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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年）字子厚，唐河東解縣（今山西運城解州鎮(zhèn)）人，世稱“柳河東”，貞元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diào)藍田尉。貞元十九年（８０３），任監(jiān)察御使里行。反對宦官專權(quán)和藩鎮(zhèn)割據(jù)，參加“永貞革新”，授禮部員外郎。失敗后，貶為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馬。元和十年（８１５），又出為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與韓愈皆倡導古文運動，并稱“韓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所作散文雄深雅健，說理透徹。他繼承和發(fā)展了王充的元氣自然論。認為天地、元氣、陰陽和瓜果、草木，在性質(zhì)上一樣，都是自然物，只是體積比較大些而已。天沒有意志，人事的存亡得喪，與天無關(guān)。“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人們求天，怨天是極為荒謬的。生植與災(zāi)荒屬于大自然的規(guī)律。社會的治與亂，則是人事。天與人“各不相預(yù)”。宇宙是由混沌狀態(tài)的、運動著的元氣構(gòu)成的，不是神創(chuàng)造的，天地和陰陽都統(tǒng)一于元氣。陰陽二氣或吸或吹，或冷或熱交錯對立作用，是天地萬物形成的真正原因。天地、陰陽、山川的變化，皆是物質(zhì)性元氣的運行。宇宙是無限的、無邊無際，彌漫無垠，更無法量出它的長度。天地間的物質(zhì)“或會或離，或吸或吹”，互相排斥，互相吸引，“如輪如機”，不停地運動。根本沒有外來的創(chuàng)造者，“無功無作”，一切自然。柳宗元的社會觀，是用人排斥神，提出重“勢”的觀點。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fā)展的過程，有它自己的客觀必然趨勢。歷史上國家興衰、制度的變革，皆取決于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之“勢”。“勢”變，則國家各種社會制度也隨之變化。“封建制”，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不是不欲去掉，而是“勢不可也”。封建制，“非圣人總也”。柳宗元認為，生人之初。樹木茂繁，禽獸兇猛，人們?yōu)樯畛Ｏ嗷帄Z。為“斷曲直”，于是“智而明者”出來處理紛爭，“君長刑政生焉”。隨著人們爭奪規(guī)模的擴大，相繼產(chǎn)生諸侯、方伯、連帥、天子。凡有思德于人者死后，人們“必求具嗣而奉之”，形成世襲相承的封建制。所以，這不是圣人的意志，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之“勢”。而“郡縣制”代替“封建制”，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之“勢”。封建制是“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它是一種“公之大者”的制度。可以保證“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使天下大治。秦二世而亡，是因秦的暴政，“非郡邑之制失也”。唐藩鎮(zhèn)割據(jù)。是因藩鎮(zhèn)掌握兵權(quán)，擁兵割據(jù)。失不在州，“有叛將而無叛州”。柳宗元從元氣自然論和“勢”的觀點出發(fā)，對天命、符瑞等神學史觀，給予尖銳地批判。他指出，君權(quán)“受命不于天”，只有實仁政，百姓擁戴，才能長治，沒有喪仁而能久治者，也沒有“持祥而壽者”。他反對用“四時”、“五行”等迷信觀點附會到行政上，斥責“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作法。認為春夏秋冬變化，與人事無關(guān)。那些主張辦事須按“時令”，否則必有天災(zāi)人禍的論調(diào)，純屬“瞽吏之語”，是背離“圣人之道”。主張賞罰要速，“更嚴殺之科”。對叛將要及時以正國法，“微惡盡除”，對貪官要“嚴責吏以法”。他還把“推天引神”之說，歷史相傳的“玄受、巨跡、白狼、白魚”及“天光”、“神鼎”和“封禪”等迷信，斥為“愚誣”，“背理去道”。“古之所以言天者”。是為愚弄人。“力不足者”，才借助天命鬼神，是虛幻的表現(xiàn)。他還針對宦官、權(quán)臣壟斷政權(quán)的局面，主張“令官以材不以姓”。提出“貴不足尚”、親不足與”、“舊不足博”的用人原則，只要有治國才能，不論是“遠”或者“新”者，皆應(yīng)優(yōu)先于“親者”和“故舊”，給予重用。他不反對佛教，認為儒、釋、道三家“皆有以佐世’，。佛教有的精華，“往往與《易》、《論語》合”。對佛教哲學中的“般若”、“湟”加以推崇。這是在儒釋合流中建立起來的無神論的儒學體系。柳宗元利用當時科學成果，加深對自然的認識，發(fā)展了王充的元氣自然論。把無神論思想發(fā)展到政治、歷史領(lǐng)域，對我國古代唯物主義有所豐富和發(fā)展。主要著作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補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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