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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閻若璩《四書釋地續(xù)》云：“《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為定公九年。《水經(jīng)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shí)敬叔言于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馮景《解舂集》駁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與孔子適周？”毛奇齡《毛氏經(jīng)問》十二駁閻說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當(dāng)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不但敬叔未從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時，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門從師。且生才十四歲，恐亦未見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孫于齊，安所得魯君請之？此皆當(dāng)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則《莊子》五十一之說，庶幾近之。”今按：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其事不見于《論語》《孟子》。《史記》所載，蓋襲自《莊子》。而《莊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為真者，徒以有《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日食諸語為之旁證故也。然其事若斷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無日食，則《曾子問》所載為虛。而孔子適周之事，益見其不足信矣。閻氏所舉四說，云《史記》載適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記》特?cái)⒖鬃舆m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辭，未嘗實(shí)指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閻說之誤。《水經(jīng)注》（按此引皇甫謐《高士傳》。）十七適周之語，特以史載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從而為之說，錯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說，既具如諸家之駁。且《索隱》但解僖子之死與使其子學(xué)禮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此皆由誤讀古書而來。（《毛氏經(jīng)問》辨此頗詳。）至《莊子》五十一之說，則又與《禮記》相舛。何說而必以《莊子》之寓言十九者為可信？鄭環(huán)《孔子世家考》謂：“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無籍敬叔之請車，而亦無暇適周矣。”是五十一之說，又難憑也。即諸說之自相矛盾，亦足見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廣森《經(jīng)學(xué)卮言》又定孔子適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說曰：“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圣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則適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歟？”然《家語》為王肅偽書，其言非可徵信。則定公三年之說，亦復(fù)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補(bǔ)訂》亦疑劉文公以定四年卒，則適周當(dāng)在定二三年。然又以與《莊子》沖突，疑《孔叢》偽讬非實(shí)。良以《孔叢》《家語》，其可信之價值，猶在《莊子》下也。）
且孔子適周見老聃問禮一事，又不徒其年歲之無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異》曾列舉三疑，謂：“老子言行，今見于《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xué)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jǐn)于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玄注謂古壽考之稱，黃東發(fā)《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 當(dāng)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產(chǎn)，惟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業(yè)，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隱者不為周史，是也。顧余謂《戴記》出于晚世，其語亦何可信？《論語》孔子言禮，皆關(guān)君臣名分，國政大體，絕不拘牽小節(jié)。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與《曾子問》所記四事皆不類。則不徒史傳可疑，即《戴記》亦虛造。蓋出后世小儒，轉(zhuǎn)襲孔子問禮老聃之語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謂孔子之所從學(xué)可信，亦非也。（《論語 述而篇》竊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則云：“老，老聃，彭，彭祖。”何義門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應(yīng)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禮》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竊比之意。孫奕讀彭為旁，旁側(cè)也，謂欲自比于老子之側(cè)，蓋謙也。強(qiáng)生異端，穿鑿無理。”崔東壁亦云：“《論語》不載老子。”（互見《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則《戴記》之不可信益顯。）
抑余猶有辨者：《莊子》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則固非適周。后人混而論之，亦非也。南榮趎見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則《莊子》書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隱者。惟《天道篇》謂“孔子西藏書于周室，見老聃，繙?zhǔn)?jīng)以說”，此則漢人之語。何者？藏書乃秦人焚書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謂圣人知有秦火而預(yù)藏之，所謂藏之名山。”）十二經(jīng)乃六經(jīng)六緯，皆非戰(zhàn)國時所有。則明非《莊子》時書。《莊子》書中舍此固不見老聃居周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歸居，則孔子雖欲西至周，而仍見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適秦。然謂徑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隱也。《養(yǎng)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則亦未嘗謂其出關(guān)而隱，莫知所終矣。史公《老子傳》雖本《莊子》，已遠(yuǎn)非《莊子》原書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書，混為一談，竊恐老子為周守藏史之說或猶出莊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師老聃，似皆出《莊子》后。《墨子 所染》與《呂覽 當(dāng)染》大體相襲。然《呂覽》有孔子學(xué)于老聃語，《墨子 所染》無之。疑《所染》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師老聃。《荀子》《韓非》則亦屢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傳 序 正義》引沈氏云：“《嚴(yán)氏春秋》引《家語 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jīng)，邱明為之傳，共相表里。”所引與今《家語 觀周篇》文不同。（臧琳《經(jīng)義雜記》謂此乃真《家語》文。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辨之云：“嚴(yán)彭祖《公羊》經(jīng)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yán)、顏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賈逵亦在王肅偽造《家語》前。劉氏必謂此說尚出肅后，則無證。是漢時《家語》自有此說。）然則初本謂孔子適周，乃為修《春秋》而觀書，與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論，而一事兩傳，遂謂孔子與南宮敬叔往見老子也。（此猶如莊周本謂孔子問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為問禮矣。）《韓詩外傳》三《說苑 敬慎》皆謂孔子適周，于太廟見欹器，而《荀子 宥坐》及《淮南子》均謂在魯桓公之廟。足徵傳說遞變，初不謂其適周者，寖假而遂以為適周。初不謂其見老子，寖假亦遂以為見老子也。
《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 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于魯而次《春秋》。”此亦謂孔子如周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補(bǔ)訂》乃謂“《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蓋孔子是年復(fù)適周。《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應(yīng)在此時。”不悟魯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乃孔子《春秋》絕筆之歲，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觀書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陳恒弒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時孔子已年老，豈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魯，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說》：“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jīng)立。”此謂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說固難信。然亦不謂孔子身至周。）且縱謂孔子適周，彼其時已德尊道成，豈猶瑣瑣問日食小節(jié)于老聃。林氏強(qiáng)為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崔述云：“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今按《說苑 雜言篇》：“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此亦傳說，（敬叔少孔子二十余歲，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稱其謚？此即可疑。）而較近理。蓋孔門第子多出微賤，惟敬叔最為貴族。故有乘我車而道加行之說。及其傳而益遠(yuǎn)，遂謂敬叔請于君，與之車馬而適周矣。凡此皆足以見孔子適周見老子之為傳說，非信史。
故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zé)o據(jù)，其人無徵，其事不信。至其書五千言，亦斷非春秋時書，此當(dāng)別詳，茲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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