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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王建：樂府歌行二首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浩浩，漢家無人開舊道。(韻一)
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筑防秋城。
萬里征人皆已沒，年年旌節(jié)發(fā)西京。(韻二)
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
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韻三)
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斗時。
養(yǎng)蠶繰繭成疋帛，那將繞帳作旌旗。(韻四)
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韻五)
溫泉宮行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
宮前內(nèi)里湯各別，每個白玉芙蓉開。(韻一)
朝玄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籠暖水。
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里。(韻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啼宮中樹。(韻三)
溫泉決決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
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韻四)
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韻五)
“王建，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大歷十年進士，釋褐，授渭南尉，調昭應縣丞。諸司歷薦，遷太府寺丞、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陜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shù)年后歸，卜居咸陽原上。”
以上一段王建的小傳，見于辛文房的《唐才子傳》，以后諸書所載王建傳記大多抄用此文。《全唐詩》所載也相同，但刪去了一句“弓劍不離身”。辛文房編寫唐代詩人小傳，他的資料來源，極為可疑。有許多敘述，顯然是從作者本人的作品中意會而得的。即如說王建在邊塞時“弓劍不離身”，就見于他自己的《從軍后寄山中友人》詩，其末句云：“勞動先生遠相示，別來弓箭不離身。”這是做詩，不能作為生話實錄。辛文房卻改掉一個字，作為詩人在塞上的生活實況。由此看來，他這部傳記恐怕很不可靠，不能作為信史。《全唐詩》刪掉這一句，可知也看出了這個缺點。
這段小傳中最可疑的是說王建于太和中出為陜州司馬。“太和”是“大和”之誤，宋元人的著作中常常把唐文宗的年號“大和”誤為“太和”。大和一共九年，“大和中”就假定是大和五年(831)。王建于代宗大歷十年(775)舉進士，假定他是二十五歲，到大和五年，已是八十一歲的老人了，豈能還出任陜州司馬?因此，我懷疑“大和”是“元和”之誤。“元和”是憲宗的年號，止于十五年。元和八年是公元813年，王建六十三歲，出任陜州司馬，這就極有可能了。王建詩集里提到的人物，有武元衡相公、張弘靖相公、李吉甫相公、裴相公。考武元衡、李吉甫，元和二年拜相。裴垍，元和三年拜相。張弘靖于元和九年拜相。而文宗大和年初的歷任宰相，如李宗閔、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諸人，王建集中均無其名，可知王建歷官止于元和。長慶以后，以至大和，可能他還生存，但已經(jīng)退隱于咸陽原上自造的新居中了。他有《原上新居詩》十三首，其中有句云：“長安無舊識，百里是天涯。”又云：“近來年紀到，世事總無心。”皆可推測其情況。
王建的文學活動時期主要是唐德宗、憲宗二朝，他和張籍、李益、賈島、孟郊都有交往，也有寄上韓愈的詩。張籍是他三十馀年的老朋友，他們在未成進士前已相識，彼此一起從師學道，又以詩篇相切磋。這些情況，均見于他的《送張籍歸江東》詩和張籍的《逢王建有贈》詩。
可能是由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王建和張籍都作了許多樂府詩，文學史上所謂“張王”，就是專指張籍和王建的樂府詩。張籍有《酬秘書王丞見寄》一詩，是王建官秘書丞時有詩給張籍，張籍回答一首，這首詩的前四句云：“相看頭白來城闕，卻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偏出格，常參官里每同班。”其第三句大概就是指他們二人作樂府詩，在當時是被目為“出格”的今體詩的。“出格”，是格調與眾不同的意思。
現(xiàn)在我選講兩首王建的樂府詩。
第一首《涼州行》。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在盛唐時期是河西節(jié)度使的治所。大歷年間，州城為回紇所侵踞，此詩即描寫當時的邊防情況。
第一、二句是倒裝句，“漢家”即指唐朝。“舊道”是指開元、天寶年間的西域通道。因為現(xiàn)在無驍將能開拓邊疆，以致涼州城外又是黃沙浩浩。
下四句說涼州所屬各縣都已為胡兵所據(jù)，守邊的將軍只好另外建筑防秋的城堡。西北胡人常常在秋季入侵中國，唐朝在每年秋季都要向河洛、江淮一帶征發(fā)兵士，到西域去增防，當時稱為“防秋”。這些萬里從征的人都已戰(zhàn)死在邊塞上，可是京城里還在年年發(fā)令輸兵。“旌節(jié)”指發(fā)兵的符節(jié)，“西京”即首都長安。張籍有《西州》詩一首，也描寫這些情況。
下四句說入侵的胡人都從中國擄去婦女，其中有半數(shù)婦女生了男孩，都能說漢語。這些胡人從前是不懂農(nóng)作的，如今卻學我們漢人種起禾黍來了。“蕃人”即“胡人”，唐宋人寫作“蕃”，明清人寫作“番”。
再下四句說這些胡人，現(xiàn)在牧羊的時候也穿了絲織的錦衣。他們本來是披毛氈或獸皮的，但現(xiàn)在卻愛惜氈裘，把它們收藏著，預備作戰(zhàn)時用了。他們現(xiàn)在也能養(yǎng)蠶繰絲，織成一匹一匹的絹帛，卻是用來做旌旗圍繞在營帳四周。這里的“那將”二字用得較為少見，不知有無誤字。“那”，大概可以作“挪”字講，“那將”，猶言“拿來”。
最后二句說，城上的山雞已經(jīng)在角角地報曉，而洛陽城中，家家都還在演奏胡樂呢。
這首詩的主題是表現(xiàn)涼州淪陷、回紇入侵之后，胡人日漸漢化，而漢人卻胡化了。胡人的漢化，是學習漢人的農(nóng)桑生產(chǎn)，以加強他們的武備；漢人的胡化，卻只是學習胡人的音樂歌舞，作長夜荒淫的宴樂。
這首詩的韻法也真有些“出格”。全詩共十六句，如果四句一韻，可以使韻法很整齊，但作者卻以開頭二句為一韻，末尾二句為一韻，中間十二句用三個韻。這樣，使讀者不能在開頭的時候就依照四句一絕的規(guī)格讀下去，似乎有些不順口。但是，如果仔細研尋詩意，可以體會到作者是按詩意配韻的。首二句點題，用一個韻。次四句描寫涼州之荒蕪和胡人的猖獗，也用一個韻。以下兩組各四句，分寫胡人也從事農(nóng)耕和蠶織，各用一韻。最后寫洛陽城中漢人之胡化，以為對比，又另用一韻。韻腳的轉換，應當和詩意的段落配合，這個原則，作者沒有違背，但如果首韻和尾韻的詩意，都能擴大為四句，這首詩的韻法就整齊了。尤其是尾韻，如果有四句，則詩意的對比性可以更為明顯，現(xiàn)在，作者匆匆以二句表過，讀者往往會忽略了它的諷喻意義。
第二首《溫泉宮行》描寫當時驪山溫泉宮的衰敗景象。前半篇八句，先描寫唐玄宗全盛時期的溫泉宮。玄宗于每年十月一日駕幸溫泉宮，住一個月才回歸長安。故第一句就點明“十月一日天子來”，確是玄宗的事。御駕從長安到驪山，一路都用青絲繩攔隔，不準人民侵入御路，以資警戒。路上還要打掃干凈，鋪灑黃沙，故無塵埃。宮前和宮內(nèi)的溫泉，各有區(qū)別，但每一處溫泉浴池，都用雕刻蓮花的白石砌成。“內(nèi)里”是當時稱宮內(nèi)的名詞。“芙蓉”是蓮花，不是木芙蓉。朝玄閣在驪山上，天寶七年十二月，玄宗夢見了他的遠祖老子(李耳)，把胡玄閣改稱降圣閣。但民間和后世詩人都仍稱朝玄閣。這個“玄”字，因清朝人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古書上所有的“玄”字都被改為“元”字，沿用了幾百年，我們現(xiàn)在把它改正過來。驪山上下都是溫泉宮的建筑物，四周有城垣田護，連驪山也圍在城內(nèi)，故曰“城繞青山”。“龍暖水”的“龍”字，諸本均同，惟《全唐詩》下注曰：“一作籠”，可知有過一個古本是“籠暖水”。這樣，這句詩就有兩種講法。如果原本是“籠”字，則是一個動詞，其主語仍是“城”字。城繞青山，又把溫泉籠在城里。如果是“龍”字，則是一個名詞，而“暖”字是一個動詞了。溫泉浴池中，泉水都從銅龍口中流出，這樣，可使泉水保暖，故曰“龍暖水”。但吳昌祺注曰：“龍暖水者，燒銅龍投水中也。”這個講法，異想天開，肯定是錯的。溫泉本來是暖的，何必燒銅龍投入水中呢?而且“燒銅龍”也不可想象，每人入浴，都要燒一條銅龍嗎?下面“夜開金殿”二句就是寫玄宗與楊貴妃在夜半同看天空中星河的故事。這是他倆愛情的秘史，宮女們不敢停留在殿里，都被打發(fā)到殿外月光下去守衛(wèi)了。“知更”即每人值班守一個時辰。白居易《長恨歌》云：“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李商隱《馬嵬驛》詩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都是說玄宗與貴妃在七月七日同看星河，有感于牛郎織女的故事，訂了密約，愿意世世為夫婦。這件事也記載于《太真外傳》，大概當時廣泛地流傳于人民口頭。王建采用這件事寫入這首詩，其實不很適當。“看星河”是七夕的故事，十月里已看不到星河了。
下半篇八句就描寫開元、天寶以后的溫泉宮。“武皇”指玄宗，“王母”指貴妃，“得仙”與“去”，都代替一個“死”字。山雞是野禽，現(xiàn)在飛到宮中樹上來叫了。華清池中的溫泉，無人沐浴，決決地流出宮外。宮中樓閣，經(jīng)常損壞，管理宮城的官員年年要加以修葺。守衛(wèi)宮城的禁兵已經(jīng)撤退，無人射獵，每到太陽西下，野鹿居然都跑上城頭，這一切就是溫泉宮的現(xiàn)狀。至于往日住在宮中的人物呢，自從皇帝和貴妃死后，侍候他們宴樂的梨園子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大家把宮中的曲譜偷走，流落在民間作歌舞教師。唐太宗名為世民，唐人都要避諱，遇到“世”字，都改用“代”字，遇到“民”字，都改用“人”字。因此，在唐人著作里，“人間”就是“民間”。
這首詩的韻法，也不能令人愜意。第三韻和第五韻，都是單句韻，音節(jié)太急促。第五韻的詩意與《涼州行》的尾聯(lián)同樣是表現(xiàn)得不夠強烈。此外，“山雞”和“麋鹿”二句意味重復，顯得思想窘促。這些都不能不說是缺點。
我們不妨把這首詩與韋應物的《溫泉行》作比較。韋應物是從自己的回憶來描寫的，所以用一大段詩句寫溫泉宮的繁盛情況，也是他自己的得意時期。王建沒有這種生活經(jīng)驗，所以用客觀的寫法。因此，他這首詩就顯得缺乏感情了。
樂府詩復興于李、杜。李白所作，多數(shù)還是擬古樂府，仍沿用樂府舊題，杜甫則創(chuàng)造了新樂府，為唐詩開辟了一個新園地。王建、張籍、李益繼承杜甫的傳統(tǒng)，也作了很多新樂府詩，于是后世有“張王”之稱，實則張王之間，還有優(yōu)劣，歷來詩評家大多以為王勝于張。
自從“張王”并稱以后，李益卻冤枉地被遺忘了。李益在當時也善作歌詩，與李賀齊名。《舊唐書》本傳稱李益“每作一篇，教坊樂人以略求取，唱為供奉歌辭。好事者畫為屏障。”現(xiàn)存的李益詩，歌行只有《六州胡兒歌》，《漢宮少年行》等六七篇，而絕句式的小樂府卻有數(shù)十首，或者就由于他專作小樂府，故后世不與“張王”并論。然而他的邊塞絕句，也不在王昌齡、王之渙之下，只因生在中唐，不得與盛唐諸詩人角逐，這也還是一件冤事。
張王二家樂府，上不及杜甫，下不及白居易。杜甫雄渾沉郁，白居易諷喻銳利。至于結構布置，杜甫和白居易同樣嚴謹。張王所作，則氣息清淡，組織松懈，無驚人的章句，只能在大歷、貞元間，暫時擅名而已。前人評論張、王樂府，都不免溢美，惟有胡應麟說：“張籍、王建，稍為真澹，而體益卑卑。”(《詩藪》)這個評語，我以為是中肯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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