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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錄
〖日知錄〗三十二卷，清顧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撰。炎武為學，贊成張載“太虛”、“氣”、“萬物”三者統(tǒng)一的學說，承認“氣”是宇宙的實體。主張經(jīng)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反對空談心、理、性命，認為六經(jīng)之旨與當世之務應該結合，提出舍經(jīng)學無理學的命題。晚年治經(jīng)，側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后來考據(jù)學有深遠影響。此書為顧炎武一生思想與學術研究的代表作，取《論語·子張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之意為書名，以示好學之篤。據(jù)顧炎武此書自識：“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寸余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此書大約始撰于崇幀十二年（１６３９）顧炎武絕意科舉以后至死，為畢生精力之所注。以明道、救世為宗旨，自序謂意在“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故其書中談論經(jīng)世之務，隨處可見。體裁則為讀書札記，顧炎武《又與人書二十五》自將此書分為三篇，謂上篇經(jīng)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今本不分篇，全書編排大致以類相從。《四庫全書總目》謂前七卷多論經(jīng)義，卷八至十二論政事，卷十三論世風，卷十四至十五論禮制，卷十六至十七論科舉，卷十八至二十一論藝文，卷二十二至二十四雜論名義，卷二十十五論古事真妄，卷二十六論史法，卷二十七論注書，卷二十八論雜事，卷二十九論兵及外國事，卷三十論天象術數(shù)，卷三十一論地理，卷三十二為雜考，可見此書內(nèi)容之豐富。其論經(jīng)義的七卷，大致卷一論《易》，卷二論《書》，卷三論《詩》，卷四論《春秋》，卷五、卷六論《禮》，卷七多論《四書》。《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篇反對“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斥理學家空談性與天道為“禪學異端”，反對明末之空談惡習，認為清議是“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原因之一。《愛百姓故刑罰》中主張“眾治”，反對“獨治”。論《君》篇廣征古代典籍，論“君”非帝王之專稱、人臣、諸侯、卿大夫、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稱“君”，指出“君”在古代為“上下之通稱”，具有民主意義。其論經(jīng)義，認為諸經(jīng)有疑義處，必反復參考，詳其始末，參以自己的見解，援古證今，考證務求精審有據(jù)。潘耒序謂此書“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四庫全書總目》謂“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引據(jù)浩繁，而抵牾者少”。此書以務實風尚一掃晚明空疏學風，其考經(jīng)證史之方法，為此后學術界所繼承，遂漸形成清代考據(jù)學派，對后來吳、皖兩派漢學家也都有很深影響。此書成后，很多著名學者對其進行研究，閻若璩《潛邱札記》有《日知錄補正》，補正此書五十余條，以后百余年間，為《日知錄》作注者達９０余家之多，如李光地、惠棟、江永、顧棟高、戴震、莊存與、全祖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邵晉涵、方苞、姚鼐等，均受此書影響而為之作注。《日知錄》初刻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即符山堂初刻本，只刻八卷，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顧炎武弟子潘耒得《日知錄》全部手稿，再三校勘，經(jīng)過刪改，于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刻于閩中，即遂初堂刻本。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又有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錄之余》二卷，另有乾隆年刊巾箱本、《四庫全書》本、《皇清經(jīng)解》本等。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黃汝成以遂初堂本為底本，參以閻若璩、沈彤、錢大斷、楊寧四家校本，吸收前人對《日知錄》的研究成果，成《日知錄集釋》刊行于世，為《日知錄》最好的版本，流傳很廣。黃氏又得到《日知錄》原寫本，參以陳訐、張惟赤、蘧園孫氏、楷庵楊氏等校語，撰成《日知錄刊誤》二卷，后又得陸筠校本，撰《續(xù)刊誤》二卷。黃氏之后，李遇孫著有《日知錄續(xù)補正》，補閻若璩《日知錄補正》之余，丁晏有《日知錄校正》，俞樾有《日知錄小箋》，近人黃侃有《日知錄校記》，潘景鄭有《日知錄補校》、《日知錄版本考略》各一卷。１９８５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jù)黃刻《日知錄集釋》影印出版，并附印初刻８卷本及各家研究成果于后。１９８９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欒保群、呂宗力《日知錄》整理本，均為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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