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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被時人和后人視為浪子詞人，是因為其人其詞涉及了許多風流浪蕩之事。其實，他在少年時代并非浪子，而是很勤勉的書生。他的故鄉(xiāng)建州（今福建崇安一帶）在當時是人才輩出的“文獻名邦”，“家有詩書，戶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1]。柳永生長于此地一個傳統(tǒng)讀書奉儒之家，祖父、父親、叔父都讀書為官[2]，長兄柳三復也在真宗朝進士及第并為官。受此影響，柳永自幼也喜歡勤學苦讀，他曾在其《勸學文》中寫道：“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3]。他少年時寫的詩已頗見功夫[4]。從青年時代起，他到汴京開始了漫長的舉子生涯。他成為浪子詞人，也就是在此時期。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云：“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這一方面是緣于性情和愛好，另一方面也是他以才取財，獲得“潤筆”以維持生計的途徑之一。據(jù)宋人羅燁《醉翁談錄》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jīng)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懂音樂，長作詞，使他不僅可以盡情地到“煙花巷陌”去“淺斟低唱”、“偎紅倚翠”，而且還能得到一些稿酬，這又助長了他的風流性情。他甚至結交一些“狂朋怪侶”，在京都的酒樓、妓館里歡飲狂歌，縱情享樂。他的詞風靡一時，從市井百姓到文人學士，甚至皇帝都喜歡他的詞。陳師道《后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骩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
然而，當柳永科考求官時，他在詞中對浪漫情事的鋪陳渲染和對自由意志的公開表達，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礙。此時，浪子詞人與正統(tǒng)君臣的人格美和藝術美意識的差異變成了社會性、歷史性的沖突。
一、柳永與帝王人格美意識的沖突
以下三條史料是人們談論柳永與帝王關系時常引用的。北宋末嚴有翼撰《藝苑雌黃》：
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儇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旨填詞柳三變。”
稍后，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十六中云：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5]：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菜》，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菜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制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于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以上三則史料所述，參以其它史料，大致可信，但仍有疑點。首先是《鶴沖天》的寫作原因、時間及柳永的科考經(jīng)歷。先看其詞：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云便，爭不恣游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詞中明言“青春”、“偶失”，當是初應科考落榜后所作。若非初次，當言“再失、”“又失”或“屢失”等。那么，柳永初試科舉于何時呢？由于史料不足，柳永的確切年齡尚難斷定，但學界考訂柳永的生年不晚于雍熙四年[6]。以此年算起，則柳永在仁宗即位前已36歲。今存柳詞中有《玉樓春》（鳳樓郁郁呈嘉瑞）等，當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作于汴京，其時柳永23歲[7]。從這一年到真宗朝結束，共開科考四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八年（1015年）、天禧三年（1019）年[8]。就是說，柳永23歲、27歲、30歲、34歲、均有可能應考。宋人多喜自言“老”，而自言“青春”當不過30歲。以柳永勤奮讀書的經(jīng)歷，以其家庭父、兄輩的影響，他應考絕不會很晚。他進京就是為了應考，20多歲的舉子在當時是常見的。據(jù)此推測，柳永在23歲、至遲27歲時已參加過科考，《鶴沖天》詞則作于他初考落第之后。
第二個疑點是：《藝苑雌黃》所載“上曰”，是真宗還是仁宗？《鶴沖天》作于“上曰”之前還是其后？
細審前引三則史料，于本事多含糊其詞，而宋人其它詩話、詞話、筆記轉述者，亦不考原委，皆言仁宗，而不確言“上曰”之“上”為何人，以致后人有“耆卿蹉跎于仁宗朝”[9]之誤會。其實，柳永蹉跎于科場20多年，主要不是在仁宗親政之后，而是在真宗朝和仁宗年少、章獻太后聽政朝間。嚴有翼說“耆卿喜作小詞，然薄于操行”，因而“上曰：‘且去填詞。’”可知他的詞名從他初試科場就已成為障礙，而命他“且去填詞”之人，當是真宗。嚴有翼又說“由是不得志”等等，已說明柳永“無復檢約”、“奉旨填詞”實與“上曰”有因果關系。細審《鶴沖天》詞中之抱怨、賭氣之意，正由此而發(fā)。這樣看來，嚴氏《藝苑雌黃》所記之事，正是柳永在真宗朝初次應考不中之事。
而吳曾《能改齋漫錄》所言仁宗因《鶴沖天》詞而黜落柳永之事，并非“據(jù)嚴語而更演之”[10]，而應是發(fā)生在章獻太后聽政時期的另一件事。
仁宗即位時只有13歲。章獻太后聽政11年直至去世，24歲的仁宗才親自執(zhí)政。柳永在仁宗親政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年）終于及進士第。如果他因《鶴沖天》詞而被黜落之事屬實，則只能發(fā)生在太后聽政期間。此間開科考三次：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八年（1030年）。柳永從22歲（大中祥符元年）應考到48歲（景祐元年）中舉，這26年間有七度科舉，他到底參加了幾次？現(xiàn)有史料尚難說明。但吳曾所言至少表明：他在天圣年間的三次科舉中有一次已經(jīng)入選進士，但在皇帝最后審批時，因《鶴沖天》之故而被黜落了。這時的仁宗雖未獨立執(zhí)政，但已開始參與處理政務了。
然此事令人費解之處亦多。史載仁宗“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于色”[11]。有一次他聽到有考進士者因殿試落第而赴水自盡，不禁為之“惻然”，于是立了一項制度：凡經(jīng)初試進入殿試階段的舉子，一律不再黜落。即便不令人十分滿意，也收在榜末[12]。他親政不久，既于景祐初年下詔曰：“鄉(xiāng)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憫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六舉；嘗經(jīng)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柳永“景祐元年方及第”，或許與此詔之意不無關系）。對讀書人這樣寬宏仁愛的仁宗皇帝，為什么對柳永就一次次地不客氣呢？
《鶴沖天》惹禍的故事頗可疑。再來看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所言故事，亦有可疑。這故事的關鍵是《醉蓬萊》詞：
漸亭皋葉下，隴首云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游，鳳輦何處？動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簾卷，月明風細。
《澠水燕談錄》所言三條令仁宗不悅的原因，前兩條都是皇帝身旁的人察顏觀色，猜測揣摩的，未必用了一個“漸”字，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詞用過的“宸游鳳輦”幾個詞語，就能引起龍顏不悅，絕了人家的仕途。“太液波翻”的“翻”字的確不如用“澄”顯得柔和、寧靜。但如果僅是藝術趣味不同，似也不至于使龍顏變色。那么到底為什么仁宗對柳永這么嚴厲苛刻呢？
以上三條記載，雖有疑點，但柳永仕宦蹉跎確是事實。那么這位才子詞人為何仕途不暢呢？仔細想來，這三條記載倒是透露出一些歷史的必然性：浪子詞人和正統(tǒng)帝王之間一直存在著文化觀念、審美意識的沖突，不是詞應該怎么作，而是人應該怎么做的問題。
首先是放浪形骸與正統(tǒng)、謹慎的品行差異。仁宗是個生性謹慎、“務本向道”的正統(tǒng)帝王。據(jù)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二記載，仁宗有一次夜間觀看眾僧做道場，遂“各賜紫羅一疋”。眾僧致謝時，他囑咐說，“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還有一次，他在很受寵的張貴妃那里見到一個定州紅磁器，就追問“安得此物”？貴妃說是大臣王拱辰進獻的。仁宗訓斥貴妃不該與臣僚通饋贈，并用柱斧打碎了磁器。后來他又發(fā)現(xiàn)貴妃身著燈籠錦，問清是潞國公文彥博送的，很不高興。后來文彥博任宰相，臺官唐介彈劾他，涉及送燈籠錦的事。仁宗以對上失禮的罪名把唐介貶謫到邊遠地方，同時也降了文彥博的職，貶他出判許州。還有一次仁宗舉辦賞花釣魚宴，內侍們用金碟盛釣餌放在桌上。王安石當時知制誥，他不經(jīng)意間，隨手把釣餌吃光了。仁宗第二天對宰相說：“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仁宗就是這樣一個生性謹慎，規(guī)范意識很強，很注重生活小節(jié)的人。
柳永和仁宗恰恰是兩路人。他是個容易放任性情、只圖一時痛快的風流才子。其實風流才子在當時也是照樣可以做官的。做官的人也有風流韻事，只是大家不說出來。柳永卻不但寫出來，讓人到處唱，而且還夸張渲染地炫耀。這就犯了忌諱。而那首《鶴沖天》詞又分明是對皇權的輕慢。那種揶揄圣主、戲謔卿相、玩世不恭的浪子情調，寫出來便是挑戰(zhàn)。仁宗不可能給他好果子吃。其實，柳永做不成官也沒什么冤枉的。“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并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明確的審美追求，其最深層的精神實質是一種反叛規(guī)范、放縱天性的生命自由意識。
柳永和仁宗人格美意識的第二點差異，是追求風流與追求儒雅的審美情趣差異。古代文人常常既風流又儒雅，柳永是風流有余，儒雅不足，仁宗則是“留意儒雅，務本向道”。他絕不會象日后的宋徽宗那樣去京城名妓李師師那里走走，他重用的臣僚都是正統(tǒng)儒雅之士，宰輔如晏殊、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之臣如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zhèn)、呂誨等。他當然不喜歡讓那個放任自由的浪子詞人領他太多的皇糧。
第三，柳永與仁宗的人格美意識有率真和修飾的差異。這并不是指他們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們各自的代表著不同的文化人格。仁宗所欣賞的人格美是經(jīng)過儒家理性加工、修飾過的規(guī)范人格意識。按封建時代的規(guī)范，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合乎規(guī)范，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還可以，總和妓女們混在一起就不好了。宋代允許妓女存在，也允許官僚們聽聽她們的歌，看看她們的舞，甚至自家也可以養(yǎng)幾個歌兒舞女。但像柳永這樣總在煙花巷陌中尋訪意中人，眠花宿柳，而且還把這種生活體驗不無夸張渲染地大加炫耀，到底有些過分，做官總不太合適。相比之下，柳永是過于率真任性了。
二、浪子詞人與宰相詞人藝術美意識的差異
宋張舜民《畫墁錄》載：
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相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比晏殊至少大四歲，但晏殊此時是堂堂宰相（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這次會晤大約在晏殊53歲左右。此時柳永中進士差不多10年了，但還是沉于下僚，于是他想和宰相談談心，希望這位宰相詞人能理解自己。這真是當局者迷。晏殊可是旁觀者清。他知道皇帝不喜歡的是什么。兩個人一開始就心照不宣地談到了詞。晏殊開口就點題：“賢俊作曲子么？”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當然不能讓步，馬上指出：我雖作曲子，卻不像你那么放肆。
這次短暫的會晤中隱含著長期以來兩種審美意識的沖突。這表面是詞美意識的沖突，其實是如何做人的觀念沖突。
柳永是浪子詞人，“恣游狂蕩”是他的自我評價。晏殊是正統(tǒng)文人，14歲就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接見，15歲受賜同進士出身，擢秘書省正字，42歲任參知政事。以后雖有浮沉遷徙，但基本是身居高官要職。他生性謹慎，行為規(guī)范，很合仁宗的脾氣。他舉薦、提拔過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名儒。這些人后來都受到仁宗重用，成為一代名臣。他絕不會違反皇帝的意思而舉薦柳永。《珠玉詞》137首中，僅有兩處使用“狂”字：“無端一夜狂風雨”（《采桑子》），“醉來擬恣狂歌”（《相思兒令》），皆與柳永“爭不恣游狂蕩”的“狂”不同。這次談話雖不多，但若把《樂章集》和《珠玉詞》進行對比，就會看出他們在寫什么和怎么寫方面都有明顯分歧。
柳詞今存213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約130—140首。這些詞除寫離別、相思等內容外，約有一半左右寫到男女艷情。晏殊批評他時所舉的詞句，出自《定風波》（自春來），而柳詞中描寫女性體態(tài)容貌、洞房情事、床笫歡愉比較直露的詞作遠過于此。如被黃升批評為“麗以淫”[13]的《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又如《尉遲杯》（寵佳麗）、《慢卷紬》（閑窗燭暗）等。嚴有翼批評這些詞是“閨門淫媟之語”[14]，并不過分。清人周濟嘗為柳永辯護，但也不能不批評其詞中“惡濫可笑者多”[15]。這類詞，晏殊是不會寫的。晏殊今存詞137首，無一首像柳永這樣坦率地寫男女艷情。晏詞中純以女性或男女情事為題材的詞只是一小部分，寫得也比較含蓄、優(yōu)雅。如《清平樂》寫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華，粉融香雪透輕紗。晚來妝面勝荷花。 鬢亸欲迎眉際月，酒紅初上臉邊霞。一場春夢日西斜。
既使寫戀情，也很含蓄。如《訴衷情》：
青梅煮酒斗時新，天氣欲殘春。東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 回繡袂，展香茵，敘情親。此時拼作，千尺游絲，惹住朝云。
柳詞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樓楚館，煙花巷陌中的女性，寫得比較艷，比較露，比較性感；晏詞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門華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賓主的女性，寫得比較典雅、含蓄、優(yōu)美。柳詞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情事和體驗，晏詞則絕不寫這些。晏詞中的女性都是交際場上的，柳詞中則多是風月場上的。晏詞中的男女之情僅限于情感意念范圍，而且寫得委婉含蓄，柳詞中則常常突破這個限度而涉及兩性的云雨歡合。即使是寫相思或回憶往事，或向往未來，柳詞也常涉及兩性間的床笫之歡。柳永不想對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歡坦露真情，喜歡鋪陳渲染。即便對風塵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誠的愛戀和同情之心。他把男女之情寫得太真切了。
晏詞中大量篇章寫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感受。他詞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達官貴人，在那里傷春、悲秋、感慨時光流逝、節(jié)序變化；或在清風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間，渲泄一點官場上的厭倦和郁悶；或在小園香徑中獨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飛燕，嘆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寫夢、寫醉，寫賓客往來，寫聽歌賞舞吟詩作詞之事。總之他只寫“高貴者”的生活，不寫“卑賤者”的生活；只寫正統(tǒng)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寫風流浪子的情趣；他追求詞篇的雍容、典雅、閑適、清淡、委婉、含蓄之美，不喜歡秾艷、華麗、坦率、風流、俚俗之美。
其實，柳詞的文化市場遠比晏詞廣闊。晏詞的市場在文人騷客之中，柳詞則無論市井民眾還是正統(tǒng)文人、達官貴人都喜歡，皇帝也要聽。晏殊也熟悉柳詞，不然他怎么能開口就拈出柳詞句子呢？后來的文人也都愛讀柳詞。秦觀還有意無意地學柳詞句法。蘇軾也很熟悉柳詞，以至一眼就能看出秦觀詞中像柳詞的地方。
看來，當時的文人以至帝王都不否認柳詞的審美價值。執(zhí)政者只是認為他這個人不適合從政，應該去專門寫詞。柳永也就真的成了“專業(yè)”詞人了。正統(tǒng)文人則認為柳詞可聽可唱可讀，但其中艷的部分切不可學，學了就有失身份。
其實，浪子詞人只是柳永人生角色之一。如前所述，他青少年時代是個勤學苦讀的書生，為官后是個被后人列入“名宦”之林的好官。他的詞也有許多是符合正統(tǒng)審美觀念的高雅之作。比如寫都市繁華的《望海潮》（東南形勝）、寫羈旅情懷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夜半樂》（凍云黯淡天氣）、寫離愁別緒的《雨霖鈴》（寒蟬凄切）、寫悲秋念遠的《玉蝴蝶》（望處雨收云斷）、寫執(zhí)著追求的《鳳棲梧》（佇倚危樓風細細）等等，這些詞藝術性極高，歷來被認為是柳詞的代表作，是極標準的文人雅士之詞，是宋詞中第一流的精品。柳永拓寬了詞的題材，發(fā)展慢詞（長調）形式，豐富了詞的表現(xiàn)手法，把俚俗詞語用到詞中（這一點在當時和以后都受到批評）。他是北宋詞壇一個新的美學流派。他的詞不僅影響到詞的創(chuàng)作，而且影響到戲曲。清況周頤《惠風詞話》卷三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
（刊于《學術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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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靖建寧府志》卷四。
[2]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下《送柳宜通判全州序》有載。
[3] 見《建寧府志》卷三十三，又日本刊本《古文真寶》亦收錄（僅80余字）。
[4] 厲鶚《宋詩紀事》卷十三錄柳永詩三首，其中《中峰寺》詠崇安名勝古跡勝中峰寺，可知是其在家鄉(xiāng)讀書時作。
[5] 王闢之乃宋英宗治平年間進士，去柳永不遠，且其《澠水燕談錄》“所記質實可信，多與史傳相出入”（《四庫提要》）。
[6] 參見唐璋《柳永事跡新證》（《文學研究》1957年第三期），蔡厚示、李國庭所作《柳永》評傳，吳熊和《唐宋詞通論》，薛瑞生《樂章集校注·前言》等。
[7]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卷一一二《禮志可參證。》
[8] 據(jù)《文獻通考》卷三十二《選舉五》。
[9] 清·宋翔鳳《樂府余論》。
[10] 薛瑞生《樂章集校注·前言》。
[11] 《宋史》卷九《仁宗紀紀一》。
[12] 《邵氏聞見錄》卷二。
[13] 《唐宋諸賢艷妙詞選》卷五。
[14] 《藝苑雌黃》。
[15] 《介存齋論詞雜著》柳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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