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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jié) 前進遇著阻礙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們的不徹底。他們?yōu)槭裁床粡氐啄兀恳徊糠忠驗樗麄冏约翰灰獜氐祝蟛糠忠驗闀r代不容許他們徹底。我們試先研究領袖們的短處。
恭親王奕䜣、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于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他們沒有一個人能讀外國書，除李鴻章以外，沒有一個人到過外國。就是李鴻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戰(zhàn)敗以后，他的建設事業(yè)已經(jīng)過去了。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yè)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他們對于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于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并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yè)就遭了舊的制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我們可以拿李鴻章的事業(yè)作例子。
李鴻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為當時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對付外人，又因為他比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軍是全國最近代化最得力的軍隊，所以從同治九年到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zhàn)爭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國防的建設全在他手里。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國能戰(zhàn)勝日本海軍，無論日本陸軍如何強，不能進攻高麗，更不能為害中國。那末，李鴻章辦海軍第一個困難是經(jīng)費。經(jīng)費所以困難就是因為中國當時的財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沒有辦海軍的經(jīng)費，只好靠各省協(xié)濟。各省都成見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協(xié)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室用錢，漫無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沒有繼嗣，于是西太后選了一個小孩子作皇帝，年號光緒，而實權還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緒快要成年親政的時候，光緒和他的父親醇親王奕譞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權交出來，醇親王定計重修頤和園，一則以表示光緒對西太后的孝敬，一則使西太后沉于游樂就不干政了。重修頤和園的經(jīng)費很大，無法籌備，醇親王乃請李鴻章設法。李氏不敢得罪醇親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設海軍的款子移作重修頤和園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戰(zhàn)以前的七年，中國海軍沒有添訂過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這種事情是不能發(fā)生的。
在李鴻章所主持之機關中并沒育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審計制度。就是在極廉潔極嚴謹?shù)念I袖之下，沒有良好的制度，貪污尚且無法杜絕，何況李氏本人就不廉潔呢？在海軍辦軍需的人經(jīng)手的款項既多，發(fā)財?shù)臋C會就更大。到了甲午戰(zhàn)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炮雖比日本的大，但炮彈不夠，并且子彈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外商與官吏狼狽為奸，私人發(fā)了財，國事就敗壞了。
李鴻章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幼稚，也是他的事業(yè)失敗的原故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jīng)驗的軍官作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海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后來李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陸軍騎兵的軍官來作海軍的總教官，以后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并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帶馬隊的。他作海軍的領袖當然只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海軍占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為戰(zhàn)略戰(zhàn)術不如人。
北洋海軍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強事業(yè)莫不如此。總之，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為路線錯了，是因為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底。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鴻章、劉銘傳奏請建筑，到了光緒二十年還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為什么呢？因為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親王在同文館添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作學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炮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學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習科學。他又說：
夫天下之恥，莫恥于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fā)憤為雄。獨中國狃于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于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的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的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shù)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shù)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回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沖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不過是守舊的糊涂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并無特別，但是咸豐末年英法聯(lián)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jīng)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jù)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為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贊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作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先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云貴總督岑毓英因為反對英國人進云南，秘密在云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fā)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于機械一門，學政治、經(jīng)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范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于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闿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后全無機會作事，只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yǎng)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作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外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為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回伊犁，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國的時候抱定志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卻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著機會作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眾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yè)都是由少數(shù)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的奮斗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shù)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領袖權慢慢的轉(zhuǎn)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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