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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清史稿·邦交志》*
* 據(jù)團結(jié)出版社（民國珍本叢刊）2006年1月第1版補入。--CTJ121
中國舊有之正史皆無"邦交志"一門，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時代變遷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國惟有藩屬之控制馭夷懷遠諸政，無所謂邦交。春秋戰(zhàn)國之合縱連橫，不過等于西洋封建時代諸侯之爭斗；雖遠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國際交涉；然時代之局勢與精神，實與19世紀中外之關(guān)系迥然不同。李氏鴻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寧》及《天津條約》為古今之大變局一語，激時人之圖自強，此可謂知時之言也。故清史尚無"邦交志"，則清史無從理解，即今日中國之時局亦無從探研。主持《清史稿》諸公能不為成法所束，而創(chuàng)"邦交志"一門，足證諸公之能審時察勢，亦足證今日中國思想之進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雖為新創(chuàng)，然《邦交志》之書法及其根本史學觀念則純?yōu)橐u舊。批評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語加之，亦不為過當。近百年來中外關(guān)系之大變遷何在？其變遷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無所貢獻，且直不知此二問題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問題也。至于近百年來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同治修約、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瓜分與排外、東三省之國際問題等，皆《邦交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說明各案之所以成問題，又不指定各案結(jié)束之得失，其史學上之價值可想而知。
或謂《邦交志》既循舊史體裁，不可以新史學之眼光評論之。所謂時代之背景及時代之變遷，皆舊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專以責難《邦交志》也。雖然，舊史界對于史事真確之審定及事與事之輕重權(quán)衡，自有其嚴密之紀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實比比皆是，后當列舉。至于史事輕重之缺評斷，請就"英吉利"部論之。
《邦交志》共為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國為一卷，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日斯巴尼亞、比利時、意大利合為一卷，奧斯馬加、秘魯、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剛果又合為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為最多，共二十八頁，頁二十六行，行三十字。《邦交志》對于中、英關(guān)系之輕重評斷，可從下表知其梗概：
論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論鴉片戰(zhàn)爭者，百零五行。
論馬加理案及煙臺條約者，五十二行。
論中央緬甸交涉者，前后共四十六行。
論鴉片稅則者，四十四行。
論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關(guān)系者，四十行。
論咸豐七年至十年之戰(zhàn)爭者（內(nèi)包括廣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條約》、通州之役、外兵入京、圓明園之被焚及《北京條約》）共三十六行。
論馬凱條約者，三十二行。
論滬寧鐵路者，二十三行。
論同治時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論庚子拳匪者，九行。
論德宗大婚英贈自鳴鐘者，三行。
論九龍租地之擴充者，半行。
《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兩廣總督葉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熱河、英人之焚圓明園諸事，共占篇幅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贈自鳴鐘顯非軍國大事，鐘上所刻之祝辭（"日月同明。報十二時。吉祥如意。天地合德。慶億萬年。富貴壽康。"見《邦交志》二第十七頁）非字字載諸史乘不可；而于九龍之展界，則以半行了之；輕重顛倒，史家之判斷何在？《邦交志》于記事既無輕重之權(quán)衡，于史事真確之審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細加考察，則又知其不然。茲特列舉數(shù)端，以供讀者參考：
甲、俄羅斯部：
（1）俄羅斯地跨亞細亞、歐羅巴兩洲北境（第一頁第二行）。
按歐洲北境不屬俄者，尚有瑞典、娜威、不列顛諸國。如其說俄有歐之北境，不若說俄有歐之東半，蓋東半僅博耳干半島不屬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兩附貿(mào)易人至京奏書（第一頁第七八行）。
會荷蘭貢使至（第一頁第十行）。
三十三年遣使入貢（第一頁第二十行）。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國派使來華以通和好者凡十數(shù)次。每次均攜有本國元首致中國皇帝或宰相文書及禮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實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飾以欺上，概稱外邦之公使為貢使，公文為奏折，禮物為貢物；甚至翻譯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書為奏稟，史家似不應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謬誤類此者，不勝枚舉，下不復贅。
（3）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第二頁第一行）。
按俄國無近大西洋之邊界。
（4）后遂有四國聯(lián)盟合從稱兵之事（第二頁第二十二行）。
按咸豐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國聯(lián)盟稱兵之事，無四國聯(lián)盟稱兵之事。英、法屢求美國加入盟約，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聯(lián)盟稱兵。俄國事先向英、法聲明，中國既未違犯《中俄條約》，俄無宣戰(zhàn)之理，且向中國自稱為中國惟一之友。
（5）俄帝遂遣海軍中將尼伯爾斯克為貝加爾號艦長，使視察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龍江探險之任，與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龍江（第三頁第二至第三行）。
按尼伯爾斯克（Nevelsky）與木喇福岳福（Muraviev）并非同時同路入黑龍江。尼氏之任專任探險，由勘察加南駛，路過庫頁島，發(fā)現(xiàn)庫頁實系一島非半島，后由黑龍江口溯流而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木氏率艦隊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龍江順流而下，事在咸豐四年，即公元1854年。路對東西，時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龍江"乎？
（6）十年秋，中國與英、法再開戰(zhàn)，聯(lián)軍陷北京，帝狩熱河，命恭親王議和。伊格那提業(yè)福出任調(diào)停，恭親王乃與英、法訂《北京和約》。伊格那提業(yè)福要中國政府將兩國共管之烏蘇里河以東至海之地讓與俄以為報。十月與定《北京續(xù)約》（第三頁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行）。
按是役伊格那提業(yè)福之外交，非"出任調(diào)停""讓與俄以為報"二語足以傳其實。伊氏告英、法公使曰："中廷態(tài)度頑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與中國之執(zhí)政者頗相識，愿竭力勸其就范。"同時又告恭親王曰："英懷叵測，吾愿調(diào)度以減其鋒。"迄中、英《北京條約》既定，英兵有不即撤之勢。伊氏又言于恭親王曰："英之野心于此可，見吾往說之，或可挽回。"后數(shù)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實則額爾金爵士（Lord Elgin）全無違約不退兵之意，其不即撤者，一時交通之困難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挾此要索，而恭親王不察，遂割吉林省之海岸以報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豈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之奸詐以告國人。（參見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rede l860，Paris，1906，PP.121，187，209，241。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2vols。London，1900 Vol，1，pp，157-359）
（7）崇厚將赴黑海畫押回國，而恭親王奕䜣等以崇厚所定條款損失甚大，請飭下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金順、錫齡等，將各條分別酌核密陳。于是李鴻章及一時言事之臣交章彈劾，而洗馬張之洞抗爭尤力（第九頁第三至五行）。
按當時言事之臣誠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彈劾"，張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極刑，然李鴻章之議論則反是。其復議《伊犁條約》奏折雖明陳通商與分界之弊，然謂通商一項可在用人行政上補救，分界一項則勢難爭，即爭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難守。李之主旨在承認崇厚之條約也。其致總署及朋僚書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敗在勢不在人。李氏對伊犁之態(tài)度始終一貫，當同治末年、光緒元年政府議海防塞防孰緩孰急之際，李氏即主暫棄新疆以重海防。新疆尚可棄，何況伊犁之一隅？無怪以后于崇厚之約，李氏與言事之臣大相徑庭也。（參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頁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頁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頁十，又卷十六頁五、頁七、頁十二、頁十七，又卷十七頁十八；"譯署函稿"卷十頁十七。當時言論不止分主和與主戰(zhàn)兩派，可參看《劉忠誠公文牘》八頁二十八至二十九。）
（8）（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膠州灣為口實，命西伯利亞艦隊入旅順口，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二港，且求筑造自哈爾濱至旅順之鐵路權(quán)（中略）。俄皇謂許景澄曰："俄船借泊，一為膠事，二為度冬，三為助華防護他國占據(jù)。"（光緒二十四年中略）限三月初六日訂約。（中略）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張接管旅大示，限中國官吏交金州城。中國再與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定約，將旅順口及大連灣暨附近水面租與俄（第十七頁第一至十一行）。
按中國之租旅大與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壓迫，即《邦交志》所謂艦隊入旅順口率兵登岸，兵屯城外諸行動是也。然不盡然。近蘇俄政府所發(fā)表帝俄時代外交公文中有二電稿，頗能補吾人知識之不足。是年俄人在北京主持交涉者系署理公使巴布羅福（Pavloff）及戶部大臣威特（Witte）之代表博可笛洛夫（Pokotiloff），二月十六日（西歷三月九號）博氏致威特電云："今日吾偕署使與李鴻章、張蔭桓密談，吾告以倘旅大之事能于限期之內(nèi)俄國未施極端手段之前簽訂條約，愿各酬銀五十萬兩。彼二人均訴其地位之艱難，云近日中國官吏大為旅大事所激動，中國皇帝接收無數(shù)奏折，力主勿許俄之要求，中國駐英公使電告總理衙門：英廷反對俄之條款。"二月二十三日（西歷三月十六號）博氏又密電威特云："吾今日面交銀五十萬兩與李鴻章，李甚歡悅，并囑吾代為致謝閣下。吾同時發(fā)電與洛第斯坦恩（Rothstein銀行家），吾尚無機會交銀與張蔭桓，張氏之行動甚謹慎。"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勢不能免，五十萬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與俄國訂同盟密約（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為事實則無可疑，中國政府已在華府發(fā)表其條款），而俄國又以助華防護為口實，則俄國礙難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防護者，俄人之以定約在限期未滿之先為納賄之條件者，其故即在渡過此外交之難關(guān)。旅大之喪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傳之簡單也。
博氏二密電見于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1927.P71。
（9）前清末年東三省之外交（第二十至二十一頁）。
按東三省之外交，尚有一重大變遷為《邦交志》所未提及者，日、俄戰(zhàn)爭以后，美國資本家極望投資于東三省鐵路。初議由美收買南滿鐵路，事將成，而日政府忽翻案。后美國又擬借款與中國，以筑錦璦鐵路。日、俄見美國資本家之野心，乃立一九○八年之協(xié)約，劃內(nèi)蒙古之東部及南滿為日本勢力范圍，馀為俄國之勢力范圍，互相協(xié)助，以防第三者之侵入。此條約即日本以后二十一條之雛形也。《邦交志》于日、俄、美三部均不提及此事，何疏略一至于此？
乙、英吉利部
（1）而貢使羅爾美都……（第二頁第二行）。
英王乃遣領(lǐng)事律勞卑來粵（同頁第十四行）。
按嘉慶二十一年，英國派遣來華之公使原名Lord Amhersto，中文譯為"羅爾美都"。蓋以"羅"譯Lord，而以"爾美都"譯Amherto也。道光十四年，英國派遣來粵之領(lǐng)事，原名Lord Napier中文譯為"律勞卑"。蓋以"律"譯Lord，而以"勞卑"譯Napier也。譯法載于前清檔案，固非《邦交志》所獨創(chuàng)，若不加以解釋，學者實無法領(lǐng)會也。
（2）及事亟，斷水路餉道，義律乃使各商繳所存煙土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則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償以茶葉五斤。復令各商具"永不售賣煙土"結(jié)。于是煙商失利，遂皆觖望。義律恥見挫辱，乃鼓動國人，冀國王出干預。（中略）義律遂以為鴉片興衰實關(guān)民生國計（第二頁第二至七行）。
按鴉片戰(zhàn)爭為中外關(guān)系史上最要之一章，《邦交志》論戰(zhàn)爭發(fā)生之原因僅此數(shù)行，細審之，不外"義律恥見挫辱"及"義律遂以為鴉片興衰實關(guān)民生國計"二語。實則鴉片戰(zhàn)爭之遠因近因十分復雜。英人至今不認為鴉片戰(zhàn)爭也，英人雖不免偏持己見，然非全無理由。試讀義律致林則徐之《抗議書》，及巴馬斯登（Palmerston）《致中國宰相書》，即知其理由何在。英人承認禁煙乃中國之內(nèi)政問題，然謂禁煙須有其法。中國不能因禁煙而封鎖一切外商于洋行，撤其仆役，絕其糧食，即領(lǐng)事亦不稍示優(yōu)待。且中國之煙禁忽嚴忽弛。在嚴禁之時，中國官吏又與中外商人朋比為奸，視國法如同虛設(shè)。林則徐一至廣東，即用超然強硬之手段，使欲悔改者亦無從悔改。文明國之政治措置宜如是乎？英國更進而辯曰：戰(zhàn)禍實起于中國之攘外政策，中國始終閉關(guān)自守，不與外人互約通使，致兩國間情息不通，交涉莫由。且中國限外商于廣州一埠貿(mào)易，而關(guān)稅無定章。于廣州又有公行之設(shè)，使外商必須與行商交易，無所謂貿(mào)易自由。是以中國對外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故英人決然稱兵而不顧焉。平心論之：煙禁之防害英國之國計民生及義律之恥見挫辱，與夫林氏煙禁之嚴厲，皆鴉片戰(zhàn)爭之近因。英國之開辟商場政策，及中國之閉關(guān)自大政策，皆其遠因也。閉關(guān)之政策雖在中外歷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紀之中葉仍株守之，何不審勢之甚耶？
冬十月，天培擊敗英人（第三頁第十五行）。
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林則徐曾奏報提督關(guān)天培在穿鼻尖沙咀屢次轟夷船。但英國將校之報告及士兵之記載，均謂英勝華敗。
（4）夏五月，林則徐復遣兵逐英于磨刀洋。時義律先回國請益兵（第三頁第二十至二十一行）。
按義律（Captain Elliot）充駐粵英領(lǐng)，起自道光十六年冬，直至二十一年秋，先后共五年，五年內(nèi)并無回國之行。請兵者，以書牘請也。后偕英國艦隊來華之交涉員雖與義律同名，實其從兄，非一人也。吾國檔案名此交涉員為懿律以別之。
（5）英人見粵防嚴，謀擾閩（第三頁第二十二行）。
按道光二十年夏以前，林則徐屢與英艦戰(zhàn)，雖未大勝，亦未大敗。是夏，英派新艦隊來華，不直攻廣州，僅封鎖之，遂北犯廈門、定海，似則徐必有一制英人者。迨則徐罷職，琦善主政，盡撤海防，于是英人得逞其志，而大勢去矣。此中國八十年來論鴉片戰(zhàn)爭者之公論，亦《邦交志》之所雷同者也。林文忠公在中國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為偉人者不在此。道光二十年夏以前，英國大兵未至，在中國洋面者僅二三軍艦。所謂九龍及穿鼻之役，英人不認為戰(zhàn)爭，只認為報復（Reprisal），勝之不武，況并未大勝乎？英艦隊抵華后，又不攻廣州者，英廷之訓令也。英政府之意，以為未宣戰(zhàn)以前，倘派艦隊至華北耀武揚威，據(jù)地為質(zhì)，或者中國即將屈服，而交涉可在天津進行。且廣州遠離京都，中國雖敗，朝廷必以為邊陲小失利，無關(guān)大局。必也侵中國之腹地，而后中國得就英之范圍。故英人始終以攻入長江為其作戰(zhàn)根本策略，彼固不料林氏竟因此而得盛名也。（英廷致駐華代表之訓令見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1910.VOL.Ⅰ.Appendix B.）
（6）八月，義律來天津要撫。時大學士琦善任直隸總督，義律以其國巴里滿衙門照會中國宰相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第三頁第二十六行）。
按所謂巴里滿衙門當即英國之國會。義律所遞之照會，乃英國外交部大臣巴馬斯登爵士（Lord Palmerston）致中國宰相之書，與巴里滿毫無關(guān)系。義律之旨在交涉，在送哀的美敦書，非要撫也。
（7）陷鎮(zhèn)江，殺副都統(tǒng)海齡。
按《東華續(xù)錄》記鎮(zhèn)江事云："京口陷時，副都統(tǒng)海齡并其妻及次孫殉節(jié)。"《清史稿》"列傳"一百五十九卷亦云："海齡及全家殉焉。"英人之記載更詳，云："海齡系自焚，搜其尸僅得數(shù)骨。英軍有嘆者曰：'若海齡之節(jié)操多見于疆場，中國何至戰(zhàn)敗。'"是則海齡確系自盡，非為英人所殺明矣。（參看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London，1844，p.282.）
（8）初，英粵東互市章程，各國皆就彼掛號始輸稅。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屬"，不肯從，遂許法、美二國互市，皆如英例（第六頁第十七行）。
按鴉片戰(zhàn)爭之前，法商、美商并無就英人掛號始輸稅之事。戰(zhàn)后中、英立通商條約，法、美于是要求利益均沾及最惠待遇。耆英、伊里布諸人以為不許法、美之請，其商人必附英商而合從以謀我，許之則惠自我取，法、美反可成為我用，故與定商約如英例。（參看外交部出版之《道光條約》卷四頁二至四，又卷五頁二至三）。
（9）（咸豐）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書葉名琛，請循江寧舊約入城，不許。英人攻粵城，不克逞，復請釋甲入見，亦不許。冬十月，犯虎門橫檔各炮臺，又為廣州義勇所卻，乃馳告其國（第七頁第五至八行）。
按咸豐六年六月初九，兩廣總督葉名琛派兵上亞魯號船捕海盜。亞魯船屬華人，是時泊廣州，且所捕者亦系華人，故名琛未先照會英人，徑派兵上船捕獲。英領(lǐng)事巴夏里則謂亞魯船系在香港注冊，懸英國旗，非得英領(lǐng)事之事先許可，華兵不得上船捕人。巴夏里要求名琛即送還被捕者至領(lǐng)事館審查，且須正式道歉，限期答復，名琛不允。英人遂于九年二十四日炮轟廣州，此咸豐末年英、法聯(lián)軍導火線之一也。是年正月，法國教士閃蒲德林（Pere Augnste Chapde Laine）在廣西西林遇害。法人稱系西林官吏主謀，屬與名琛交涉，不得要領(lǐng)，遂決與英聯(lián)軍，此戰(zhàn)事導火線之二也。此二者即咸豐末年戰(zhàn)爭之近因。其遠因則以加增通商口岸及傳教機會為最要，許外人入廣州城次之。《邦交志》僅述其次要者，于其他則一字不提，未免失實過甚。
（10）英有里國太者，嘉應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隨英公使額爾金為行營參贊（第七頁第十五行）。
按咸豐末年、同治初年之際，中國外交公文上常見里國太或里國泰之名。此人原任職上海英領(lǐng)事館，善華語。咸豐四年，上海道與外國領(lǐng)事訂《海關(guān)行政協(xié)定》，許外人充稅務司。英領(lǐng)初薦威妥瑪，威任一年即辭，繼之者即里國太。八年，里以中國稅務司資格兼任額爾金之翻譯，《天津條約》大半出自其手。桂良、花沙納及耆英恨之入骨。后升總稅務司，因代中國創(chuàng)海軍與總理衙門意見不合，遂革職。里國泰原名Horatio Nelson-Lay，《邦交志》謂其為嘉應州人，世仰食外洋，不知有何根據(jù)。（參看Morse，Op.Cit，Vol.Ⅱ.Chap.Ⅱ）
（11）時英人以條約許增設(shè)長江海口及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勢。定約后，即遣水師、領(lǐng)事以輪船入江，溯流至漢口（第七頁第十九至二十行）。
按此次察看沿江形勢者，即全權(quán)公使額爾金，非領(lǐng)事也。
（12）巴夏里入城議約（中略），宴于東岳廟。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以昭誠信。"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請以軍容入。"王憤其語不遜，密商僧格林沁，擒送京師，兵端復作（第八頁第五至八行）。
按咸豐十年七月，桂良、花沙納以全權(quán)大臣名義，赴天津與英、法公使定條約八款。約甫定，英，法忽探知中國交涉實無全權(quán)，憤受欺，遂停止交涉，調(diào)兵由楊村河西塢迫通州。于是朝廷改派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出與議和。載垣于七月二十七日致書與英、法公使，告以中國完全承認天津八條，望即退兵，英、法答以兵須前進，議和須在通州，屢經(jīng)交涉，乃定議外兵進至張家灣南五條為止。八月四號，英、法各派翻譯官及侍從至通州，與載垣、穆蔭面議進京換約覲見、呈國書諸事。英翻譯官巴夏里堅持公使入京，須攜衛(wèi)隊千人，且云"中國前已允諾，不可失信"。后巴夏里又力助法翻譯官與載垣辯論，且措詞失禮。載垣于是陽許之，而陰謀害之。次晨，英、法譯者歸營，報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馬隊，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經(jīng)二十日之監(jiān)禁虐待，英人得生歸者半，法人僅五名，后英人之焚圓明園者，即以報復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隱諱其詞若此。（參看Cordier，Op.Cit，Chap.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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