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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龍
〖高攀龍〗（１５６２一１６２６年）字存之，別號景逸。明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歷進士，因丁嗣父憂，服闕，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攀龍上疏駁之。后因劾權臣，謫揭陽，半載而歸。遂與頤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天啟改元，攀龍退居林下二十八年之后又被起為先祿寺丞，又升少卿署寺事，轉太常大理，晉太仆卿。后又授刑部侍郎，升左都御史。時宦官魏忠賢亂政，攀龍因反對魏氏被革職。后魏忠賢黨羽崔呈秀派人往捕，攀龍投水而死。他曾自敘為學歷程：二十五歲時，與顧憲成講學，始志于學。后見朱熹“人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于肅恭收斂，持其心，但覺氣郁身拘，大不自在。及將心放下，又散漫如故。久之，忽思程子“心要在腔子里”，又見小學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乃悟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頓覺輕松快活。后又受程朱“誠敬主靜”、“觀喜怨哀樂未發(fā)”、“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觀點的啟發(fā)，方覺“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qū)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圣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方實惰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方實信《中庸》之旨”。感到“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若是，工夫若是，天地圣人不能究竟，況于吾人，豈有涯際”？“其后涵養(yǎng)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其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為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以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并進。而憲成則謂“才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與程、朱之旨相異。他又謂“人心明，即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此又與主守仁“致良知”之說相近。他認為，“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于知本。知修身為本而本之，天下無余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這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也”。他又進一步指出，“方寸即宇宙也”，“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心一也，粘于軀殼者為人心，即為識；發(fā)于義理者為道心，即為覺”。他又由“覺”談到“悟”，認為“學必須悟，悟后方知痛癢耳”。表現(xiàn)出明顯的心學思想。但又指出，所謂“悟”，即“默而識之”，而非“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批評王學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以耳，究而任心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于是乎名節(jié)忠義輕，而士鮮實修”。他概括說，“學問在知性而已”，而“知性”即是，“明善”。知性明善主要是恢復人的忠信本色，“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圣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澆散，非是把忠信做個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在道德修養(yǎng)方法上，高攀龍也強調“敬”和“省察”，但他反對時刻將此念頭置于胸中，因為人的性體本自“流行運用”，“學者但猛自反觀”即可“轉妄即真，如掌反復”。他說：“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發(fā)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xù)不斷，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為成德也”。“今人錯認敬宇，謂才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其著作有《高子遺書》。 高攀龍為東林黨首領之一， 故其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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