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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屈原生卒考
《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屈子自道其生辰也。王逸《楚辭章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為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賓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后朱子《楚辭辨證》疑其說，謂：“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重申王說，曰：“古人必以日月系年。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豈有自述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云：“以甄鸞《五經(jīng)算術》所載，周歷法，自楚懷王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及宣王十五年丙寅。此二年中建寅之月，皆無庚寅之日。惟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建寅之月已巳朔，庚寅為月之二十二日，屈子殆以是年生。”）劉師培《古歷管窺》云：“以夏歷推之，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距入乙卯蔀四十九，積月六百零六，閏余一，積日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大余十五，得庚午為正月朔，庚寅為巳月二十一日，屈子之生當在是年。”）相繼推定屈子生年在楚宣王二十七年。按之《史記》，于屈原事跡，大概符合。據(jù)《世家》：懷王十六年，張儀至楚。十七年，秦敗屈丐。其時屈原已先絀。（屈復《楚辭新注》謂“《史記》被疏，止是不與議國事，未嘗奪其左徒之位。奪其位當在此年。”林雲(yún)銘《楚辭燈》謂在前張儀至楚之年。）計其年壽為三十二歲，則為左徒用事時，年三十左右也。（屈復定屈子為左徒在懷王十一年時，因是年楚為從約長，《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國富強而法立”是也。今按：屈說亦無據(jù)。惟屈原為左徒用事，則大致在此，或稍后也。）十八年張儀重至楚，屈原使從齊來，諫何不殺張儀，是歲屈原年三十三。其后十二年，懷王入秦不返。頃襄王元年，屈原若在，年當四十六。以子蘭之讒而遷，遂沉汨羅以死。其年無考，要當在五十左右。（洪興祖說《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云：“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于黃棘，后為秦欺，客死于秦。頃襄七年迎婦于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今按：黃棘明屬懷王時事，不得牽并襄王為說，朱子《楚辭辨證》并不認黃棘為地名，則屈原之卒，是否在頃襄七年后，實無證。東方朔《七諫 怨世篇》年既已過太半兮，是或屈子年逾五十之證。）此屈子年世之略可考者也。
王船山《楚辭通釋》以《哀郢》為頃襄遷陳，屈原不欲，讒人以沮國大計為原罪，遂重見竄逐而作。考遷陳在頃襄二十一年。屈原若在，年應六十六歲，疑不若是之壽。（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謂“襄王徙陳，其時長沙曾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又引“韓非曰：秦與荊戰(zhàn)，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則是時屈子自沉之長沙亦入秦矣。”實則洞庭五渚江南，并非指今長沙一帶而言。（參讀《考辨》第一二七。）惟謂屈原卒在襄王遷陳前，則是。）又鄒叔績《遺書》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亦定屈子生年在周顯王二十六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并據(jù)殷歷推定為正月二十一日，已先劉說。）而謂卒在秦昭王三十年，屈子年六十七，自云論證詳《讀書偶識》。今《偶識》已佚，不可見，或與王說同據(jù)《哀郢》也。（鄒氏應湘潭王氏聘，校《船山遺書》，均錄其序跋，附以案語，仿朱竹垞《經(jīng)義考》及《直齋書錄題解》之例，勒為目錄三卷，則于船山論屈子事，必見無疑。）今讀屈子諸篇，其忠君愛國之情，郁勃既盛，感傷彌切。茍頃襄初政，原又被讒南遷，當時即無久理。不得又抑塞流徙，至于二十二年之久，乃始沉湘而去。（《哀郢》年代參讀《考辨》第一百三十，鄒叔績又論《離騷》年代。參讀《考辨》一百二十一。）
抑前人論屈子卒年，猶有異說。則謂屈子之卒，尚在懷王入秦前，并不及襄王時。此王白田《草堂存稿》主之。其說曰：“《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不復，一返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事。原之被放在十六年，以九年計之，其自沉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jù)《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無一語及之。至《悲回風》《惜往日》，臨絕之言，憤懣伉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于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于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楫，將卒于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之立，則原之自沉久矣。”又曰：“《史》所載，得于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jù)彼以疑此。原所著惟《九章》敘事最為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后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于仲春南遷，甲之朝以行，發(fā)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于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讎，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發(fā)其冤憤不平之氣。而乃徒嘆息于讒諛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瞀亂，僅為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后》。）今按：王氏此論，多據(jù)《哀郢》，《哀郢》非屈原作。《悲回風》《惜往日》，皆非屈子自道之辭。王氏所據(jù)，皆非愜當。然《楚辭》二十五篇，絕不及懷王入秦事，則誠如王氏之論。史公《原傳》頃襄王怒遷屈原一節(jié)，文氣斷續(xù)，本頗可疑。則屈原之卒，固在頃襄之世與否，誠未可專據(jù)《史》文為斷也。余考屈原放居，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洞庭沅澧諸水，皆在江北。（詳《考辨》第一二七。）則原原遷江南，事無顯證。屈原之卒，或早在懷王入秦前，固有可信之理。惟屈子被讒，困居漢北，既已多歷年所，而一旦沈淵以去，則慮必有甚深刺激，益其悲憤。或者正由懷王之入秦，或者則由頃襄之賜謫，憂傷憤懣之既甚，而不暇見之辭，則今《楚辭》之無其文，仍不害當時之有其事也。然則屈原之卒，正當在懷王入秦不反之數(shù)年間乎？（又按：又有疑屈原之卒，未必自沉者。袁枚《隨國隨筆》引黃石牧云：屈子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顯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皆冤忿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一弔，遂信為真，不知宋玉《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水。何也？惟亂曰：湛湛江水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于汨羅可知。若《楚辭注》《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豫兇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今按：魯仲連義不帝秦，亦謂惟有蹈東海，屈子云云，發(fā)于憤激，其果自沉與否，誠亦無可確證也。）
余疑屈原之卒，當在懷襄之交，決不及襄王遷陳時。既具如上論。然《哀郢》則自是遷陳后作。故曰：“哀故都之日遠。”又曰：“民離散而相失，遵江夏以流亡。”又曰：“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此明為國破民流之辭，非孤臣之被讒見逐矣。然則《哀郢》非屈原作，而作《哀郢》者別自有人也。其人為誰，則絕無可說。惟篇中有云：“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楚策》：“莊辛諫襄王，不聽，去之趙。留五月，（疑當作五年，參讀《考辨》第一四五。）秦舉鄢郢，襄王復徵莊辛，授之為陽陵君。”顧觀光《七國地理考》疑陽陵即陵陽。今按：《魏書 穆崇傳》：崇為陽陵侯，《北史 崇傳》作“陵陽”，則顧說容可信。或《哀郢》陵陽本作陽陵，涉上文“陸陽侯之汜濫”句而誤。（按《漢志》，陵陽必丹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則陵陽在江南也。《楚策》，授之為陵陽君，與淮北之地，則陽陵應在淮北，與《漢志》陵陽自別。）《哀郢》其殆莊辛之辭乎？辛，楚人，擅辭賦。值襄王時，目擊郢都之危，諫君不悟。流掩城陽，乃始見召。危言聳聽，因得封賞。而讒謗間之，賦此自悼。較之謂屈大夫之辭，固稍近情焉。（余考莊周書《說劍篇》，亦莊辛作，參讀《考辨》第一四五。）否則乃宋玉、景差之徒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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