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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說明
本書之構(gòu)思約始于1941年，次年著筆，1949年6月完成。其寫作經(jīng)過具見作者自序。1949年11月成都路明書店初版豎排本，文字多錯落。因時逢解放戰(zhàn)爭，流傳不廣。1987年6月，上海學林出版社據(jù)作者生前訂正出版橫排本，該社編者曾作個別刪改。1990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時，又據(jù)路明書店版再次作文字和編排上的訂正，并恢復刪略字句。現(xiàn)據(jù)《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再次據(jù)路明書店本和學林出版社本作文字上的訂正和復原。又，本書部分內(nèi)容曾專文刊布于《文化雜志》等刊物。
自序
這是我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于1920-1921)，《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作于1929-1931)，《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作于1932-1936)，而后之第四本書。先是1941年春間在廣西大學作過兩個月專題講演。次年春乃在桂林開始著筆。至1944年陸續(xù)寫成六章，約八萬字，以日寇侵桂輟筆。勝利后奔走國內(nèi)和平，又未暇執(zhí)筆。1946年11月我從南京返來北碚，重理舊業(yè)，且作且講。然于桂林舊稿僅用做材料，在組織上卻是重新來過。至今--1949年6月--乃告完成，計首尾歷時九年。
前后四本書，在內(nèi)容上不少重見或復述之處。此蓋以其間問題本相關聯(lián)，或且直是一個問題；而在我思想歷程上，又是一脈衍來，盡前后深淺精粗有殊，根本見地大致未變，特別第四是銜接第三而作，其間更多關系。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書，是明白第四本書的瑣鑰。第三本書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內(nèi)容分上下兩部：上半部為認識中國問題之部，下半部為解決中國問題之部。--因要解決一個問題，必須先認識此一問題。中國問題蓋從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勢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東方來，乃發(fā)生的。要認識中國問題，即必得明白中國社會在近百年所引起之變化及其內(nèi)外形勢。而明白當初未曾變的老中國社會，又為明白其變化之前提。現(xiàn)在這本《中國文化要義》，正是前書講老中國社會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詳。
于此見出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我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剌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尋個明白。什么“社會發(fā)展史”，什么“文化哲學”，我當初都未曾設想到這些。從一面說，其動機太接近實用(這正是中國人的短處)，不足為產(chǎn)生學問的根源。但從另一面說，它卻不是書本上的知識，不是學究式的研究；而是從活問題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點心得。其中有整個生命在，并非偏于頭腦一面之活動；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體驗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詞假概念。
我生而為中國人，恰逢到近數(shù)十年中國問題極端嚴重之秋，其為中國問題所困惱自是當然。我的家庭環(huán)境和最挨近的社會環(huán)境，都使我從幼小時便知注意這問題。(1)(具見于《我的自學小史》第四第五兩節(jié)。)我恍如很早便置身問題之中，對于大局時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雖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嘆“我終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盡力于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然我卻自幼即參加行動。(2)(此指八歲時在北京市散發(fā)傳單而說，事見《我的自學小史》。)我一向喜歡行動而不甘于坐談。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實踐。特別為了中國問題，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勞攘，亦可概見。(3)(少年時先熱心于君主立憲運動，次參預1911年革命，1927年以后開始鄉(xiāng)村運動，1937年以后為抗戰(zhàn)奔走，其中包含國內(nèi)團結(jié)運動及巡歷于敵后。至勝利后又奔走和平。)
就在為中國問題而勞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見若心得。原來此一現(xiàn)實問題，中國人誰不身預其間?但或則不著不察；或則多一些感觸，多一些反省。多感觸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動便有不得茍同于人者。縱不形見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許一例相看。是之謂有主見，是之謂有心得。我便是從感觸而發(fā)為行動，從行動而有心得，積心得而為主見，從主見更有行動；……如是輾轉(zhuǎn)增上，循環(huán)累進而不已。其間未嘗不讀書。但讀書，只在這里面讀書；為學，只在這里面為學。不是泛泛地讀，泛泛地學。至于今日，在見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體系滋大，吾雖欲自味其所知以從他人，其可得乎!
說我今日見解思想，一切產(chǎn)生于問題剌激，行動反應之間，自是不錯。然卻須知，盡受逼于現(xiàn)實問題之下，勞攘于現(xiàn)實問題之中，是產(chǎn)不出什么深刻見解思想的；還要能超出其外，靜心以觀之，才行。
于是就要敘明我少年時，在感受中國問題剌激稍后，又曾于人生問題深有感觸，反復窮究，不能自己。(1)(人生問題之煩悶約始于十七歲時，至二十歲而傾心于出世，尋求佛法。)人生問題較之當前中國問題遠為廣泛、根本、深澈。這樣便不為現(xiàn)實問題之所囿。自己回顧過去四十余年，總在這兩問題中沉思，時而趨重于此，時而趨重于彼，輾轉(zhuǎn)起伏雖無一定，而此牽彼引，恰好相資為用。并且我是既好動又能靜的人。一生之中，時而勞攘奔走，時而退處靜思，動靜相間，三番五次不止。(2)(過去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有三時期：(一)在1912年后至1916年前；(二)在1925年春至1928年春；(三)在1946年退出國內(nèi)和談至今天。)是以動不盲動，想不空想。其幸免于隨俗淺薄者，賴有此也。
就以人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東西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一點的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這是與專門治哲學的人不同處。又當其沉潛于人生問題，反復乎出世與入世，其所致力者，蓋不徒在見聞思辨之內(nèi)；見聞思辨而外，大有事在。這又是與一般哲學家不同處。異同得失，且置勿論。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為人行事。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動，并耽玩于政治、經(jīng)濟、歷史、社會文化諸學。然一旦于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復以學問為事。究竟什么算學問，什么不算學問，且置勿論。卒之，對中國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張和行動。
所以“我無意乎學問”，“我不是學問家”，“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如此累次自白(見前出各書)，在我絕非無味的聲明。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題：梁某究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或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
“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
那便是十分恭維了。
這本書主要在敘述我對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見解，內(nèi)容頗涉及各門學問。初不為學者專家之作，而學者專家正可于此大有所資取。我希望讀者先有此了解，而后讀我的書，庶不致看得過高或過低。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是我的兩句口號。繼這本書而后，我將寫《現(xiàn)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一書。蓋近幾十年來政治上紛紜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新中國之建設，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此無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國有認識后，則于近幾十年中國所以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將繼此而請教于讀者。
1949年10月10日漱溟自記
重印《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余一向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號召，因有《中國文化要義》之著述以求教于國人。初版由成都路明書店印行，為數(shù)無多，卻多錯字落字，茲用訂正重印于滬上，從廣其流通之中多得國人之賜教焉，是豈惟著者個人之幸邪!
1986年2月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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