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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wèi)覬
〖衛(wèi)覬〗（生卒年不詳）字伯儒，漢末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人。自幼勤學不輟，以才識淵博聞名于時。曹操征召為茂陵令、尚書郎，操征袁紹，荊州牧劉表援紹，關(guān)中諸將多中立觀望成敗。但益州牧劉漳與表有宿怨，故派衛(wèi)覬以治書侍御史身份到益州，讓劉潭出兵從背后箝制表軍。衛(wèi)覬到長安之后，因道路不通，只好留鎮(zhèn)關(guān)中。覬見關(guān)中百姓流人荊州者十余萬戶，雖人心思歸故土，但愁“無以自業(yè)”。各地軍閥則趁機召募，壯大自己的力量。覬于是致函曹操謀士荀□，提出“強本弱敵”之策，建議派官賣鹽，以其所得購置農(nóng)具和耕牛，供給歸民，獎勵農(nóng)耕，增產(chǎn)安民，操從其議，召回許昌，拜為侍中，與王粲“并典制度”。公元２２０年，魏文帝曹丕即位，官拜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曹□時進封為□鄉(xiāng)侯，死后謚為敬侯。他生前受命掌管著作，凡所撰述幾十篇。從鞏固曹魏王朝統(tǒng)治出發(fā)；提倡儒家的治國之道。他主張明法治律，才能改變當時社會的混亂狀態(tài)。指出：“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因為律例為“百姓之所懸命”，故選用獄吏切不可忽視，乃牽涉到國家是否能“貴重”的大問題。從而請求“置律博士”，以便“轉(zhuǎn)相教授”。又提出君主應廣開言路，不能從一己的好惡出發(fā)。他說：“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君主既然掌握臣下生死榮辱的大權(quán)，便容易產(chǎn)生“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不是那忠心為國；破家殺身為君的人，有誰能敢“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并指出：“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于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指吳、蜀）于□鼠。臣以為不然。……況今四海之內(nèi)，分面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于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他還根據(jù)當時連年戰(zhàn)亂“遺民困苦”的情況，建議皇帝避奢就儉，應效法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滋民之術(shù)。他索愛古文字，對鳥篆、隸書等無不精通。又仿照東漢應劭《漢官儀》的作法，作《魏官儀》，以儒家君君、臣臣的名分思想，記述朝廷的制度及百官儀式。此書今已亡佚。他的文章，以才敏兼通，文采溫雅，馳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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