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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
〖程顥〗（１０３２一１０８５年）字伯淳，號明道，稱明道先生，北宋河南洛陽（今屬河南）人。進士及第、歷任上元主簿、晉成令、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里行等。顥與其弟程頤學于周敦頤、合稱“二程先生”，因二程長期居于洛陽講學，故其學稱“洛學”、“新儒學”。主要弟子有劉絢、李□、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患、呂大鈞、呂大臨、朱光庭、劉立之、邵伯溫、田述古等。在政治上追隨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數(shù)月之間，章數(shù)十上”，攻擊新法為“異端”、“邪說”；強調(diào)“圣人之言為可必行，先王之道為可必行。”曾上《陳政十事》，即師傅、六宦、經(jīng)界、鄉(xiāng)黨、貢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澤、名數(shù)等十事。其中尤強調(diào)經(jīng)界，認為“經(jīng)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為治世的大本。在哲學上發(fā)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他認為，“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它獨立于萬物之外，卻產(chǎn)生萬物和支配萬物。順天理則昌，逆天理則亡。理是具有實在性，也具有事物自然特性和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天理又是封建道德的總稱，親君、孝親、愛兄、尊祖等皆是天理的體現(xiàn)。人與禽獸有別是具備了天理。天理具備無有缺少，既不為堯存，亦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不易”。關于人性說，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理降到人身上為性，人性的至善是共有的。至善的性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因素。五者中仁是總體和綱領。“義、禮、智、信皆仁”，故學者須先認仁。他把“氣質(zhì)之性”稱為“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但性中原無善惡兩物相對。有自幼而善，亦有自幼而惡。皆是受“氣稟”的影響。因“氣”有清濁之分，在“氣化”過程中影響人對天理的稟受程度，產(chǎn)生惡的因素。他因此進一步指出，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所謂“繼之者善”，猶如水流而下，有流入海而未濁者，有流未遠而濁者，有流遠而濁者，有濁多者，有濁少者。因此人不可以不加澄治。此理順而循之，則道，循此而修之則教。他把惡表現(xiàn)的欲望、情感，稱為“人欲”或“私欲”。“人欲”與“天理”是對立的。“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因此要“存天理，滅人欲”。他的認識論與道德修養(yǎng)論是緊密相連而不可分的。集中反映在“格物致知”。和“克己復禮”的命題上。所謂“格物致知”，解釋為：“格、至也”，即接觸參與事物，“窮盡物理”。但“窮理”不是一事一物的理，而是要在心中恢復“天理”，認識事事物物皆是天理的作用。關于“克己復禮”，則認為，禮：“非體之理”而是自然的道理。所以禮既理，容貌必端，言語必正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天理如此，無有私意，只是循禮而已。把理說成是溝通主客自我與客觀“天理”的媒介。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總可得。他還認為“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二程遺書》卷二），后來的陸九淵發(fā)揮了這種思想，建立了唯心主義心學體系。他還有一定的辯證觀念，承認社會人事的變遷。謂“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圣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己”（《二程遺書》卷十一）。并提出“天地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同上》）。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二程遺書》卷十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其主觀唯心主義傾向，啟宋明理學中的陸（九淵）、王（陽明）一派。淳□元年（１２４１），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所創(chuàng)的“洛學”后與“閩學”相結(jié)合，成為后期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思想。著有《二程遺書》、《二程外書》、《明道文集》、《二程粹言》，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整理出版《二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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