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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大結局吧
話題一、該如何認識秦國百余年的兼并戰(zhàn)爭呢？
春秋戰(zhàn)國五六百年的紛爭，終于在公元前221年畫上了句號。
盡管帶著一種不情愿，我們還是看到，“虎狼之國”的秦國，還是統(tǒng)一了山東六國的“文明之邦”。
秦國被稱為虎狼之國，因為它侵略成性，殺戮太多，這大約是事實吧。但當時諸侯互戰(zhàn)，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山東六國之間的互相攻侵和殺戮，又何嘗有一時一刻停止過呢？
齊國曾經(jīng)兼滅過燕國，齊燕之間的“權之戰(zhàn)”，覆殺燕軍十萬；楚國曾經(jīng)吞滅吳越和魯國；趙國曾伐滅中山；魏國曾滅衛(wèi)國；齊、魏、趙一度宰割宋國。而燕與趙的戰(zhàn)爭，更是累年不斷，規(guī)模動輒二十、四十萬人馬。魏國直到亡國前夕，還在戀戀不舍地進攻楚國。所有這些諸侯國，也都是在兼并吞滅數(shù)十個春秋時代小諸侯國的基礎上而發(fā)展起來的。所有這些戰(zhàn)爭，不都是伴隨著殺戮和流血嗎？六國之間的戰(zhàn)爭殺傷，并不比秦人造成的少，傷者相扶于道路，人民折頭絕腹，奈何只批評秦國是虎狼呢？
藺相如曾說秦國是虎狼之國，但是他自己不也帶著軍隊入侵過齊國，一直打到了齊國平邑嗎？難道他就是正義之國嗎，他的軍隊就不“暴”，而是笑瞇瞇地去齊國扶貧嗎？
秦國的擴張，不過是諸侯列國兼并混戰(zhàn)中的一部分。是這個混戰(zhàn)兼并有機體中性質完全與整體相同的一部分。而且是成功的一部分。如果說秦國是強暴的虎狼，那么列國就都是兇猛的的鱷魚。齊國占領燕國后，“殺其父兄，系累（用繩索縛著牽著）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殘暴的行為導致燕國人民群起反抗，齊軍不得不從燕國撤出。樂毅率領燕軍占領齊國，也是燒殺搶掠和屠城，由于齊國人的反抗，最終從齊國退出。要說暴的，反倒是這些弱小的六國。而秦國在占領區(qū)政策得力，未見反復。譬如秦在巴蜀，搞了都江堰工程，前后一萬多家的秦人移民到那里，去支援建設，這些都是積極的路子。
其實，人類歷史上都必然有這樣一種過程：即城邦國家向帝國過渡，期間伴隨著城邦之間的混戰(zhàn)和兼并。對于中國，就是諸侯國的混戰(zhàn)和兼并。這種列國戰(zhàn)爭，包含秦國發(fā)動的在內(nèi)，不能以“侵略”簡單名之。它是走向大帝國的必然過程。秦國不過是在百余年的兼并競賽中獲得了勝利，結束了諸侯割據(jù)紛爭的深重災難，它打的是一場積極的終結戰(zhàn)爭，而不能說是侵略戰(zhàn)爭。
列國間的兼并爭霸，固然慘烈，但亦有其積極意義。正是幾百年風起云涌的諸侯戰(zhàn)爭，促進了列國的競爭，促進列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競相發(fā)展，所以春秋戰(zhàn)國時代，才成為中國文明的大爆發(fā)點，就像寒武紀的生命大爆發(fā)一樣，是中國最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時代，孕育了未來中國兩千年的文明根底。
古人云：“世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確實，如果長夜可以比擬夏商和西周時代，那么孔子所生存的春秋戰(zhàn)國，就是文明曙光出現(xiàn)的時刻。大秦帝國的建立，則是文明進入光天化日。
從古代氣象歷史看，春秋戰(zhàn)國——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這一時期剛好也正處于大冰河期結束以后的第三個溫暖，平均高于現(xiàn)代的年氣溫1~2攝氏度。這種氣候的特征，和文明的勃發(fā)之間，有沒有什么聯(lián)系呢？
不管怎么樣，在這個氣候溫暖期的末尾，中國真正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不過，把秦始皇視為我國古代罕見的一世雄主，也過譽了。他不過是踩在秦昭王五十六年經(jīng)營的肩膀上，用十幾年的摧枯拉朽，收獲了輕而易得的帝國——大秦朝。
話題二 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
六國傳統(tǒng)的貴族政治是這樣的：貴族（即王族，以及王族親戚派生的貴族家族以及其他非王親的知名的世襲的異姓大家族——世家）擔任朝廷要職，這些人攥著印把子，低能糜爛，又不肯假借別人，壟斷世襲，抑制人才，政治普遍黑暗。
譬如趙國，趙武靈王以后，世掌趙國軍政大權的都是貴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趙勝）、陽文君（趙豹），都是王室公子擔任相國；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則是王室公子擔任大將。其余趙奢、趙括、趙忽、趙初等將官無不是宗室貴族。這些貴族通常庸碌鄙陋，趙武靈王當初改革失敗身死，就是由于公子成一伙貴族的反攻，終于餓死了他。在貴族政治的夾縫中，偶有個別廉頗、李牧、司馬尚等布衣英豪，雖然才干超群，也不免被誅、被免。
韓國的情況和趙相似。擔任韓國相國的約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貴族。齊國除了鄒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國就更加厲害了，前文已經(jīng)說過，不再重復。
秦國的君王雖是世襲的，但官僚多是遴選和考核出來的，跟秦王沒有血緣關系，這是與六國不同的地方。他們是一些職業(yè)的官僚——靠當官謀生，以當官為職業(yè)。秦王靠法家的“法、術、勢”來約束管理這些職業(yè)官僚，這就是本書所謂的“職業(yè)官僚政治”，也可以叫做布衣政治。而六國的貴族政治，是靠家族的血緣紐帶來結合君臣。也就是說，大臣和國君都是有血緣關系的，大臣往下又繼續(xù)任用有血緣關系的本族之人為官。國君對整個臣子體系，全靠宗法血緣關系來維護，而不是職業(yè)化的管理和考核。級別最高的大臣多是由血親最貴的貴族充任，他們憑著DNA上的特別標志而當了官，往往沒什么本事，只是不斷丟失城邑和民眾生命罷了，史書上只留下他們一些干巴巴的名字，沒有什么事跡和成就。其中“最賢者”也不過四人，即所謂“戰(zhàn)國四君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矮子里拔將軍，只是差強人意罷了，實際上傻事一點都沒少干，而且專權誤國。
而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來，掃除大批貴族世家，給布衣人才騰出了地方。張儀、公孫衍、樂池、甘茂、樓緩、金受、杜倉、壽燭、范雎、蔡澤、呂不韋、徐詵、昌平君、隗狀、王綰、馮去疾、李斯等等歷屆將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來人才，經(jīng)過立功、選拔、晉升而成為卿相，個個有不凡的事跡垂名青史。韓非子說：“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人才都是從基層布衣來的。秦國人民樂耕，戰(zhàn)士樂戰(zhàn)，天下士人多愿意為秦國所奔走，就是因為秦國法家的職業(yè)官僚政治優(yōu)越。而六國軍隊戰(zhàn)斗力虛弱，就是由于他們對自己的貴族政府的不信任和無熱情。
六國不斷流失了諸如孫臏、吳起、商鞅、張儀、范雎等等人才，這些人才在六國得不到發(fā)展，就是因為六國推行貴族政治。吳起在魏國，被大貴族田文排擠走，在楚國，被貴族們最終殺死。孫臏不容于魏國，在齊國最終又以造反罪名被驅逐。商鞅在魏國雖經(jīng)推薦但得不到官，張儀在楚國得不到官，廉頗在趙國失意，李牧被斬于朝堂。這些英豪們的個人悲劇，在六國屢見不鮮的，糾其根本原因，就是六國的貴族政治，排斥了布衣們的進身之路。
時間是一把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歷史的陳渣。秦國的統(tǒng)一歷程，就是職業(yè)官僚政治（布衣政治）對六國貴族政治戰(zhàn)勝和取代的過程，是進步的政治取代落后的政治。秦國的兼并，因為是進步和革命的。
還有一點：六國的布衣人才，因為一直沒有進身之地，于是大批流亡去了秦國。秦國的高層將相，無不是從六國而來的布衣精英，比如呂不韋、張儀、范雎、蔡澤、李斯，乃至王翦、蒙氏這樣的名將。他們最終幫助秦國戰(zhàn)勝六國，同時獲得自己所申求的政治地位。
所以，鄙人認為，秦對六國的戰(zhàn)勝，不僅僅是外力對中原的入侵，也是六國基層人才對六國上層貴族的一次反動——借助了秦國這駕外部馬車，從外部實現(xiàn)發(fā)動，最終獲得了自己在六國地區(qū)新政權中的權位。它們和借助一次農(nóng)民起義，實現(xiàn)基層豪杰人才對上層貴族板塊的一次大反動，是實質一樣的。
當然，用不了幾百年，這批人才（軍功功臣）又慢慢變成了盤踞在政壇上的新的貴族板塊，于是，又等待另一批基層人才，通過下一次大起義來打破他們所壟斷和板結的統(tǒng)治天花板。中國就這樣陷入一次有一次的暴力循環(huán)。這都是因為沒有民主和通洽自由的政治參與渠道啊。才導致歷史一次次選用暴力的形勢幫助下層精英參與進入上層啊。這也就順帶解釋了農(nóng)民起義的主流隊伍，和其中少數(shù)領袖精英，之間的利用和被利用關系了。
又及：大清朝，也是實行貴族政治的。譬如，清王朝，特別到晚期，重用的嗾使親王貴族，皇室宗親（琦善什么的），都是些保守貪婪短視之輩，終于把清王朝搞得落后于世界列強了。而在此之前，實行職業(yè)官僚政治的明王朝原本是世界強國的。總之，貴族政治是相對落后原始的，是原始家族政治的延續(xù)。一個文明的初始往往采用這種模式。清王朝起自于一個部落，所以采取了以家族血緣為樞紐的貴族政治，并不奇怪。羅馬被蠻族攻破后的西歐，也是淪為貴族政治王國。
話題三 春秋戰(zhàn)國時代人們的性格光輝
中國的歷史，和許多地區(qū)的歷史一樣（譬如英國），都是從多元的“散”，匯聚成一元的“專”。
所謂多元的“散”，是指諸侯時代，每個諸侯國內(nèi)的權力，被諸侯國君和貴族（與國君一族有血緣關系的家族）或者沒有血緣關系的貴重大家族（世家），所分享。這就是“散”。
那時候，諸侯國君的權力有限，而貴族們、世家們則擁有封地和武裝，可以對抗君權，這造就了一種自由、平等的精神和獨立的人格認識。所以，“自由”一詞，最早是從這些貴族和大家族那里打造的，而不是來自平民。春秋戰(zhàn)國時代人們那古樸直烈、信守獨立人格、維護個性尊嚴、追求名譽理想的人格魅力，就是在這種“散”的統(tǒng)治構架下，必然形成的，而且突出體現(xiàn)在這些貴族、世家的掌門人身上。前面我們談魏國貴族魏齊的死的時候，談到了這一點。
當?shù)蹏鴷r代臨近，一元的“專”萌芽了：不知從哪里冒出了一些法家改革者，他們使那些貴族、世家失去了世襲的權力，失去了封地，失去了貴族政治的經(jīng)濟基礎，從而使國君擺脫了尸位素餐、動輒被弒、說話沒人聽的悲慘地位而獲得了絕對的權威。于是，一元的王權專制出現(xiàn)了。
王權下面，還得有人干活啊，于是布衣政治（職業(yè)官僚政治）出現(xiàn)了。一元的王權，控制著千百的布衣職業(yè)官僚而不是從前的貴族家族。這一嬗變過程，是從戰(zhàn)國中期商鞅時代開始，到秦帝國時代完成，尤其以秦國的變革為徹底。
這種新的職業(yè)官僚政治，雖然比從前的貴族政治進步，但缺點是人們喪失了貴族時代的自由精神和氣質——換句話說，貴族時代的貴族有封地和實力，脾氣大，可以打造出古樸直烈，也玩得起自由和個性尊嚴。但是后來的職業(yè)官僚們，在皇權專制下面，沒有自己的實力了（封地都被法家們革掉了，法家們還用法束縛著這些官吏，儒家們則用忠孝強化著皇帝的權威），他們失去了經(jīng)濟和人格獨立性，只能仰仗帝王，依附皇上，靠皇上的賞賜吃一口飯，對皇帝的意識形態(tài)惟命是從，失去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人們的個性光輝。這種趨勢越來越不可逆轉，一直到了“皇帝是真龍?zhí)熳印⒊甲邮秦i狗奴才”的“我大清”，皇權專制走到了極致，也走到了盡頭。標準格言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中國古代歷史中創(chuàng)造的最丑惡的一句話。
春秋戰(zhàn)國時代以貴族、貴族的余緒——士人為典型代表的個性尊嚴、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后來一去不復返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分封制的體系被郡縣制的皇權專制所取代這種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而導致的。是社會體系不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哀嘆后來的人“人心不古”什么的。
但我們希望現(xiàn)代的人，少看些清代的奴才的辮子戲，多看看春秋戰(zhàn)國人的個性獨立自由與直烈。
話題四 中國歷史劃分
眾所周知，商與西周，不過是當時中國眾多諸侯中較大的一個諸侯，不能稱為帝國。中國真正的大帝國，是從秦開始。
我們不妨這樣來界定中國的歷史：夏最多算是虛無時代；商周是分封時代，社會是分封制社會，在分封的天子、諸侯、諸侯國內(nèi)都實行貴族政治；秦漢至明清，是皇權專制時代，社會是皇權專制社會，實行的是皇權專制下的職業(yè)官僚政治。我們以此來取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莫名其妙的提法吧。
而今天，我們是共和國時代了，既不是貴族政治，也不是皇權專制，是平民政治了。
話題五 論楚文化
南中國的楚國，即使到了戰(zhàn)國末期，仍然非常富大。它東及江浙大海，西抵川東巫郡，絕長續(xù)短，猶以五千里數(shù)，持戟之士百萬，足以踴躍中原。楚人而且很有錢，他們甚至用昂貴的犀牛皮和鯊魚皮制作戰(zhàn)士衣甲。“犀甲”據(jù)說可用一百年，是為皮甲之首。
但是，由于保守沒落的貴族政治，楚國還是被秦軍一塊塊啃掉了。
隨著秦軍的腳步向楚國南方深入，秦國進步的政治也傳向了南方。而楚地靈異奇譎的楚文化，則反著秦軍前進的方向，蕩漾向了大陸的北方深處。
楚國雖然政治沒落，卻是一個文化大國。
中國向來南北方的文化，差距很大，北方為莊，南方為諧。比如說，北方是儒家、法家文化，坐懷不亂型的，正大剛猛，以天下為己任。而南方就不正經(jīng)，老子莊子都是楚人，提出道法自然的路子，表現(xiàn)為輕松浪漫乃至求奇求怪。所以南方的瘋子也特別多（比如接輿什么的）。衣服也是奇裝異服，火鍋煙囪似的高冠和自由飄逸的衣袂、陸離的長劍，都比中原來得自由夸張。總之，南方不像北方那么正經(jīng)。譬如如今湖南長沙地區(qū)的娛樂產(chǎn)業(yè)，就跟北方的玩法大不一樣，更不正經(jīng)些，或者說“諧”一些。
這從古代青銅器上也看得出來，北方的禮器威嚴穩(wěn)定，南方奇譎靈逸，著重細節(jié)的夸飾和造型的精怪。楚地山川逶迤，風物靈秀，孕育出楚人活潑奔放的風格；大江云蒸霞蔚，變幻萬千，風雨晴晦朝夕不同，造就楚人奇譎的文化風格。所以他們的音樂、詩歌、繪畫、衣冠、漆器、青銅器，無不自建風騷，別具浪漫風格。
楚國人跳舞，也比中原自由奔放。中原人跳舞，都是主旋律風格，“大韶”什么的，再現(xiàn)武王伐紂革命歷程，歌舞中寓著教育，沒什么意思。而楚人淫于祭祀，跳舞給神看的，所以想到哪跳到哪，沒有儒家禮樂束縛，充滿鬼幻神氣，精彩艷艷，浪漫不羈，婉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迷亂，動蕩靈奇，是古代的黑人街舞。從前的楚靈王就是舞林高手，楚人都風從效仿，餓作細腰。楚國的歌舞和“小蠻腰”，是中華一寶。
曾幾何時，楚人鼓瑟吹笙，撞鐘伐鼓，歡樂的時光如水蕩漾，楚人音樂的余響回蕩于天地之間，如今用射電望遠鏡還可以在太空中捕捉得到。楚的文化歌舞，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漢代。實際上，楚國擁有當時最發(fā)達、最先進的演奏樂器。
楚國的“曾侯乙編鐘”是世界上最早具備十二個半音階關系的定調樂器，堪稱同時期古世界樂器之執(zhí)牛耳者。該編鐘中的大定音鐘也是楚國人的首創(chuàng)，歐洲人直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鐘。楚地曾侯乙墓出土的樂器，除了編鐘，還有編磬32件，逮鼓1件，懸鼓1件，鼙鼓1件，手鼓1件，小瑟1件，琴1件，筑1件，排簫2件，竽5件，共計124件，可供一個龐大的樂隊使用。楚的文化產(chǎn)業(yè)如此發(fā)達，所以在北方獲得流行，以至于漢朝的樂器與歌曲多是楚文化的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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