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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
《世家》：“孔子適衛(wèi)。居項之，或譖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wèi)，過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馀，反乎衛(wèi)。”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斗甚疾。蒲人懼，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wèi)。”今按：《世家》文字，前后多錯。如兩敘過蒲，實為一事，非有去陳復過蒲也。（孔廣森《經(jīng)學巵言》亦主錯簡之說，惟其排比推論，亦多誤，茲不詳辨。）考之《左傳》，定公十四年春，衛(wèi)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魯適衛(wèi)，居十月而去，過匡過蒲，適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復相當。《集解》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xiāng)”，《正義》：“《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是匡、蒲近在一處。去匡過蒲，稽其地位，亦復相接。然何以于同時同地，連罹兩厄，而《論語》惟及匡事，絕不言蒲難？以余考之，匡、蒲之難，蓋本一事。今《世家》所載孔子畏匡事，蓋出后世誤傳，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過匡，顏剋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為寧武子臣于衛(wèi)，然后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魯為司寇，居衛(wèi)見禮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為虎。況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為者？而寧武子之卒，至是已百余年。（武子仕衛(wèi)，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將兵侵齊，其時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來衛(wèi)，尚九十余年。）寧氏之亡，亦數(shù)十年。（寧氏亡在襄二十七年。）從者將欲為誰臣乎？此其為說至陋，皆必無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異矣！”
且《論語》記匡事凡有兩章。一則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義，與《史記》所載畏匡事絕不類。夫使匡人誤以孔子為陽虎而拘之，則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為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于匡，顏淵后，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與《史記》載畏匡事不類。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此《家語》說。）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何以《論語》云顏淵后乎？”又《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無顏刻，但有顏高。王應麟《困學紀聞》六謂即顏刻，惠棟《九經(jīng)古義》、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并主此說。（《解詁》云：“高乃亭之偽。（亭隸作克）亭刻同聲，古字通用，《論語 憲問篇》克伐怨欲，馬《注》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似，故字子驕。”）然《左傳》高斃陽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過匡？（全謝山《經(jīng)史問答》云：“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以顏剋即顏高，稍不審。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于《家語》，然則生于定公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凡此皆無從審正。惟不問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過匡，是則厚齋之疏也。”余謂全氏若疑及《史記》畏匡之非信史，則不為此辨矣。《仲尼弟子傳正義》云：“孔子在衛(wèi)，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志疑》云：“王肅妄以刻之為仆過匡，撮合于在衛(wèi)為次乘之仆，張守節(jié)誤據(jù)之。”）則知《史記》敘孔子畏匡事，不必為信史也。善乎王鏊之言曰：“匡人遭陽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應讬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說。”
則《論語》之所謂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過蒲之事也。所謂為寧武子家臣者，徐堅《初學記》引《左傳注》云：“蒲寧殖邑也。”此注今無考，或當是賈、服舊注。《春秋大事表》亦云：“寧殖以蒲出獻公，寧氏誅，繼受蒲者為公叔氏。”余疑孔子過蒲，公叔氏方畔，止孔子，不可，強盟而出之。后人誤以公叔氏為寧氏，蓋以其同為蒲邑之主也。于是孔子以要盟于公叔氏而得脫者，遂謂其使從者為寧武子家臣也。然則以寧武子一人之誤傳，不益足以證明畏匡過蒲之為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衛(wèi)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陳州扶溝縣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鄭取匡，此鄭國之匡也。在今開封府洧川縣東南。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論語》子畏于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如顧氏說，則孔子畏匡，與陽虎暴匡，并非一地。然顧氏特據(jù)杜注分說。江永《春秋地名考實》則謂：“文元年之匡，亦在長垣，不在扶溝。”梁玉繩《史記志疑》則謂：“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與潁川新汲縣東北，二縣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屬。”按之地圖，梁說頗疏，未可信。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云：“鄭之匡，在今開封府洧川縣東北，去蒲甚遠，距陳已近，孔子何得又過蒲返衛(wèi)？蒲為今大名府長垣縣治，衛(wèi)之匡在縣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wèi)。杜注：匡本衛(wèi)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wèi)。以此推之，知匡既還衛(wèi)，后又屬鄭。定六年所取鄭地，實衛(wèi)地也。”毛奇齡《四書改錯》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時陽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說之，則定六年魯人取匡，亦在長垣。陽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過也。然則孔子過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陽虎之所暴，故遂誤傳而為匡人以孔子為陽虎而見圍耶？
畏匡之事，《論語》以下，又見于《莊子 秋水篇》。其文曰：“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shù)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莊子》書本寓言無據(jù)，此記畏匡事尤多誤。以畏匡與微服過宋相混，因謂宋人圍之，一誤也。又牽涉于陽虎，不知陽虎與宋人無涉，二誤也。然亦僅謂匡人誤以為陽虎，非謂孔子貌似陽虎也。（至《史記》乃有顏剋為仆，孔子狀類陽虎之說。夫孟子但謂游、夏、子張以有若似圣人，而《弟子列傳》亦竟謂有子狀似孔子，則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韓詩外傳》又別生匡簡子之名，益下而益詳，要之與《論語》之言不符。今匡簡子亦無考，余疑乃涉趙簡子而誤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于衛(wèi)，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趙鞅弱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見之？晉大夫見于傳者多矣，即趙氏家臣董安于、尹鐸、郵無恤之倫，皆得以才見于傳。竇鳴犢、舜華果賢大夫，傳記何為悉遺之？且鞅，衛(wèi)之仇讎，孔子無故去衛(wèi)而往見其讎，不遂而復反乎衛(wèi)，亦何異于朝秦暮楚者？則其事之為無據(jù)，必矣。”余考蒲，春秋時在河南，地與晉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衛(wèi)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wèi)之所以待晉、楚也。”）孔子實至蒲而返衛(wèi)，此后世所由有孔子將至晉，臨河不濟之說也。（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其傳說亦應與簡子欲殺陽虎有關。）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論語正義》“中牟為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于時為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jù)中牟以畔。《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wèi)，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陳，（詳《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遠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虛也。《索隱》云：“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衛(wèi)走邯鄲之道”，據(jù)此中牟正在晉、衛(wèi)邊境，與匡、蒲亦近。而考《左傳》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之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至冬十一月，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氏與范、中行氏之爭始此。孔子以魯定十三年春去魯至衛(wèi)，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時，故或謂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謂孔子欲見趙簡子，皆其時也。佛肸畔在魯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魯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論語》稱以費畔召，情事正相類。故余定佛肸召與孔子欲見趙簡子，亦為一事兩傳，或并兩無其事。其傳說之源，則自孔子過匡、蒲而起。而孔子過匡、蒲，則其時當魯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敘四事，又散列前后，遂使后之讀者，茫不見其真際。崔氏之辨，有見其誤，未見其所以誤。（崔述又以過蒲為自陳返衛(wèi)時，以蒲在衛(wèi)西，匡在衛(wèi)南，佛肸之畔在趙襄子時，考覈均未精愜。）而一概抹殺，以為謬悠之談，全無根極，亦不足以發(fā)明其底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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