史。如講天文歷法，《左傳》里所記日蝕月蝕種種，都是正確的。特別如《左傳》里晉國的歷法同周王朝的歷法以及《春秋》里魯國的歷法錯了兩個月。在孟子書里已說過。周代歷法是把現(xiàn)在的十一月當正月，夏歷是把現(xiàn)在的正月當正月。晉用夏歷，因此《左傳》里講到晉國的事情同《春秋》錯了兩個月。有的《春秋》在下一年，而《左傳》還在上一年。晉國人的十一月，那已是周代和魯國的新年了。即此一點，就可證明《左傳》史料有來源，也可證明我們以前所講夏商周三代歷法不同，《左傳》里便有明據(jù)。到秦代把十月當正月，更早了一個月。漢代以后才改過來，沿用夏歷。我們只就《左傳》，便知古代山西人的歷法，就是夏歷，因此我們在《左傳》里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天文學。
第二，我們講到地理。中國歷史悠久，疆土廣大，“沿革地理”是一門特別重要的學問。普通認為《禹貢》是第一部講中國地理沿革的書，第二部是《漢書·地理志》。可是《禹貢》實在是戰(zhàn)國時人所寫，而《春秋左傳》里的地理，因那時有一兩百個諸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便舉了特別大的十二個，這些叫做“國”。國以外還有“邑”，這些邑，就像后來《水滸傳》里的史家莊、扈家莊、祝家莊之類。雖不是一個城，卻是一個邑。《左傳》里所記邑更多。大的稱都，小的稱邑，若我們把《左傳》里的諸侯和都邑各個地名都考究，那工作便很繁重。杜預注便成為后人講沿革地理一項重要的參考材料。此是一項專門學問，清代人寫《左傳地名考》的就有好幾家。那么我們可以說，要講中國的沿革地理，第一部書實是《左傳》。地理是歷史的舞臺，歷史上一切活動都分布在地面上。我們只要看春秋時代的地名，就可想像到古代的中國已經(jīng)相當?shù)拇螅畈欢帱S河流域直到淮水流域乃至大江以北，中國大部分區(qū)域都已包括在內(nèi)。
第三，我們要講到歷史里的氏族。大家知道，春秋時代是中國貴族封建的時代。每一個國家，都由一氏族組成。魯、衛(wèi)、齊、晉、宋。鄭各國，他們的氏族各不同。昔人有《春秋氏族譜》，我們要研究春秋時代的大家族，及當時的貴族生活，《左傳》里講得很詳細。
第四，講到政治制度，《左傳》里各國制度亦各不同。譬如官制（政府組織）、兵制（軍隊組織）、田制（賦稅制度）等。將來歷史里一應制度：官制、兵制、田制等，都有淵源，特別重要而且可考的則在春秋時代。
第五，從西周周公一路傳下來的所謂朝聘盟會之制，這是列國與周天子乃至列國相互間的一種“禮”。現(xiàn)在我們也可稱之為“制度”。在清代末年曾有一本書，那是中國人到了外國去，研究了歐洲人的所謂國際公法，回頭來把《左傳》里講的朝聘盟會種種不成文法，也當是當時的國際公法，寫了一本書稱《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我在北平時曾看過這書，可惜現(xiàn)在丟了，那書的作者我也忘了。而那書流傳不多，也無從再覓。十年前我到美國，去舊金山，那里有一位華僑，他特地同我談起，他正在要寫一本《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我當時曾極力鼓勵他努力寫，至今已過十年，沒有同他通過信，不知他此書寫成沒有。可是這個題目卻極值得寫。就這一點，也可想像我們中國文化之偉大，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已有一套很像樣的國際公法了。雖和后來歐洲人的國際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長短，各有特色。下面我們講到《左傳》里的人物。
《左傳》里的“人”，稱呼極不同，有的稱名，有的稱號，有的稱官名，還有其他不同的稱呼。實際上不僅古代如此，如我們讀宋代的理學，每一理學家有幾個名字的，如程穎字伯淳號明道，至少有三個稱呼。又如朱熹，字晦庵號考亭，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每個人都有好幾個名稱。而中國人的名號，又都在訓詁上配合起來，如三國時諸葛亮字孔明，魯肅字子敬，名字相配，這習慣就從春秋時代起了。清代就有人專門研究春秋時代人的名號，從這里有很多的訓詁問題可以發(fā)現(xiàn)。尤其是當時各國的賢卿大夫，他們的言論、行事，都值得我們研究。
下面再講大家知道的春秋時代《左傳）里所記載的軍事。如晉楚兩國三次大戰(zhàn)爭，城濮之戰(zhàn)、邲之戰(zhàn)、鄢陵之戰(zhàn)，又如晉和齊的鞍之戰(zhàn)，還有其他各種的大小戰(zhàn)爭，《左傳》里記載戰(zhàn)爭的文章都寫得好，在軍事學上也有極大考究。又如講到當時各國的外交辭令，《左傳》里記下的也都是了不得，常為后人傳誦。
再講到當時的各種禮俗、信仰，有關(guān)社會史方面的，也都重要。清代有一學者汪中容甫，他有一本文集《述學》，里面有一篇講到春秋時代種種禮俗，如他們講的天道、鬼神、災祥（災異同祥瑞）、卜筮、夢，其他，都是極有趣而且亦有參考之用。汪容甫根據(jù)《左傳》，說這些都是當時的實際情形，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到了戰(zhàn)國以后，中國社會大變，這許多所謂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等大批在《左傳》里有很多的記載，而戰(zhàn)國以后便慢慢少了，也可說是中國歷史文化上一大變遷，大進步。也可說是春秋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形態(tài)，中國人心理上一些特殊信仰。
此外，我們還可以講到春秋時代的一切食貨經(jīng)濟、工商業(yè)情形。
其次，《左傳）里又講到許多蠻夷戎狄，后人所謂的四裔。諸位當知，研究任何一代的歷史，都有這幾個項目，如天文，如地理，如家族氏姓，如制度，如人物，如軍事，如外交，如食貨經(jīng)濟，社會禮俗，又如中國和四裔的關(guān)系等，這是歷史的一個大體段，而《左傳》都有了。所以（左傳》已經(jīng)是中國一部很像樣的歷史。諸位倘使要研究這許多問題，清初有顧棟高寫一書，名《春秋大事表》，這是指的春秋時代，所根據(jù)的就是《左傳》的內(nèi)容，他分門別類地各為制成一張一張的表，而加以敘述。這書極偉大，我們正可根據(jù)他的方法，來寫《宋代大事表》、《明代大事表》等。顧棟高是花了一輩子工夫在這兩百四十年的事情上的。
我今試問諸位，哪個人可能隨便來偽造一部《左傳》他將如何般來憑空偽造？又偽造了有什么作用？所以我說：《左傳》是中國最先第一部最詳密的編年史。專講歷史價值，孔子《春秋》，可說還遠在《左傳》之下。若我們要研究春秋時代的歷史，而我們專來研究孔子《春秋》，將使我們根本不清楚，所能曉得的將很簡單，所以我們一定要讀《左傳》。但如此講來，孔子《春秋）又有什么價值啊？這已在上一堂講過。但上一堂所講，和此一堂所講，并不相沖突。我們此刻說，除非是一大史學家，將不能編出一部《左傳》，而《左傳》也確實是一部偉大的史學書。我認為我們要研究古代的中國史，我們便該拿這部《左傳》做我們研究的一個基準。即由此上來建立我們一個基本的標準的看法。
我們研究歷史，要懂得一個看法。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史，五帝、堯舜、夏商周三代一路下來，我們該怎樣去看？我說：我們該先研究《左傳》。因《左傳》講的詳細。如諸位研究《西周書》，這里周公講幾句，那里召公講幾句，太簡單了，再往上去更簡單，我們把握不住，無法研究。而《左傳》是一部極精詳極完備的記載，我們能把這兩百四十年認識了，根據(jù)這認識往上推，我們便可研究中國古代史。如我講今文《尚書》也有假的，《堯典》是假的，（禹貢》是假的，為何如此判斷？只要讀《左傳》，把《左傳》里各國的政府組織，官制等都弄清楚，那么怎能在兩千年前的中國早有了這樣進步的舜的時代的政府組織呢？為什么四千年前中國政府高明到這樣，在什么時候又退步墮落下來，到春秋時代又是這個樣子的呢？我們應有一講法，即是說這《堯典》里講的靠不住，《堯典》是戰(zhàn)國人的偽書。又如講《禹貢》，我們看過全部《左傳》里的地理，怎么那時人沒有《禹貢》九州觀念呢？我們便可判《禹貢》是偽書。又如我們今天講，春秋時代是一個封建社會，這話便有些不通。諸位讀西洋史，他們的中古時期封建社會有沒有國家組織呢？那時還沒有像法國英國等現(xiàn)代國家，但我們春秋時代有晉、齊、秦、楚，許多國家了。西洋史上要封建社會過了才有現(xiàn)代國家興起，然而西洋的現(xiàn)代國家，直到今天，英國還是英國，法國還是法國，沒有更在其上的一個統(tǒng)一政府。西洋史上的統(tǒng)一政府，乃在封建社會以前的羅馬帝國。可是中國便不同。春秋時代已經(jīng)有了很高明的國際公法，又有一個周天子在上面，那么我們怎可說春秋時代是個封建社會呢？所以我只講中國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并非封建社會。西方人的封建社會，是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東西，和我們完全不同。我此刻這樣講，諸位不要認為很簡單，在此六十年來，似乎只我一人這樣講，在我認為講得很清楚明白，只為我讀了一部《左傳》，《左傳》是我討論古史一個基準的觀點。
我再舉一書，諸位都知有郭沫若，他寫一書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根據(jù)《易經(jīng)》，根據(jù)龜甲文，說中國那時還是一個漁獵社會，正從漁獵社會漸進到畜牧社會去。在龜甲文里，一次打獵捉到多少豬或多少羊，所以說那時主要生活還是在漁獵時代。但這話也有些講不通。社會從漁獵進化到畜牧，再從畜牧進化到耕稼，進化到有大貴族，有許多像樣的諸侯，有中央統(tǒng)一政府，那不是簡單一回事。請問中國人什么時候才一下子一跳，而進步到《左傳》這個時代的呢？我們一方面要講中國人不進步，一方面卻把中國人的進步又看得太易太快，出乎這個世界人類歷史演進的常軌之外了。諸位盡看他引了許多龜甲文，許多《易經(jīng)》上的話，看他有證有據(jù)，但拿一部《左傳》來一看，就知雙方不能相通。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古史，應該把《左傳》做一個我們對歷史的基本知識，即一個標準的看法。從此推到上邊去，可以不會大錯。
再講到下面，我可以告訴諸位，諸位定該研究一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歷史。古代史也可把來作研究下面歷史的一個基準觀點。我們此刻研究秦漢以后，也多有看錯的，毛病在哪里？因為在上面沒有弄清楚。要弄清楚上面，最好還是讀《左傳》。我們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個準備工作，有一個靠得住的基礎(chǔ)和標準，那么一定要看《左傳》。諸位要讀廿四史，通常我們說，先讀《史記》、《漢書》，或者再加上《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邊有辦法。但《左傳》又是讀四史之基準。諸位莫說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讀《左傳》有什么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個基準，從上向下。如諸位要進我這個客廳來聽課，定要從大門進來，不能說這和我不相干。我們今天的錯誤，在我們先沒有一個做學問的基準或說立腳點。
此下我繼續(xù)提出兩書，一是《國語》，一是《國策》。前人多謂《國語》和（左傳》同出左丘明，故《左傳》稱“內(nèi)傳”，《國語》稱“外傳”，此說殊不可信。《國語》分國記載，如后代十六國春秋之類，和《左傳》編年體裁不同，故讀《國語》亦應分國來讀。如《魯語》和《齊語》不同，大抵鄒魯儒生多拘謹保守，故多經(jīng)生儒家言。而《齊語》則如盂子所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齊語》只講管仲，與管子書里材料相通。《晉語》則出三晉之士，韓。趙、魏三家，比較上重功利法制與縱橫思想。最早當淵源于子夏，后來演變出吳起。當然不能說子夏便是法家縱橫家之祖，可是三晉雖則多產(chǎn)法家縱橫家，而論其最先原始，則起于儒家。那里的儒家所講，則比較更近于史學。亦可說孔子的七十弟子后學在鄒魯本鄉(xiāng)的，還都是儒家傳統(tǒng)，而他們慢慢地傳到三晉，就漸變?yōu)楣ㄖ疲酥量v橫這幾派。其時如宋國，又和其他國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后，春秋時有一個宋襄公，想把講仁義來霸諸侯，被楚國打敗。后來又有一個向戍，召開弭兵大會，來求當時的全世界大和平。那些都是宋國人攪的花樣。更后來有墨子，他亦應是商代之后，他思想亦較特別。古人說：商尚鬼，商代人是帶有一種宗教迷信的。墨子書里便有“天志”“明鬼”諸篇，不脫商代人色彩。孔子之偉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后而到了魯國，周尚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兩代大成而又上通之于虞夏。還有楚國，和北方諸夏又稍不同。天文學在楚國很盛，中國古代天文學上用的名詞都很特別，我懷疑它和楚國有關(guān)系。特別如楚辭，其中如屈原的《離騷》、《天問》，那里講的中國古史非常多，他們又是一套。恰如我們講現(xiàn)代歐洲，意大利人同英國人不同，英國人同法國人不同，法國人同德國、奧國人又不同。地域不同、傳統(tǒng)不同。中國在春秋時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諸位讀《國語》，讀《魯語》就多儒家言，《齊語》就只講管仲，多法家言，《晉語》更較近讀歷史，《楚語》又是另外一種。在《國語》里有一篇《鄭語》，其實這一篇《鄭語》只就是從《楚語》中分出來。又如《吳語》、《越語》，《吳語》也只是從《越語》中分出，只講范蠡文種，講的是權(quán)謀權(quán)術(shù)，這些在春秋時代還沒有，是后來新興的，而把來假托在范蠡身上。倘使我們這樣來看《國語》，便知《國語》材料也并非不可靠，但決不是說編《左傳》余下來的材料便成《國語》。《國語》應是由另一人來編集，這些材料也是從各國來，但未能像《左傳》這樣匯在一塊而把來融鑄了。而且這些材料，時代先后各有不同，像《魯語》，便多是后起儒家借著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醬，潤飾成篇。如此之例，《左傳》中也有。在《左傳》中的記事部分，決非偽造，但《左傳》中記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們要取材《左傳》來寫一部春秋時代人之思想史月ｐ在運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齊語》中的管子，則決非春秋時代之真管子。而《晉語》則比較是記事部分多，或許會有更早于《左傳）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們隨著講到《國策》，《國策》里有大部分材料盡是縱橫家之言，都出三晉之士。然而《國策》中如《魏策》、（趙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卻很近《國語》中的《晉語》。可見當時歷史材料三晉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縱橫家言了。
我在《先秦諸子系年》里講《左傳》，就連帶到講到《國語》，主要把《國語》分國看，認為《國語》這書是雜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遲。齊國人的話，魯國人的話，晉國人的話，楚國人的話，越國人的話，都不相同。再把這看法來看《國策》，近乎《國語》的是一部分，三晉縱橫之士的說話又是一部分。講到這里，我要提出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古代人對歷史記載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所謂“記言”“記事”之分。諸位都說歷史是記事的，但中國古人看重歷史，不僅看重其事，還更看重講話。從前人認為（尚書》是記言的，如誓、浩。謨、訓，不都是講話嗎？我第一次講（尚書》，提出《召浩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講話。《國語》《國策》里很多只是講話，一段一段保留在那里，就是歷史。而《左傳》中主要的，乃是兩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里，便顯然見得一是記言，一是記事了。
我們再進一步講，固沒有在事情中沒有講話，也沒有講話而不牽涉到事情的，這里我們不能太嚴格地分。我在《西周書文體辨》里，就說講話里必兼記事，而《左傳》亦在記事里就連帶記著很多的“言”。我們只能說中國古代言與事并重，說話同行事一樣看重，但并不能說中國古代人把講話同行事分別開，如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話恐有些靠不住。又如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一個天子的行動，由左史寫下來，他的講話，由右史寫下來，此和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恰相反對。又且在古書里可找到許多史官名，而并無所謂左史與右史的分別。所以我疑心這些話靠不住。可是中國古代人對于歷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講話，那是一定的。
現(xiàn)在我們再講到記言，這個“言”字也和我們現(xiàn)在人所講“思想”有一些不同。當然講話都由思想來，可是說中國歷史里看重講話，不能便說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們的現(xiàn)代觀念，而且我們今天所講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講“哲學”有不同。我曾寫了一本《中國思想史》，但并沒有稱它為《中國哲學史》。言和思想和哲學，這三者均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緊密相連，但并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開，但并不即是哲學。哲學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結(jié)構(gòu)的。如縱橫家言，我們最多只能說那時有一套縱橫思想，但并不能說那時有一套縱橫家的哲學。
從另一方面講，言一定是思想，哲學也一定是思想。我們可以這樣說，隨便的說話就是言，這些說話用特殊的某一種的說法來說，就變成了哲學。這不是說話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個體系，非如胡思亂想。但這個體系，又可分兩種。一種是生命體，一種是機械體。怎叫生命體呢？如盆里這一枝花，這是有生命的。怎叫機械體呢？如這張桌子，它是一個機械體。我們思想的發(fā)展，都應有一個生命。思想發(fā)展就有許多話，話多了，遂成為一個結(jié)構(gòu)，而那結(jié)構(gòu)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機械似的，那就成為了一套哲學。中國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發(fā)展仍只應稱之曰“言”。如孔子講話，自然從他的思想來，但我們今天每有人說孔子的思想沒有組織，不成為一套哲學。組織也只是一套結(jié)構(gòu)，但結(jié)構(gòu)得太嚴密，或說是太形式化了，便成為機械化，便會減少或損失了它的生命性。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孫豹，他講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暫不講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與事并重嗎？叔孫豹那句話，兩千五百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在這樣講，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嗎？但這只是一句話，并不成一套哲學。西方一位哲學家講話，他往往不是在講一句話而往往是在寫一本書。有組織，有結(jié)構(gòu)，講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論。中國人的理論，往往脫口而出，只是說話。沒有系統(tǒng)，沒有組織，一個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講，不成哲學，可是它確是一番思想啊！雖然由他一個人隨口講，竟可跑到我們?nèi)澜缛说男睦铮蠹艺J為對，那就是立言。
又如說馬克思，他著的《資本論》，若說資本家怎樣賺錢，論到資本的利潤，說這是剝削勞工階級，這是馬克思住在倫敦天天看報與訪問調(diào)查各個新興廠家，有根有據(jù)，才提出這些話，這些話確是對，但在中國人簡單一句話就講明白了，這稱做“為富不仁”。要賺錢發(fā)財，總是有點不很仁道。在我們只是一句話，在馬克思則成了一套哲學。若馬克思這套哲學只講到這里月ｐ么今天就會有人駁他，說今天如美國人工資這樣高，而且一個大資本家的廠公開發(fā)賣股票，工人也可買，賺來的錢還要抽很高的所得稅，所以美國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jīng)是共產(chǎn)主義的社會了，可是這句話最多只能駁馬克思，不能駁中國人為富不仁的話，資本主義還是為富不仁。這且不講。馬克思因要講經(jīng)濟利潤，慢慢講到階級斗爭，再講上去，講歷史哲學，講唯物史觀，講存在決定意識，這就成了一套哲學。他的《資本論》，千門萬戶有一個大的結(jié)構(gòu)，急切要駁倒它，便不易。中國人一句話脫口而出就是一句話，可是這句話也可顛撲不破，此所謂立言。故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這句話就是一個思想之菁華，像一棵樹從根慢慢長出枝，開花結(jié)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話，往往成為思想的一塊化石。如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你要問這句話怎么來，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學慢慢兒地同你講，可是這句話實際上是死的！而中國人一句話，總要求其是活的。如孔子講仁，今天我們都要學西洋人講哲學的方法，來講孔子的“仁”。那么如（論語）里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這話意義無窮，可是當下則只是一句話。又如說“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說“仁者先難而后獲”，如此之類，若我們把《論語》里孔子論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學來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組織，成為結(jié)構(gòu)，這些話怕會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說這些話都變成不重要的了。我們要知中國人所謂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學的眼光來看。我們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學來發(fā)揮中國人的“言”，而不悟這里有一個不同。如叔孫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話就不朽了。但若講哲學，這話便成無頭無尾，沒有結(jié)構(gòu)，沒有系統(tǒng)，沒有組織。照西方人的哲學著作，也有許多是多余的，講了一本書，最后也只是一句話。你說“存在決定意識”，我說不對，也就完了。讀中國史，不便要兼通哲學，但中國史里言事并重，如縱橫家言，也是一套話，卻又不能說它是立言不朽。可見治中國學問，還是有中國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講究。
現(xiàn)在說中國史學有記言記事兩條大路。像《國語》、（國策》都是記言的，遠從《尚書》一路下來。但到孔子時代，記言又走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莊子是道家，各自著書。如《論語》、《老子》等書，發(fā)展成另一條大路，中國人叫它做“子書”。中國人從經(jīng)學里發(fā)展出史學，我們已經(jīng)講過，《尚書》、《春秋》便都在經(jīng)學里的。但史學又發(fā)展出了一套于學，子學則只是記“言”的，從其所言，可來研究他們的思想。我們要研究中國思想，從周公開始，周公以前則難講了。近則從春秋開始，如看一部《左傳》，它里面所載賢卿大夫種種講話，不曉得有多少，但此許多講話，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價值的，有無價值的。要講史學，便又該講到盂子所謂的知言之學。又當知一書有一書之體制，中國書有中國書的體制。
今天諸位讀書，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諸位講中國思想，盡向《論語》、《孟子》、《老子》、《莊子》書中找材料，卻不找到《左傳》，認為《左傳》是一部歷史書。不知《左傳》里就有很多偉大思想在其內(nèi)。我寫《中國思想史》，從《左傳》里就舉出兩人，一是子產(chǎn)，一是叔孫豹。叔孫豹講三不朽，這時孔子已經(jīng)三歲。子產(chǎn)在《左傳》里有一段話講鬼神，講得非常有意義，那時孔子已經(jīng)十七歲。又過了十四年，子產(chǎn)又講“天道遠，人道邇”，這一句話只六個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學，可是孔子《論語》就是講人道不講天道，根據(jù)子產(chǎn)這句話的思想發(fā)展而來。我講中國思想，在春秋時代舉出兩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會不受他們影響？可是今天，把這部《左傳》擱在一旁不理了，便會使古代史無法講，而下邊歷史也都無法講。講中國思想，講來講去，從老子開始呢？還是從孔子開始？只講諸子、講經(jīng)史，把中國史從腰切斷了。若我們把此兩百四十年春秋時代人的思想，見在《左傳》里的，再接上《尚書》里的思想，便如偽古文《尚書》里也還有很多材料。這些中國古代思想，怕會花去諸位一輩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說《左傳》是一部研究中國古史的基準觀點所在。我前面講《左傳》舉了十項大事，而思想一項沒有舉在里面。
現(xiàn)在我再講一件，如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這可見中國人看重講話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義，罵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謂必也正名，是說每一句話中總有一個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順，言不順的該無法做成事。中國史學，言與事并重，這是中國人的一套歷史哲學，所謂“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義，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國人看重《左傳》，不看重《國語》、《國策》，正因為《左傳》里有許多賢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國語·晉語》里所載有許多后代迂儒之偽言，乃至如《國策》里的許多縱橫家言，盡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視的。若諸位沒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國歷史當作記事一邊去看，便失掉了中國史學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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