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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霽云先生，我很難忘記他。 楊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室”的老輩人(與孫用、林辰等在一起，編《魯迅全集 》)，他早年與魯迅先生的通信，就收在《魯迅全集》里。
1954年我奉特調(diào)到此社工作，一到位，除了見聶紺弩、巴人諸領(lǐng)導人之外，頭一個 熱情找我談話的就是楊先生。
他一見我，滿面春風，如逢故交一般地親切，記憶中大約頭一句話就是“你的《新證》寫得 好!”
稍久，知道他與聶紺老相與至契，他從“魯迅室”到“古典部”來，總是先訪聶老，而后連 帶找我。
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zhì)彬彬，儀表不凡，戴金絲眼鏡，喜著長衫，風度翩翩；在我目中，彼 時全社同仁，只有他最像個文化素養(yǎng)頗高的典型的中華學士。
以后方知，魯迅講授、撰作《中國小說史略》，論到《紅樓夢》這一部分，相關(guān)資料尤其是 胡適的《考證》，全系楊先生提示提供的。
是則不知緣于何故，他自早對雪芹之書懷有特殊的興趣與感情。
我到社不太久，因《紅樓夢》研究問題而“批俞”運動就開始了。我是“胡適派”，由“紅 ”變“ 黑”。那時想不通，就不想再干這一行費力不討好的事了。于是有些人也就對我“另眼看待 ”起來。
在那種形勢下，惟有他熱情如故，見面的話題總 離不開一點： “你不要把研 究《紅樓夢》的事業(yè)放棄。那太可惜!”
我從他那里得到了精神鼓舞與支持，于是稍稍有“重振”的念頭和勇氣。
60年代初，由于國家大規(guī)模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引發(fā)了不同尋常的學術(shù)復興契機。我 在 1962年寫了一組關(guān)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曾獲不少學者贊揚。楊先生在4月4日的一封信中寫 道：“……近讀大著《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萬馬 ND627 中，振鬣長 嘶 ，欽佩無量，欣躍無量。芹圃有知，當亦竊喜于地下而深感足下之為發(fā)隱闡微也。惜姍姍來 遲，饞眼望穿，始獲一讀片段耳。深盼早日殺青，以飫愚昧，以啟鄙塞。……” 這封信應是他讀到開篇兩節(jié)拙文后的響應，情見乎詞，溢于言表，令我深為感動。不妨說， 楊先生是我平生的知音至契的年輩最老的幾位中的最懇摯者。
沒過太久，“文化大革命”來了。初期我“表現(xiàn)”很好，大字報寫得頗有“質(zhì)量”，也許 就因 此受到“對立派”的重視了，或是由于更微妙的緣由，把我“揪”出來“批斗”了。一開始 ，給我的名目是“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標 本”( 社中大院地上貼出大字標語， 每個字大至一 整張黃紙，在“周汝昌”三字上加以朱紅的大叉，令人心驚膽戰(zhàn)!)。說也奇怪，十年中總是 不提“紅學反動權(quán)威”一個字，而是將名堂變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天天逼供，拍桌瞪眼 ，聲色動人。
到了“文革”后期，“兩派”成立了“大聯(lián)合革命委員會”，簡稱“大聯(lián)委”。“大聯(lián)委” 的頭頭叫×××，是個汽車司機——那時本社最革命而且掌權(quán)的，號稱“三大員”，即司機 、食堂員工、電工等一群“工人階級”。×××生得方面大耳，高身闊步，極夠個“ 大員”的官相。又不知緣何，他看上了我，盯著我——有一回排隊“領(lǐng)飯”(照樣花錢交 糧票，卻給最次的東西吃)，他見我排在前頭，硬把我“提”出來放在隊尾。
又一次，我患了腹瀉，那時不許病休，醫(yī)生給開了證明，上三天“六小時班”。我按醫(yī)證 提 前回家了，宿舍“門房”有革命家屬，就電話到社，報告我的“行跡”，×××又硬把我“ 召”回到社，訓我說：“你沒病!”
過后，記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霽老來訪，不知怎引起的，他說了這么 幾句話：
×××說：“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這×字倒著寫!”如今周汝昌 沒成“反 革命”，你的×字怎么寫了?周汝昌寫出了一部《紅樓夢新證》，毛主席稱許過——你×× ×寫得出來嗎?
霽老言下，義憤不平之氣滿座洋溢。
他又曾說：《新證》出后，頗有人橫加訾議批判。惟有毛主席是《新證》的知音。
1969年之中秋，我們一同到了湖北咸寧干校。我與他體力相若，是“文弱書生型”，干不了 重活，便分配給菜園子挑糞。我們兩個成了很別致的“搭檔”。
從廁坑掏了一個木桶大半滿的屎漿，二人抬起來，扁擔端頭一前一后，只會邁“方步”，很 “瀟灑可觀”。從廁到園，路還不太近，走到一個大拐彎處，便在樹陰下坐下來歇一會兒。 這路上倒無人監(jiān)督，很自由，我們便吸煙漫談，談的就多半是《紅樓夢》。那情景，值得入 紅學史，可惜沒人給拍照錄音。
等到他從干校返京了，他時常走來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總理特電調(diào)回北京，消息立即轟 動了“向陽湖”畔，第一個來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興，幾句話，作別而去，意甚珍重 。他還猜度說：“大約是要出一部《紅樓》‘樣板’本。”
他常州口音濃重，我又耳背，南音聽不清，他右手不能寫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寫話”給 我，一筆一畫，吃力而一絲不茍地寫著。
在一旁的我，實在感動。
后來，已說不清因何，他不再來了，當系年邁步艱吧。我托一位舊同事捎一本拙著與信札給 他，而此君表示不耐煩，不愿受我此托。從此，斷了往來。
今歲向人探詢，說楊先生春天已然逝去。
我很悲悼，還存有他借給我的書冊。
誰寫紅學史，請將此情收入于一頁之間，實為幸甚。
詩曰：
一生能得幾知音，難忘先生意最深。
鄂北湖田擔糞侶，樹陰猶切夢《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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