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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蘇軾
第一節(jié) 蘇軾的生平和思想
我國文學史上杰出的作家蘇軾，他詩、詞、散文里所表現(xiàn)的豪邁氣象、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和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是歐陽修、梅堯臣等所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進一步發(fā)展的成果，表現(xiàn)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長在號稱"百年無事"的北宋中葉，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勝利，社會文化在中唐以后又一次出現(xiàn)了繁榮的景象。同時由于豪強的兼并，邊備的松弛，官僚機構(gòu)的龐大而無能，北宋王朝的內(nèi)外危機正在暗中滋長。蘇軾少年時期就積極關心當時社會的人情風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繼承范仲淹、歐陽修等的事業(yè)，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他出身于一個有文化修養(yǎng)的家庭，父親蘇洵早有文名，母親能教他讀《漢書》。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輩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學習，青年時期的蘇軾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和多方面的藝術(shù)才能，為歐陽修、梅堯臣等所稱許。
同王安石一樣，蘇軾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強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仁宗末年，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厲法禁、抑僥幸、決壅蔽、教戰(zhàn)守等主張，要求"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見《辯試館職策問札子》)，表現(xiàn)出一個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風度。然而由于他所處的中等地主階層的地位，不愿意過多地觸犯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同時他三十歲以前絕大部分時間過的是書房生活，對當時社會因豪強兼并而引起的危機，遠沒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從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出發(fā)，強調(diào)"任人"而忽視變更"法制"，尤其反對急進的措施。當神宗初年王安石實行打擊豪強地主的新法時，他就上書反對，并以此出任杭州通判，轉(zhuǎn)知密、徐、湖三州。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作詩諷刺新法，被捕下獄，出獄后，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蘇軾這時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態(tài)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在文藝上的成就。他當時寫的部分詩文就片面夸張了新法推行時的流弊，助長了舊黨的聲勢，影響了新法的實施。貶官黃州以后，他在郡城舊營地的東面辟地耕種，有較多機會接近下層人民，政治態(tài)度有所改變。但是政治上的挫折，也滋長了他逃避現(xiàn)實和懷才不遇的思想情緒。黃州是長江中游形勢險要之地，武漢三鎮(zhèn)即在它的西面，我國不少英雄人物曾經(jīng)在這里展開軍事上政治上的斗爭。在祖國雄偉的江山和歷史英雄人物的激發(fā)之下，他寫出一些著名的散文和詞篇，如《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
哲宗即位，舊黨執(zhí)政，蘇軾被召還朝，任翰林學士。蘇軾在新法推行時雖上書神宗表示反對，但對"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裁抑貴族特權(quán)、增強國防力量的措施，卻表示贊同(見《上神宗皇帝書》)。多年地方官吏的經(jīng)歷，也使他對社會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處有進一步的了解。這時司馬光等舊黨要廢除一切新法，他"深慮數(shù)年之后，取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主張對新法"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見《辯試館職策問札子》)，反對執(zhí)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舊黨里程頤一派的攻擊，出知杭、穎、定三州。到他五十九歲時，新黨再度執(zhí)政，他先后被貶官嶺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瓊州。蘇軾在歷任地方官吏時，比較關心人民痛苦，在興修水利、改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等方面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這時的新黨又只知利用新法加深對人民的剝削，他的處境就比較得到人民的同情。在瓊州三年，他多方鼓勵、培養(yǎng)當?shù)睾笠惠叺膶W者、文人，和當?shù)厣贁?shù)民族也能和睦相處，因此生活雖十分艱苦，還沒有改變他對生活的樂觀態(tài)度和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內(nèi)徒，次年七月卒于常州。著作有《東坡全集》一百多卷，遺留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許多優(yōu)美的散文。
蘇軾的思想比較復雜，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統(tǒng)一的。他平生傾慕賈誼、陸贄，在政治上他從儒家思想出發(fā)，排斥老莊為異端；然而老莊的"無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見《辯試館職策問札子》)的政治主張有其一致之處。他少年時就愛好《莊子》的文章，后來又喜和僧人來往，在生活上他認為"游于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見《超然臺記》)，要求以安然的態(tài)度應物，"聽其所為"，而"莫與之爭"(見《問養(yǎng)生》)，更多地表現(xiàn)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態(tài)度。然而他從儒家出發(fā)的比較現(xiàn)實的生活態(tài)度，又使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注：蘇軾《答畢仲舉書》："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以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雖屢受挫折，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始終孜孜不倦，沒有走向消極頹廢的道路。蘇轍說他謫居海南時"日餡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又說他當時寫的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并見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這是他和前代得罪遠謫的士大夫如韓愈、柳宗元等表現(xiàn)不同的地方。
第二節(jié) 蘇軾的文論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昆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夾輔圣人"(孫復《答張洞書》)。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diào)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后輩來往的書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fā)，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chuàng)作要象山川的云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jié)果，是由內(nèi)容充實郁勃而自然表現(xiàn)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后來反復強調(diào)"辭達"，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nèi)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那么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xiàn)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這里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shù)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何遠《春緒紀聞》引蘇軾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內(nèi)容出發(fā)，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它是蘇軾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長期刻苦鍛煉，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zhuǎn)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fā)。由于蘇軾閱歷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確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fā)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蘇軾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并稱。他的政治論文如《策略》、《策別》、《策斷》里各篇，從儒家的政治理想出發(fā)，廣引歷史事實加以論證，精神上繼承了賈誼、陸贄的傳統(tǒng)；而文筆縱橫恣肆，又顯見《戰(zhàn)國策》的影響。賈誼縱覽戰(zhàn)國秦漢之際的歷史發(fā)展，深究治亂的根源，對漢朝的政治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到北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歷史經(jīng)驗更豐富了。蘇軾從小讀書就"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見《上韓太尉書》)，他在仁宗末年所進策論，對當時封建社會帶有根本性質(zhì)的問題和各個問題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是確有所見并提出自己的對策的。他認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內(nèi)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nèi)之禍。內(nèi)之民實執(zhí)存亡之權(quán)而不能獨起，其發(fā)也必將待外之變"(見《策斷二十三》)。基于他對當時政治的這種認識，他對內(nèi)主張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對外主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從而爭取對敵斗爭的主動權(quán)。這同賈誼《陳政事疏》的精神一脈相承。他的歷史論文如《平王論》、《留侯論》等是政治論文的另一表現(xiàn)形式。《平王論》反對避寇遷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積極的影響。由于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讀書，專為應舉，"不能曉習時事"(見《上韓太尉書》)，他早年的進策和史論，議論多流于空泛，同時表現(xiàn)他政治上的保守態(tài)度，如在《勸親睦》里主張恢復小宗來勸導人民親睦，在《武王論》里以湯武革命為非圣人，在《商鞅論》里以商鞅變法為破國亡家之術(shù)等。至于他說范增和義帝有君臣之分，應為義帝誅項羽，說諸葛亮只要費數(shù)十萬金，就可以離間魏國的君臣，舉兵滅之，更是不審察情勢、大言欺人的書生之見。他這部分文章雖內(nèi)容沒有什么特別可取，而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fā)，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士子的敲門磚。"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見陸游《老學庵筆記》)，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禪就是這樣來的。后來他在實際政治中受過較多的鍛煉，逐漸改變縱橫家的習氣。他在元佑、紹圣間針對具體政治問題寫的奏議，如《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等，議論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陸贄。
蘇軾集中的書札、雜記、雜說、小賦等，大都夾敘夾議，隨筆揮灑，表現(xiàn)了作者坦率的胸懷，也表現(xiàn)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愛好，成就遠在他的政治論文之上。他在《傳神記》里記僧惟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經(jīng)過細致觀察，于眉后加三紋，就十分逼真，說明細節(jié)真實對于傳達人物神情的重要性。他在《書吳道子畫后》里說畫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藝術(shù)的規(guī)律，又要有創(chuàng)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為規(guī)律所束縛；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筆墨之外，表現(xiàn)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說的"妙理"。這些見解雖是就繪畫說的，其他藝術(shù)部門也可以相通，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fā)。他在黃州寫的《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在惠州寫的《答參寥書》，談生活、談文藝、談謫居時的心境，都比較親切有味，而沒有在語言文字上裝腔作勢。它不但擺脫漢魏以來辭賦作者"以艱深文其淺陋"的文風，同時避免了韓愈以來古文家"力去陳言夸末俗"的矜持習氣。這不僅決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養(yǎng)，同時和當時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有關。他的《員當谷偃竹記》寫出了"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藝見解，回顧了他和文與可的往來唱和，表現(xiàn)他們的坦率而富有風趣的性格。在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詩、有賦、有書札、有敘事、有議論，好象隨筆所至，漫無邊際；然而它依然有個中心內(nèi)容，一意貫注到底，那就是表現(xiàn)他們向來交情的親厚，以及他見到這幅遺作時對文與可的深沉悼念。他的《赤壁賦》以詩一樣的語言抒寫江山風月的清奇和作者對歷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又通過客與主的對答，水與月的譬喻，探討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表現(xiàn)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時的苦悶心情和當他從莊子、佛家思想出發(fā)觀察宇宙人生時的灑脫態(tài)度。篇中的主客實際代表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仍然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更象一首美妙的散文詩，完全擺脫了漢賦板重的句法和齊梁駢儷的作風。
蘇軾自說少年時讀書，每一書分作數(shù)次讀，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問題，如第一次只注意興亡治亂的問題，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問題。他對歷史上的重要著作都這樣分門別類地掌握了它的內(nèi)容，當他臨文時不論遇到哪一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聯(lián)想起他過去的學習心得加以發(fā)揮。他自稱這是"八面受敵"的方法(見《又答王庠書》)(注：此書見《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第四十六卷。)。他早年寫的議論文，每提出一種意見，都能聯(lián)系古今史實和前人論著，反復加以說明，看出他這方面的工夫。然而這僅僅是他文章基礎的一個方面，這方面的基礎使他的散文具有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卻還不能說明他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的藝術(shù)特點。蘇轍說他少年時讀《莊子》，感嘆地說："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見《東坡先生墓志銘》)莊子文章表達的自由、聯(lián)想的豐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是年寫的《中庸論》里已看出它的影響。后來他到汴京應試，在《刑賞忠厚之至論》里說："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用以說明法官要嚴格執(zhí)法，而君主要寬厚愛人。考取后他去謁見主考官歐陽修，歐陽修問他見于何書，他說："何須出處?"(此據(jù)《老學庵筆記》。蘇軾《上曾兩制書》："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于野，比閭小吏一呼于其門，則攝衣而從之。"同樣是出于想當然的。)當然，在政論文里虛構(gòu)歷史事實是不允許的；然而這也正好表現(xiàn)他要求擺脫史書的束縛，更自由更大膽地表達意象的創(chuàng)作精神。謫官黃州以后，他閱歷更廣，學問的積累更豐富，對現(xiàn)實的體察也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廣闊的境界里馳騁自由的聯(lián)想和曲折無不盡意的筆力，莊子文章對他的影響就更其顯著了。
蘇軾的父親蘇洵，號老泉，著有《嘉右集》，弟弟蘇轍字子由，著有《欒城集》，也以散文著稱，后人合稱三蘇。蘇洵的散文以議論擅長，《權(quán)書》、《衡論》等篇，縱談古今形勢及治國用兵之道，帶有戰(zhàn)國縱橫家的色彩。《權(quán)書》中的《六國》借六國割地事秦諷刺北宋王朝對遼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表現(xiàn)作者的愛國思想。蘇轍的議論文不如父兄，記敘文卻紆徐曲折，饒有情致，如《黃州快哉亭記》、《武昌九曲亭記》等。蘇軾說他"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杰之氣，終不可沒"(見《答張文潛書》)，是善于形容他文章的風格的。
第三節(jié) 蘇軾的詩和詞
蘇軾經(jīng)歷了從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跡幾乎遍及當時中國的重要州郡，而且遠至西北地區(qū)、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輩梅堯臣一樣，他把寫詩當作日常的功課，一直堅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詩人李白、杜甫、韓愈等學習，晚年更愛陶詩。比之散文和詞，蘇詩的題材更廣闊，風格也更多樣。
蘇軾終身從政，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在他的"論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見《東坡先生墓志銘》)的創(chuàng)作思想指導之下，他曾寫出一些反映民間疾苦、譴責官吏貪鄙、關心國家命運的作品。在《荔枝嘆》中，他飽含熱淚控訴了唐玄宗、楊貴妃的罪惡，并懷著"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憤怒，抨擊了以人民血汗來"爭新買寵"的當朝權(quán)貴。在《許州西湖》中，他指責地方官不顧連年饑荒，還為春游發(fā)動民工開湖，而對于一些比較關心人民疾苦的官吏，則熱烈贊揚。他贈王慶源詩："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使怒，時有野人來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出色地描繪了這個做了官還不失農(nóng)民本色的人物。他在地方任官時，從儒家勤政愛民的思想出發(fā)，作了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在《元修菜》、《秧馬歌》、《河復》等詩里表現(xiàn)他對人民生活和生產(chǎn)的關心。后來屢經(jīng)貶謫，在艱苦的生活中不得不為衣食而躬耕，從而進一步縮短了他與人民的距離，在謫官海南時和少數(shù)民族也相處得較融洽。"農(nóng)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東坡》)，"華夷兩尊合，醉笑一歡同"(《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決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合》)，正是在這些詞句里表現(xiàn)了詩人可貴的思想感情。然而蘇軾畢竟是生活在封建社會比較穩(wěn)定時期的士大夫，他政治觀點里還有比較保守的一面，因此不能更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痛苦，揭露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他早期寫的部分政治諷刺詩多少反映了新法推行時的流弊，但也有很多夸大失實之處，在政治上起了不良的影響，包括向來為人傳誦的《山村五絕》、《吳中田婦嘆》等詩在內(nèi)。
蘇軾在軍事上主張充實兵力，鞏固邊防，抵抗遼和西夏的侵擾，并認為以金帛賂虜是最下之策。他的少數(shù)詩篇如《和子由苦寒見寄》、《祭常山回小獵》、《陽關曲》等，表現(xiàn)詩人要求為國破敵的雄心。而在《獲鬼章二十韻》里，又主張以寬厚的態(tài)度對待被俘的西羌首領，并戒邊將的倚勝驕矜，提出了"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的忠告，流露了他重視民族團結(jié)和關心國家命運的可貴思想。
在蘇詩里數(shù)量最多對后人影響也最大的是許多抒發(fā)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試看他的《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fā)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xiāng)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這是蘇軾因反對新法出任杭州通判經(jīng)過鎮(zhèn)江金山時寫的。詩人從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從長江的到海不回暗傷自己的宦游不歸，給讀者一種深沉而豪邁的感覺。最后從江心炬火假托為江神的見怪，流露了他對宦游的厭倦情緒。他的《有美堂暴雨》："游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云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和子由中秋見月》："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云脫壞如崩濤。"《大風留金山兩日》："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窗作飛雨。"把尋常景物寫得那么精警動人。他的《新城道中》："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安國寺尋春》："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送魯元翰少卿知衛(wèi)州》："桃花忽成蔭，蕎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又把日常生活寫得那么美好可愛。他在東坡開辟荒地時就想起在細雨中的秧針，稻葉上的露珠，秋收時的霜穗，象玉粒一樣的新米飯(《東坡》)。他在博羅西山看到山下的溪水時就想起怎樣利用水力來轉(zhuǎn)動碓磨，于是更想起水磨上象雪一樣散落的面粉，想起蒸餅熟透時的裂紋與芳香(《游博羅香積寺》)。這些詩表現(xiàn)了詩人聯(lián)想的敏捷，對生活的熱愛和樂觀，給讀者一種"觸處生春"的感覺。這首先由于作者生活在北宋中葉，勞動人民在暫時得到安定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了大量財富，社會上呈現(xiàn)繁榮的景象，使詩人在接觸到生活中的一切時總?cè)菀滓鹈篮玫你裤健Ｆ浯问窃诩怃J的新舊黨爭中，詩人認識到仕途風波的險惡，從而把他的生活理想寄托于江山風月和親朋師友之間，詩化了他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一切。"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并水鄉(xiāng)欹側(cè)過，人間何處不讒巖。"(《慈湖峽阻風》)正是他最好的自白。當然，這里同時也流露了他在政治上逃避現(xiàn)實的消極態(tài)度和在生活上隨緣自呆、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
蘇軾的詩有時能結(jié)合生活中所接觸的情景，表現(xiàn)他對事物的新穎見解，而不失詩的趣味，象下面兩首小詩。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qū)區(qū)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云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題西林壁》
離開放電的云層越遠，聽到的雷聲就越低；從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山的不同面目，這本是尋常生活中的現(xiàn)象。詩人卻從此引伸出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哲理：所謂"雷霆之威"對于一個不以個人的生命、浮名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局外人有時會比局中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這就是前人認為表現(xiàn)了宋詩特征的理趣。
蘇詩里部分鑒賞評論文藝的作品，如《王維吳道子畫》、《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讀孟郊詩》、《書王主簿所畫折枝》等，表現(xiàn)他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殊作風，同時標志北宋時期社會文化所達到的新的高度。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抵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jié)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shù)，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
--《王維吳道子畫》
這首詩實際上是替唐代吳、王兩派畫法作了總結(jié)，同時表現(xiàn)了作者對藝術(shù)的可貴見解：既重視意象的雄放，又要求于象外得事物之妙。由于作家在我們面前再現(xiàn)了這兩幅風格截然不同的畫面，并針對這不同的畫境提出他的論點，這就依然使讀者感到詩意盎然。散文化、議論化的傾向曾使北宋許多詩人的作品流于淺率無味或生硬晦澀；到蘇軾手里才以他豐富的生活內(nèi)容、清新暢達的語言和深厚的文藝修養(yǎng)，基本上糾正了這種流弊。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闕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就蘇詩的藝術(shù)成就看，這概括是相當準確而全面的。
蘇詩各體皆工，七言各體尤其擅長。比之唐人，他的七律顯得更為明快、動蕩。下列二詩可見他成就的一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和子由澠池懷舊》
參橫斗轉(zhuǎn)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他詩里有不少無聊應酬的作品，表現(xiàn)封建文人的共同習氣。過分逞才使氣，對詩歌意境的含蓄注意不夠。這是他創(chuàng)作上貪多求快帶來的結(jié)果。
蘇軾的詞有更大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性，它進一步?jīng)_破了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框子，擴大詞的題材，提高詞的意境，把詩文革新運動擴展到詞的領域里去，舉凡懷古、感舊、記游、說理等向來詩人所慣用的題材，他都可以用詞來表達，這就使詞擺脫了僅僅作為樂曲的歌詞而存在的狀態(tài)，成為可以獨立發(fā)展的新詩體。如〈江城子〉《密州出獵》，寫他在射獵中所激發(fā)的要為國殺敵立功的壯志。
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如〈浣溪沙〉《徐州石潭謝雨道上作》，寫出了一幅充滿浪漫氣氛的農(nóng)村生活的圖景，都是他以前詞家的作品里所少見的。下面二首詞是向來認為最能表現(xiàn)他的風格的作品：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zhuǎn)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水調(diào)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念奴嬌〉《赤壁懷古》
在前首詞里，作者幻想瓊樓玉宇的"高處不勝寒"，從而轉(zhuǎn)向現(xiàn)實，對人間生活寄與熱愛。后一首描寫了赤壁戰(zhàn)場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給人以壯麗的感覺。作者寫這些詞時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悶和"人間如夢"的消極思想；然而依然掩蓋不住他熱愛生活的樂觀態(tài)度和要求為國家建功立業(yè)的豪邁心情。
決定于詞的內(nèi)容，蘇軾在語言上也一變花間詞人鏤金錯采的作風，多方面吸收陶潛、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詩句入詞，偶然也運用當時的口語，給人一種清新樸素的感覺。為了充分表達意境，有時還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縛。
蘇軾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的作風，成為后來豪放詞派的開創(chuàng)者。這首先決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變和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較遠大的抱負，他們不滿晚唐五代以來卑靡的文風，掀起了詩文革新運動，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詞壇上起影響。在范仲淹、歐陽修的詞里已有一些風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對依聲填詞的作法。蘇軾繼承他們的作風，加以恢宏變化，從而開創(chuàng)了詞壇上一個重要流派。其次，決定于蘇軾一生豐富的經(jīng)歷，他在當時文壇上的領袖地位和他在詩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滿足于前代詞人的成就，也反對曾經(jīng)風靡一時的柳永詞風。相傳蘇軾官翰林學士時，曾問幕下士說："我詞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見俞文豹《吹劍錄》)詞在當時不是由關西大漢來唱的，這話顯然是對蘇軾的一種諷刺，然而它卻生動地說明了柳詞和蘇詞的不同風格。
豪邁奔放的感情，坦率開朗的胸懷，是蘇詩蘇詞浪漫主義的基調(diào)。"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過于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當日何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過嶺二首》)，文章事業(yè)上的自信，使他能以豪邁的態(tài)度對待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菊花開處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江月五首引》)，隨緣自足的態(tài)度，又使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美好可愛之處，經(jīng)常保持一種樂觀的開朗的襟懷。"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南園》)，詩人豐富的聯(lián)想常是向好處有成處生發(fā)。"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詩人的比喻總是那么貼切而生動。他的詞也善于運用比興手法，寄托個人的懷抱，如〈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等。所有這些，跟作家自由揮灑的寫作態(tài)度和變化不測的篇章結(jié)構(gòu)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了蘇詩蘇詞浪漫主義的藝術(shù)特征。他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使他未能深入人民生活的底層，揭示生活的本質(zhì)，也給他的詩詞創(chuàng)作帶來了思想上和藝術(shù)上的局限。
第四節(jié) 蘇軾的影響
蘇軾注意培養(yǎng)后進，吸引許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圍，成為歐陽修以后北宋文壇的杰出領導者。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無咎，以及陳師道、李麋等，在他們還不大為人所知時就得到蘇軾的熱情鼓勵和培養(yǎng)，在文藝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時期的"韓門弟子"后先輝映。
蘇軾以豐富的、多方面的創(chuàng)作實踐，繼承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事業(yè)和成就，最后完成詩文革新運動，并把這運動的精神擴展到詞的領域，創(chuàng)立豪放詞派，為南宋愛國詞人開先路。王灼在《碧雞漫志》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胡寅在《酒邊詞序》里說他"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zhuǎn)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外"，是善于形容他在詞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和在當時詞壇上所起的影響的。
蘇軾在文藝上的杰出成就，決定于當時的歷史因素，他個人的抱負和經(jīng)歷，同時還由于他的善于學習。他特別重視智慧對于人生的指示作用，以為它象眼睛指示人們的行走一樣。他又曾舉南方人天天和水在一起，十五歲就識水性，來說明實踐對于學習的重要性。基于這種認識，他除重視書本知識的學習外，還從實際生活里學到許多東西。他重視學問知識的積累，而反對"求精于數(shù)外，棄跡以求妙"的作法；但在掌握它的主要內(nèi)容之后，一些過程的形跡的東西就不必那么重視。他注意較有系統(tǒng)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識；而又認為各種不同的學術(shù)或文藝可以互相溝通，互相啟發(fā)(注：參看《日喻》、《大悲閣記》、《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等篇。)。他的這種學習態(tài)度和方法對同時以及后來的學者都有較為明顯的影響。
蘇軾在北宋后期就以文采風流為學者文人所羨慕；南宋以后，他的詩文集更為流行。他一生執(zhí)中持平、宇正不阿，雖屢遭貶謫，而處之泰然。這種政治態(tài)度也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欽仰。他的策論、史論成為許多科舉士子摹擬的對象，其他散文和詩歌又以其才華的豐茂，筆力的縱橫恣肆，博得后人的愛好。由于他思想的復雜性和文藝上的多方面成就，他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也是廣泛而深遠的。南宋陸游、辛棄疾，金元好問，明袁宏道，清陳維崧、查慎行等，有的愛好他的詩歌，有的繼承他的詞派，有的學習他議論的縱橫，有的追摹他小品的清雋。他們的成就有大小，但都明顯看出蘇軾的影響。他作品的浪漫主義精神為后來許多在文藝上不滿現(xiàn)狀，要求創(chuàng)新的作者所喜愛；他的游戲人生、隨緣自足的思想也帶給后來文人以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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