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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

　　〖司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年）字君實，世稱涑水先生，后人稱司馬溫公，北宋陜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xiāng)人。自幼喜讀經(jīng)史，尤愛《左氏春秋》，聽講后即能講其大要。手不釋卷，于學無所不通。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初歷任簽蘇州判官事，大理評事、國子直講等職。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制。他立志編一部上起周烈王，下迄五代的編年體史書。治平三年（１０６６），撰戰(zhàn)國迄秦的《通志》八卷，進呈。英宗命設局正式編修《歷代君臣事跡》。神宗即位，晉升為翰林學士，將其書賜名為《資治通鑒》。神宗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竭力反對。神宗不悅，任為秘密副使。堅辭不赴，自請判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繼續(xù)編撰《資治通鑒》。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元豐八年（１０８５），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入京京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廢除新法。元□元年（１０８６）病卒，追封溫國公。司馬光潛心研究儒家學說，創(chuàng)立涑水學派，著名門人有劉安世、范祖禹、晃說之、尹□、田述古等。哲學思想上，他宣揚“天命思想”。認為“得失有命”，“成功在天”，天是“萬物之父”。智愚勇怯，貴賤貧富，皆是天的安排。天使你窮，而要強富；天使你愚，而要強智。便是違背天意，必得天的懲罰。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至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于誅泅，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他相差如此之遠，也不敢舍棄天的安排，而妄為。君之志應是修己，而等待天的安排。吉兇不命，惟天授而樂之。雖相信“天命”，但不喜佛、老，謂“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政治上；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認為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仍存。武王克商，然依舊用商政。漢武帝用張湯言，更舊法，則盜賊半天下。漢元帝改孝宣帝之政，而漢室始衰。治天下猶如居室，敞則修之，非大壞不重新更造。明上之政，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凡國家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guī)，不可只為目前。攻擊新法是“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彈王安石表》）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主張重整綱紀，維護禮治。他認為，禮義紀綱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國家治亂興亡之根本。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禮者紀綱也，分者君臣也，名者公侯卿大夫也。四海之廣，百姓之眾，受制于一人，雖有超世的智慧，絕倫的力量，也無辦法，非以禮而不能治。以禮為紀綱，則天子統(tǒng)三公，三公卑諸侯，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百姓，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下之事上，天下大治。禮又是決定人們生死的重要原則、“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而“三綱五常”則是禮的根本，天地設立，圣人則之，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從夫，終身不改；臣事君，有死無貳，這是人道之大倫，禮用于身，則舉止言行皆合法度；用于家，則內外有別，九族和睦；用于鄉(xiāng)，則長幼有倫，有風俗淳美；用于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用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他在強調“禮治”的同時，也重禮“仁政”。主張君主應有三德，“曰仁，曰明，曰武”。君主之仁是興教化，修政治，養(yǎng)百姓，利萬物。興教化，變風俗，是君主之“明”，是知道義，識安危，區(qū)別賢愚，辯明是非。君主之“武”是道義所在斷之不疑，不為奸佞者迷惑。三者具備，則國家治。為此，君主應以“改過為美”，虛心納諫。知人善任，選用德才兼?zhèn)湔撸�與其得小人，“不若得罪愚人”。他還認為，人性善與惡兼有之，雖圣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也不能無善，只是多少之別。善多而惡少，則為圣人。惡多面善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人不學習，則善日消，而惡日增。學習，則惡日消，而善日增，惟學習能改變人性。自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而成圣人者。所謂學習，不是誦章句習筆札作文章，而是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于天下”。他治史為總結歷代興亡盛衰，明善惡，辨邪正，立綱陳紀。他通博諸經(jīng)，以弘揚儒學為己任。但又不困守舊說，撰《疑孟》十一篇，對孟子某些言行提出質疑。司馬光繼承和發(fā)展了儒家“禮治”和“仁政”思想。所撰《資治通鑒》，以古為鑒，維護綱紀名分，成為歷代君臣必讀典籍，其書取舍嚴謹，熔裁貫通，體大思精，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通史巨著，對性與學關系的認識，疑孟之舉，推動了儒學的發(fā)展。主要著作有《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通鑒目錄》三十卷，《通鑒考異》三十卷，《稽古錄》二十卷，《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家范》十卷，《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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