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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守益
〖鄒守益〗（１４９１-１５６２年）字謙之，號東廓。明安福（今屬江西）人。正德六年（１５１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翌年，引疾歸里。開門講學，從學者甚眾。嘉靖元年（１５２２）起用。三年因直諫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建復初書院。講學其中。稍遷南京禮部郎中。后官至南京國監(jiān)祭酒。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又因忤旨落職歸里。后家居二十余年而卒，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鄒守益師事王守仁，為王學在江右的主要傳人。其學謹守師門本旨，“戒慎恐懼所以致良知”，為其基本思想觀點。“戒慎恐懼”語出《禮記·中庸》，原是作為明辨“君子”與“小人”的標準，鄒將其與“致良知”直接聯(lián)系起來，認為“戒慎恐懼”即是“致良知”。此系受王守仁的啟示，本自師說。人謂守益以“戒慎”為教，“開示學者”，為發(fā)明師說，將師說推向極至。鄒守益在承襲儒家的傳統(tǒng)觀點，仍以謹其言、慎其行、戰(zhàn)戰(zhàn)兢兢之意解釋“戒慎恐懼”的同時，又賦予其以“自強不息”的新義。當時講學，“有以縱任為性體自然者”，而鄒氏則“肫肫焉申戒謹恐懼旨，明自強不息為真性”（耿定向《鄒先生傳》），“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國朝獻征錄》）。鄒守益也強調(diào)“戒慎恐懼”在為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這是為學之“大要”，只要把握住這大綱要領(lǐng)，就能“人與道凝”，“無須臾之離”，就可稱之為“善學”。為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戒慎恐懼”的“自強不息”之義可救為學中的“息”之病；“戒慎恐懼”可以“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體”，從而達到“去其欲而全其本體”的目的。他繼承了王守仁“戒慎恐懼”為“致良知”功夫的觀點，同時又把這一功夫直接等同于“修己以敬”的涵養(yǎng)功夫，認為修己以敬則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懼則位天地育萬物，此二者并無二致，均同屬于內(nèi)心省察的修養(yǎng)方法。他指出，克己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工夫，因為“敬”謂此心之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雜之以人欲便為非禮，而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修己以敬之目。在與聶豹討論“涵養(yǎng)”功夫時，鄒守益又提出“寂感無時，體用無W界J”的“寂感體用”合一之說，反對其時江右王門中“歸寂”派以“收視斂聽”為“涵養(yǎng)”功夫。所謂“寂感無時”，是說“寂感”，亦即動靜在時間上不可分，而是“常寂常感”，無時不在。這是“天然自有之規(guī)矩”。所謂“體用無W界J”，是說“體用”在空間上“非二物”二者互相包涵，猶如名之與字，“稱名則字在其中，稱字則名在其中”。根據(jù)寂感體用合一之說，鄒守益又進而提出本體、工夫合一的觀點。認為本體、工夫原非二事，如“《大學》之教，在明明德”，下一個“明”宇是本體，上一個“明”字是工夫。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他指出，“慎獨”、“戒懼”就兼有本體、工夫：從心從真便是慎，此即是本體，此即是工夫，故除卻自欺更無病，除卻慎獨更無學。“戒慎恐懼”便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故“戒慎”即是“慎獨”。另外，他又重申了王守仁《大學》、《中庸》合一的觀點，認為《大學》以家國天下納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納諸“致中和”，天地萬物為家國天下之總名，“中和”為“明德”之異名。“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之曰“率性”，復之曰“修道”，其本原不越“慎獨”一脈。“明明德”與“致中和”二者不可分離。另外，鄒守益還試圖以王學溝通濂、洛之學。將程頤《定性書》中提出的“定性之學”，周敦頤《易通》中提出的“無欲之要”，與“戒慎戰(zhàn)兢之功”統(tǒng)一起來，皆視為“致良知”的功夫。鄒守益著作有《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黃宗羲謂“姚江之學唯江右為得傳”，江右王門學派在傳播王學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均超過其余王門學派，而鄒守益又為王學在江右的主要傳人，故其在王門中的地位甚高，影響甚大。王時槐曰：“蓋陽明王公之學盛于東南，實賴先生之力也。”（《國朝獻征錄》），可見其在傳播王學方面的卓著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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