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邁《夷堅志》曾記述：婺源嚴田農(nóng)民江四，生活很富裕，行跡卻無賴，妻子初產(chǎn)是個女孩，江四便將其投入水盆，逾時尚活，江痛掐其女兩耳，皆落，如刀割似的，遂死。第二年，江妻又生一兩耳缺斷女，像上次被掐痕跡。里巷居民認為這是報應，都說若再溺殺，必有殃禍，勸江四存育，江四這才將這個女孩留下來。
這種溺女現(xiàn)象不止安徽一地，福建農(nóng)村生男至第四子，再多就不養(yǎng)了；女子則不至第三，若再多，臨產(chǎn)時用器貯水，生下來即溺死。北宋朝廷針對這種現(xiàn)象立下了禁賞，可是愚昧的鄉(xiāng)民卻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隱瞞……
好像是為了回應這種野蠻、落后的農(nóng)村生子不育溺殺的風俗似的，宋代政府在各主要城市里建立起了“慈幼局”。海內(nèi)外史學家們對宋代生子不育溺殺的風俗曾作過不少的研究，未知是否對出現(xiàn)在宋代城市中的幼兒慈善機構(gòu)作過深入的探討?
慈幼局的宗旨是：如果貧窮市民無力養(yǎng)育子女，許其抱至局，寫上出生年月日，局里設有專職的乳娘撫育。他人家若無子女，可到局來領(lǐng)養(yǎng)。每年災荒發(fā)生，貧窮市民的子女多抱入慈幼局，故道上無拋棄子女。這種幼兒慈善機構(gòu)，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宋代滅亡之后，元明兩代均未再建，只是到了清代才重新設置起慈幼機構(gòu)，其間中斷有三四百年之久，這恰恰證明了在宋代城市中對兒童生育的重視。這種重視不光是在兒童的慈善方面，而且在兒童生育的所有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當嚴細的規(guī)矩——
每當孕婦懷孕月份快滿之時，她的父母親、舅舅、姑姑，用銀盆或彩畫盆，盛著一束粟稈，用綿繡巾或生色帕袱蓋著，上面放著花朵，并用有五男二女花樣的草帖子送去，以示吉祥慶賀。還用盆、盒裝饅頭、彩畫鴨蛋120個、生棗并送，這叫“分痛”，以示娘家親屬對產(chǎn)婦分娩痛疼分承之意。又做成臥鹿、眠羊動物模樣的果子，小孩的彩衣，當成“催生禮”，表明歡迎嬰兒早日平安降生的美好愿望。又有“催生符”，想是必掛或必燒。“催生歌”確有助于孕婦——
一烏梅三巴豆七胡椒，細研爛搗取成膏。
酒醋調(diào)和臍下貼，便令子母見分胞。
為了使孕婦的生產(chǎn)順利，宋代醫(yī)學家還從專業(yè)角度規(guī)定了孕婦生產(chǎn)時的必備用品。在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中基本分為兩類。一類是藥：
保氣散佛手散枳殼散榆白皮散
黑圣散大圣散神寢元花藥石散
保生元催生丹黑龍丹雌雄石燕
理中元生地黃羌活葵子
黃蓮竹茹烏梅甘草
海馬陳皮姜錢黑豆
一類是物：
催生符馬銜鐵煎藥爐濾藥帛
醋炭盆銚子軟硬炭煮粥沙瓶
干蓐草湯瓶干柴茅小石一二十顆
暖水釜燈籠燈心火把
油燭發(fā)燭繳巾軟厚
洗兒肥皂頭發(fā)斷臍線及剪刀
還有一類是為孕婦準備用的而不是吃的食品：棗子、白蜜、無灰酒、好醋、白米。另備童子小便，純屬荒誕，但也堂而皇之寫入《婦人大全良方》，顯然是當時盛行宋代城市中的一種迷信陋習。
如果以這些物品與城市高層即皇家孕婦物品相比，則差距立見。《婦人大全良方》中孕婦所備之物主要是為一般市民之家，皇家孕婦所備“分痛”、“催生”物品，種類和市民之家相差無幾，可量大、齊全，盡顯富貴。如同是小石子，市民為一二十顆，皇家為50顆；同是食物，皇家一次備十盒“吃食”，包括一口蒸羊、八節(jié)生羊剪花、羊六色子、棗大包子、棗浮圖兒、豌豆棗塔兒、炊餅、糕、糖餅、髓餅。至于果子，要飾以金銀，達500個，影金貼羅散花兒則為2500朵，金銀羅緞則備200匹羅，4674匹絹，24兩8錢7分4厘金，4440兩銀，三貫足銀錢。袋要裝畫，鐵要涂漆，剃頭的刀要檀香匣盛……
雖然物品上可以折射出“平常風光”和“富貴氣象”，但在實際習俗當中，應該說差距并不大，因為不管何方神圣都要一律遵從大自然的規(guī)律，像婦女生下小孩，市民、皇家都是要在三天之后給小孩落臍帶炙囟腦門兒。
此后，孕婦親屬都要為孕婦送些膳物。至滿月，則外面親家都要用金彩緞珠翠、雜果食物等送給孕婦，以開“洗兒會”。在宋代城市中，洗兒已成為最重要的生育習俗，這可從宋代的《小兒衛(wèi)生總微論方》中體現(xiàn)出來。
其書對初生嬰兒這樣說道：“須先洗浴，以蕩滌污穢，然后乃可斷臍。”嬰兒洗浴，其步驟首先是：須將預先煎好用瓶存貯的煎藥暖好倒入水中，或用豬膽汁湯洗兒，使之不患瘡癬，保持皮膚滑澤。或用金虎骨丹砂煎湯，以辟邪去驚。或用二兩白芷、三兩苦參挫碎煎湯，以去諸風。或用蒴、蔥白、胡麻葉、白芷、藁本、蛇床子煎湯，以退熱。或用苦參、黃連、豬膽、白芨杉葉、柏葉、楓葉煎湯，以去風。或用大麻、茯苓、陵香、丁香、桑葚、藁本煎湯，以治諸瘡……
洗浴對初生嬰兒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故從唐代始，名畫家周昉就專畫《麟趾圖》，細致入微地描繪了宮中一盆洗三兒的景象。宋代也有類似的洗兒圖，不過是在芳茵上、芭蕉下、欄檻前、大盆中洗一小兒的。明代畫家仇英則精心臨摹了這幅洗兒圖，幾可亂真。于此得知洗兒傳統(tǒng)悠久，為世人所崇奉，在宋代城市中尤為市民所看重。
每逢洗兒，好友親朋聚會一堂，在銀盆內(nèi)煎香湯，下洗兒果、彩錢、蔥蒜，用數(shù)丈色彩繞住銀盆，這叫“圍盆紅”。請來賓中尊長，用金銀釵攪水，這叫“攪盆釵”。來賓將錢撒入盆中，這叫“添盆”。盆內(nèi)有棗兒，少婦紛紛爭著拿來吃，因為棗兒是生子的象征。這時，已用清水洗過的嬰兒，家人把他(她)的胎發(fā)剪下來，裝入一個小盒，并用彩色線編織成絳帶子絡上。由母親抱著小孩，向諸親客人一一道謝，再抱入姆嬸房里，這叫“移窠”。洗兒時，要作詩祝賀，北宋蘇軾曾戲作道：
人皆養(yǎng)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南宋王以寧《浣溪沙·洗兒詞》則一派莊重：
招福宮中第幾真，餐花辟谷小夫人，天翁新與玉麒麟。
我識外家西府相，玉壺冰雪照青春，小郎風骨已凌云。
從北宋、南宋一詩一詞可見，盼子成龍，一脈相承，雖然詩詞作者均為士大夫，但他們的文字之作也間接地反映了一般市民的這樣的心聲。事實上，即使貧窮的市民，也把育子儀式看得非常隆重。如普遍在生子100天后舉行“百晬”儀式，不能開筵作慶的市民人家，則把盤、碟、碗放在地上，里面盛著果木彩緞、花朵針線等日用物件，讓孩子過去拿，看小孩先拿什么物品，以此來預定小孩將來干什么，這叫“試晬”。貴富之家更是要這樣。需特別指出的是，據(jù)《東京夢華錄》記述，市民家庭已普遍為孩子擺上了最為時髦的官誥、筆研、算秤等物品。《東京夢華錄》所說的“算秤”是算盤和秤提的簡稱。秤提，宋代《名公書判清明集》第十一卷《秤提官會》中有其明確指稱。“算”為算盤，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曾出土直徑為21mm的北宋大觀二年（1108）木制算盤珠。再看《清明上河圖》中所繪“趙太丞家”當門的桌子上擺著的一個九檔的算盤，可知算盤在北宋末葉已在城市中廣泛應用了。這一時期的城市兒童真是幸運，很小很早就受到了新的科學技術(shù)之光的沐浴……
在“試晬”儀式上，較多的還是各式玩具，《宋史·曹彬傳》記曹彬在“百晬”時，就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一會兒又取一印。后來的《養(yǎng)蒙圖說》專將曹彬“抓周”的故事突出出來，大加宣揚，因曹彬成長后確以武功掛印，為節(jié)度使。其實，曹父為節(jié)度使，曹彬抓周時提戈拿印，可為巧合，也屬合情，而且曹彬“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于席，觀其所取”，玩具槍印擺放在曹彬面前，剛滿百天的兒童哪有不抓之理?
這個故事透射出了宋代城市已非常重視用玩具給兒童以教化這一有益的育兒方式，這一觀念并已轉(zhuǎn)為全社會的共識，兒童玩具大批大批地出現(xiàn)，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城市兒童玩具鼎盛的新記錄——
像臨安沿街叫賣的物品中以“小兒戲耍”玩具為最多：線天戲耍孩兒、雞頭擔兒、罐兒、碟兒、鼓兒、板兒、鑼兒、刀兒、槍兒、旗兒、馬兒、鬧竿兒、黃胖兒、橋兒、傀儡兒、貓兒、棒槌兒……
記述者用一連串的“兒”字，形象地烘托出了兒童玩具濟濟皇皇的壯美場景，市民甚至將泥孩兒玩具都算作游西湖時的“湖中土宜”，兒童玩具的普及從此可見一斑。《武林舊事·小經(jīng)紀》中就這樣說道：兒童玩具，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shù)，像相銀杏、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車、輪盤兒，每一種玩具都有數(shù)十人賣，依靠賣玩具為衣食之地，這是別的城市所沒有的。這種現(xiàn)象的確是宋代中小城市所未有的，而且在宋代以后也未達到過這樣深的程度，我們從現(xiàn)存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王襄先生捐獻的宋代陶瓷兒童玩具中，還可感受到這種獨特的光彩——
這些玩具通高在3.5厘米左右，最高不過5.5厘米，姿態(tài)有立、臥、伏、蹲各式，有的以色彩奪目，有的以裝束動人。如白釉綠彩爬娃，全身施黃白釉，眼嘴卻以綠釉點出，臀部用綠彩裝飾。如白釉盤髻娃，著右衽交領(lǐng)長衣，發(fā)髻前方飾二蓮蓬，十分新穎。有的則態(tài)憨神樸，有的則威猛強健，如立耳、圓睛、翹嘴，四肢粗壯，前后伸開的褐釉小狗，如昂首、獰目、寬鼻、張口，披毛豎立，尾貼背上，前腿直，后腿屈，蹲踞于地的綠釉獅子，均生氣勃勃。這些玩具兒童特點鮮明，如伏臥的白釉榴子男娃，下肢為石榴體，這是取其石榴房中多子之意而創(chuàng)作的；白釉盤髻娃，髻呈魚飾，右手持蓮，寄寓著“連年有余”的美意……
玩具的多樣性，顯示了宋代城市育兒方式的活躍性。如果我們按照這條路子，再將目光轉(zhuǎn)向遺存下來的宋代陶枕、圖畫、銅鏡等，便好像打開了潘多拉的匣子，一下子放出了一大群活蹦亂跳的小精靈，從而看到了一個極其健康、極其活潑、極其廣闊的城市育兒的世界——
如故宮陶瓷館陳列的宋代民窯燒制的一陶枕，上有一兒童手持扇形的長棒正在擊球，此種器具和廣泛開展的步擊撲棒球杖無異。再看故宮博物館所藏《蕉蔭擊球圖》，立于長案后面的少婦，正在仲裁兩位持類似乒乓球拍式的短拍、或蹲或立的兒童擊球的輸贏，它使我們知道讓兒童在體育活動中去競爭的觀念已較為普遍，又知用球拍擊球比賽之體育樣式在宋代城市兒童中已頗受歡迎，否則藝術(shù)品中亦不會一水兩流，化為陶枕，形成圖畫。
又如河北邢臺曹寅莊出土的釣魚紋陶枕，上有一兒童躬身于岸邊，手執(zhí)長竿垂釣于水邊，水下，三條栩栩如生的小魚正在爭吞鉤餌。而另一幅蘇漢臣所繪兒童戲水捕魚的《捕魚圖》，僅其旁題詩就可以使人想見爛漫一片：
十歲嬰兒妙入神，水邊游戲任天真。
翻嫌點爾童心減，冠者何須五六人。
從那一個個陶枕，我們仿佛見到當年的碩學儒士，也置有小兒捉迷藏的枕屏畫像，也在上面題以兒童游戲娛情之詩：“遂令高臥人，枕看兒戲。”使我們真切感受到兒童游戲在宋代城市已成風習。
從那一幅幅冬庭秋園的嬰戲圖中，我們似乎聽到兩兒童為搶奪一桿玩具長槍而發(fā)生的唧唧喳喳的爭執(zhí)聲音。而另一處一男童一女童，將一根孔雀羽毛拖在地上，將—繡花錦旗來回搖擺，引逗著一只花貓隨著他們的羽毛、小旗跳躍，貓鳴、嬰叫從絹紙上傳到我們的耳畔……
看河南濟源出土的《嬰戲杖頭傀儡》、《嬰戲懸絲傀儡》三彩陶枕，如聞那皂衣白褲孩童的橫笛聲、綠衣黃褲嬰兒的擊鑼聲，兒童俯地支手舉杖頭傀儡而戲的情境歷歷在目。看《兒童騎竹馬》陶枕，那用一根刻木馬頭形狀的短竹竿放于胯下，一手握竹馬前端使其后梢拖地作向前奔跑狀的男童，那元宵“社火”中的小兒竹馬如在目前。
看《兒童弄影戲》銅鏡，鏡背紋飾中有一雙手各持人形的兒童坐于幕后，幕前有五個兒童圍觀，它使筆者想起佚名所繪《蕉石嬰戲圖》中三嬰在帳幃后作影戲人的表演。這是宋代城市的兒童，利用光學原理的映畫技術(shù)，操縱由獸皮雕成人形，涂以顏色，勾上臉譜，其四肢頭部均可活動的“影人”，在光源與支起的幕布之間，做出種種動作，使幕布上顯現(xiàn)出影像的生動表演。它又使筆者想起《武林舊事》中所說兒童看此影戲而“喧呼，終夕不絕”的話來，也被感染而興奮不已。
從陶枕、圖畫、銅鏡中，我們好像漫步在宋代城市春夏秋冬四季，親品野菊的芬芳，荷花的清新，落英的繽紛，松柏的翠綠，清楚地看到了宋代城市的兒童是怎樣地生活在一種優(yōu)雅富裕的環(huán)境之中。在精巧的太湖石，寬厚的芭蕉葉，鮮妍的青草，明凈的藍天之間，兒童無拘無束陶然于戶外，在大自然懷抱中盡情地揮發(fā)著無盡的體力。薄薄紗衣下顯露出的豐滿嬌嫩的肌體，表明了他們是自有城市生活文字記載以來體質(zhì)最佳的市民子弟，這個時代需要他們這樣的身體矯健、活躍異常的兒童來點綴。
在鎮(zhèn)江市中心大市口東約200米五條街小學后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蘇州兒童嬉戲陶土捏像還可證明：兩位兒童，一位摔倒，臀部著地，右臂支撐，臉上一副無所謂的表情；另一位匍匐于地，右臂環(huán)曲，左臂撐前，頭卻高昂。他是將對手摔倒，被對手拖倒在地嗎?雖倒猶榮。旁觀者為三兒童，中間者站立，右側(cè)者蹲坐，都在為嬉戲的兩位兒童鼓氣，而左側(cè)一位兒童，神態(tài)悠閑，盡在默觀。五位兒童，嬉戲觀看，姿勢畢肖，透露出了體育運動已成宋代城市兒童常修一課，同時也使我們對兒童體質(zhì)進行了一次生動的檢閱。
我們又通過另一類《兒童斗蟋蟀圖》等，又進一步感覺到了宋代城市兒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筆下的宮廷貴子的模樣，而是帶著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氣象出現(xiàn)的“市民樣”。巍峨殿堂隱去，市井園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見。一缸一幾，一凳一木，一笑一嗔，一爭一奪，已和日常生活毫無二致，世俗景象已成為宋城兒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從陶枕、圖畫、銅鏡中，我們還知道許多新的育兒史實，如《子孫和合圖》中的三個兒童，正在盛滿水的橢圓盆中作放船之戲。這種船上有樓閣、桅桿，型體重大，屬于宋代駛往遠洋的巨艦之列，這是育兒方式已有科學技術(shù)教育成份的展示。又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一女童一男童，正在一鏤空圓幾上擺弄玩具，修長直立的花石前的另一鏤空圓幾上陳列著羅盤、T型圖尺，這更可證實在宋代城市兒童中已有了學習科學技術(shù)熱。
我們又知道，女童已不養(yǎng)在深閨而是作為男童的對襯而神閑氣定地出現(xiàn)在各項活動之中，幾近主角。如臨安像生叫聲社中的小女童就是主力，蘇漢臣《水戲圖》中教坊女童的立機飛丸、絕勝銀盤的出演就足以使我們擊節(jié)贊賞不止。
陶枕、圖畫、銅鏡，如果排列開去，將展現(xiàn)出宋代城市兒童生活、體育、游戲的各個方面——下棋、捉迷藏、歌舞、耍刀槍、戲傀儡、捉蝴蝶、洗澡、吃梅、禮佛、采荷……一個兩個富而不尊的風光，一幀兩幀華而不貴的畫面，一只兩只長方形的眾童被服雜錯的三彩陶枕，一方兩方雕鑄著群兒親切圍坐的銅鏡，組裝成宋代城市精致的兒童生活的場景……就好像畫了100個男孩《百子嬉春圖》一樣：有的賞畫，有的撫琴，有的上樹，有的攜幼，有的放風箏，有的舞獅子……生動感人的兒童健康活動的形象的崇廈巨堂已構(gòu)成，引我們走入，供我們欣賞，使我們像癡迷于伎藝，流連于勾欄的宋城市民一樣，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當我們從鍛煉其體魄、娛樂其生活的兒童身上，深深感受到宋代這種育兒方式的文明時，也看到宋代城市里充溢著一種對兒童健康持柔弱扶植為主的思潮，以至形成了一種如許多學者認為的那樣“呵護有加，而鍛煉不足的幼兒保健文化”。這從宋代的醫(yī)學可以折射出來——
在東京最繁華的馬行街上，就設有專治小兒疾病的醫(yī)家。《清明上河圖》可證：有一掛“趙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診所，四個大字之間，建筑裝飾的斗拱很大，與間壁一豪族住宅門頭上的斗拱相較毫不遜色，又與其門首對豎三大高招字牌、門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頗顯富麗堂皇，氣派非凡。
鋪畫中，一坐方凳的婦女懷抱一小兒，對面一著長衫戴紗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兒作送藥狀……從這畫面可知，這是東京一家有聲望的小兒醫(yī)鋪，它與史載相合，是宋代城市兒童保健獨成系統(tǒng)且有相當規(guī)模的有力證明。它使筆者又想起臨安。在早晨專做批發(fā)生意的諸多鋪席當中，張省干金馬杓小兒藥鋪，就是其中的一個，它以獨特的名稱在形形色色的鋪席中占有一個席位，證明了宋代城市兒童保健生意是非常興隆的。
不僅如此，宋代城市兒童保健理論也已成系統(tǒng)，主要表現(xiàn)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許多醫(yī)家的著作，如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劉昉的《幼幼新書》，佚名的《小兒衛(wèi)生總微論方》，陳師圣等編的《產(chǎn)育寶慶集》，嚴用和的《濟生方》，佚名的《產(chǎn)寶諸方》等。
有許多醫(yī)生，是以治兒童疾病而著名的，據(jù)說錢乙到東京治愈了長公主及皇子的疾病，并寫出了專治兒童疾病的《顱囟經(jīng)》，其名取自“小兒初生，顱囟未合”之意，論述極為精當，故被授為翰林醫(yī)學乙幼科，自此冠絕一代，名揚天下。
這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宋代社會特別是城市對兒童疾病治療的重視。即使不是專門的小兒病書，如吳彥夔的《傳信適用方》、王袞的《博濟方》、許叔微的《類證普濟本事方》等醫(yī)書都專設了小兒病方一門。經(jīng)醫(yī)家的開掘和研究，人們普遍對兒童體質(zhì)保健有了明確的認識：兒童生理特點是五臟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壯，易虛易實，易寒易熱，因此兒童的治療原則為“柔潤”，不宜痛擊和蠻補。
在兒童診斷方面，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較早記載了診斷指紋法，使對兒童疾病的診斷更為科學。從宋代開始，醫(yī)家發(fā)現(xiàn)了兒童最常見的疾病為麻疹、天花(即痘)、驚風、營養(yǎng)與發(fā)育不良(即疳)等四類，并歸納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對兒童的急驚風，要以鎮(zhèn)驚、截風、止搐、清熱解毒、祛痰為基本治法。
對兒童的養(yǎng)護也很細致，《小兒衛(wèi)生總微論方》中專有《慎護論》，從小兒初生開始，到乳母的哺養(yǎng)，一年四季怎樣穿衣服，吃什么好，不應吃什么……都明明白白一一寫清。董汲編著的《旅舍備要方》，還針對寄住旅途之中的兒童常見的疾病對癥備好了藥方。
百般呵護、精心養(yǎng)育兒童的這種思潮，還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現(xiàn)了專為兒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為最，其原因就是這一時期，人們都認識到如王灼《糖霜譜》所說：糖是消痰、除心煩熱的佳食。而且，糖還可以在制作時使用方圓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后曾在熙寧年間的上元燈節(jié)時賞賜皇家外族的每位兒童兩個乳糖獅子即是一證。
宋代城市的兒童糖食，多做成“戲劇糖果”樣式，在筆者的視野中，這是糖與果聯(lián)在一起為一詞的較早出處。想來必是以吸引人的戲劇中的各種形象制成糖果，以使兒童更加喜愛。這些“戲劇糖果”種類很多，主要有：行嬌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蘆、火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兒、糕粉孩兒鳥獸、像生花朵、風糖餅、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縮砂糖、五色糖、麻糖、錘子糖、鼓兒餳、鐵麻糖、芝麻糖、小麻糖、豆兒黃糖、楊梅糖、荊芥糖、破麻酥，等等。除兒童糖食外，較多的還有兒童點心小吃，如：沙團、箕豆、法豆、山黃、褐青豆、鹽豆兒、榧子、蒸梨兒、棗兒、米食羊兒、狗兒、蹄兒、蛋兒、栗棕、豆團、糍糕、麻團、湯團、水團、湯丸、馉饳兒、炊餅、搥栗、炒槌、山里果子、蓮肉、數(shù)珠、苦槌、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
這些食品易消化，以甜居多，如“水團”，陳達叟《本心齋疏食譜》，曾對這種食物這樣描述過：“團團秫粉，點點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這表明水團是用秫粉包糖，用香湯煮熟而成。這樣的食品是很適合兒童的生理特點的。
為了使兒童健康成長，宋代城市還形成了一種以兒童及其形象祈禱去邪納福的風氣。它較為集中地體現(xiàn)在七夕時節(jié)，如東京的小兒女在這一天，須買新荷葉執(zhí)之，效顰摩羅。至臨安，這種風氣仍在沿續(xù)，《夢粱錄》說：“此東都流傳，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記也。”實際，早在唐代城市的寺院里就有這種現(xiàn)象，段成式《酉陽雜俎》說道政坊寶應寺有齊公所喪的一歲孩子，“漆之如羅羅”，供奉在寺中。這證實了摩羅的來歷是與宗教祭祀有關(guān)。《阿彌陀經(jīng)疏》可證：釋迦牟尼出家六年，羅羅生了下來，諸侍皆疑他不是佛種。釋迦牟尼成道后，還宮說法，羅羅的母親、釋迦牟尼的妻子耶輸陀羅，為雪清白，讓羅羅持“歡喜丸”贈父，釋迦牟尼為檢驗羅羅是否是親子，遂將諸侍者盡化為佛，可是羅羅卻將丸準確地交給釋迦牟尼，諸侍者方信他真是釋迦牟尼所生。羅羅在佛經(jīng)中的含意是“覆障”，即因他居母腹七年方生而得名，但他與釋迦牟尼相逢便認，顯示了他具有極其聰穎的慧根。羅羅15歲出家，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在七夕節(jié)時用羅羅“乞巧”，祝愿婦人生個男孩，是再合適不過了。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接近摩羅形象的是河南博物館所藏的一宋代白釉加彩陶瓷童子玩具，其形象是童子上身著背心，敞懷露腹，手持荷葉，騎坐在鼓形繡墩上，腰間扎帶，帶垂兩腿間，紅黑彩釉，鉤畫眉目，儀態(tài)大方。
據(jù)此，我們可以想見，宋代城市中所售據(jù)梵文羅羅音譯訛傳而成的“磨喝樂”，或可稱為“魔合羅”的，大致如是。許多市民之家為了追求一個品質(zhì)俱佳的摩羅，不惜傾注血本。宋話本《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工匠，就想用一塊上尖下圓的玉，“好做一個摩侯羅兒”，即是一例。
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玉器來看，玉雕摩羅童子確為一大宗，其形象一般多為短衣窄袖，手腕帶環(huán)，有的身著小馬甲、大肥褲，形態(tài)各異，最為常見的為執(zhí)荷葉童子。這一形象起源于佛書《雜寶藏經(jīng)》，說的是——
波羅奈國的仙山，梵志神住在山上，他經(jīng)常往山石上大小便，有一只雌鹿舔食了他的便溺而懷胎，生下一女。梵豫國王知道后，娶了此女。此女懷孕月滿時生下了千葉蓮花，但被大夫人放在籃子里扔到河中任其漂流。烏耆延王領(lǐng)眾侍打撈上來一看，蓮花的每一片葉子上都有一個小兒，于是他便加以養(yǎng)育，這些小兒都長成了力大無窮的勇士。宋代的摩羅形象吸收了這一情節(jié)，如蘇漢臣的《嬰兒戲舞圖》，所繪的就是赤身系紅兜肚的數(shù)名嬰兒，戲舞在如碗般大的數(shù)枝荷花旁……很明顯，這是將宋代城市生育的理念融化其中了。
這樣經(jīng)過點化的摩羅形象，寄寓了市民們祈求聰明，祈求健康，祈求多男多子，祈求佛家保佑的愿望，以至在宋代城市中摩羅已發(fā)展成了頗具廣泛意義的各式各樣的泥孩兒。這些泥孩兒不光在像東京、臨安這樣的大城市屢見不鮮，就連蘇州、常州，甚至鄜州(今陜西富縣)這樣的中小城市也出現(xiàn)了專制從二寸到七寸不等的泥孩兒的專業(yè)手藝人，著名的有袁遇昌、田等。
他們制造的摩羅泥孩兒，主要是供市民在生育活動中使用的，如祭祀，如敬神。許棐曾描述過一婦女買摩羅泥孩兒之際的心情，是很具代表性的：“少婦初嘗酸，一玩一心喜。潛乞大士靈，生子愿如爾。”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宋代城市的生育思想是憑借著藝術(shù)化的摩羅形象而深入人心的。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