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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記憶力銳減，真是往事如煙如霧，飄渺依稀起來。不過有些印象深的事，卻不會 忘記。 1952年至1954年，我在成都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外文系當了兩年講師。因1953年之秋《新證 》 問世，聶紺弩先生見之有致賞之心，遂煩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工作。我當然 愿意進京。川大不放行，馮雪峰社長請中宣部下調(diào)令，幾經(jīng)力爭，方得如愿。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到京后給我的宿舍在東城東四牌樓十二條胡同以北的門樓 胡同，三間正房。
報到之前，聶紺弩同志來看我，是和舒蕪先生一同來的。
這次來，只是觀看一下住處情況，未落座，也未多談。兩個細節(jié)記憶猶清：聶公見我在正北 墻上懸了一副對聯(lián)，寫的是“舊有雄文懸北闕，近無老屋在南山”(歐楷甚佳，已忘書者姓 名)，他便立刻說：應改——改為“近有雄文懸北闕，舊無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讓我驚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紅樓夢新證》剛問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 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蕪老兄那次初會未說什么，只言：“我若知道社里還有這么好的房子，我早來(住)了!”
及至上班后，又與他是同一辦公室。記得是向南的窗，兩桌分列，他東我西。
隔壁是張友鸞與顧學頡。因此舒兄曾示我戲語曰：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東張西顧 ”。上句運用《西 廂》“不 作周方，埋怨煞你個法聰和尚!”——他本姓方， 故巧用“周方 ”一語。另句即又變用“東張西望”的俗語而只改一字，切合了張、顧二姓(顧也合“顧盼 ”之義也)。
初來之人，好比新媳婦剛入手，一切新鮮，故這些瑣語細節(jié)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后，聶公給我的第一個工作任務是“恢復”《三國演義》里被刪的題詠詩。他說： “毛主席指示，那些詩不能刪，要恢復原文。”(因該社已印的版本擅將那些詩句刪掉了， 以為“無用”云……)
我補完詩后問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說：那就校校吧。他的話總是這種簡而不繁的 語式。
我一校之后，校出大量問題，改正之后，寫了一份很長的工作報告，交與聶公。
不久他將報告給我送來，面有喜色，說：“報告大受稱贊!你寫篇文，給《光明日報》替新 版宣傳宣傳!”后知乃是受到了巴人的稱贊
。
我寫了文，由社方交《文學遺產(chǎn)》版刊出了，見署名是“孫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擬的 。
要我當小說組長是在此之后，聶公親口“任命”的。
我當時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來社后一切不懂，如何做什么組長?十分為難，便找 他辭“長”之任命。他說：“沒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張友鸞幫你。”
我辭不下來，跟著就要我作一份當年下半年的“文稿計劃”，要按月份列出擬出的書名來。
這下子可更把我難住了!
無奈何，到鄰室去找張老了。
張老是個老報人老編輯，老練非凡。見我去求他，說：“聽領導的指示!”——其語亦莊亦 諧，不卑不亢，可也很“厲害”!那“領導”二字即指我這“組長”新頭銜了。
他確實有本事，不一會兒就列出了一份六個月的“發(fā)稿計劃”。記得其中有《聊齋》，還有 《閱微草堂筆記》。
…………
以上各情，初來的“新媳婦”印象太深了，終身難忘也!
還不止此，到命我重校《紅樓夢》時，也是讓我當“組長”，還列了人名單子、計劃做法等 等。后因掛病號，“組長”不待“任免令”，自然消失。
至于張友鸞做組長，在我之前的事我無從得知，在我這個“組長”之后接任而且久任，那是 事實。
這真是“芥豆之微”，原值不得寫它一筆，恐怕有人生疑，以為我是說假話——其實，若為 了給自己涂金，必然要“編”個動聽的大官銜，怎么會把一個出版社的一個“古典室”的一 部分(小說)之“長”拿來顯耀于人，豈不令人齒冷以至笑掉大牙乎?我還不至于那么無聊， 我要把這段歷史事實記下來。
再轉回來說說聶紺弩這個人。記得四兄祜昌說過幾句話：“你耳壞之后，有聶公為你之知音 ——以其姓之三個‘耳’字，其中有妙理也。”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人們都知道聶紺弩這個不尋常的名字，知道他是老輩進步作家，后來有一段不幸的遭遇…… 可是未必知道他是學者兼詩人，最后還迷上了書法。知道他作為學者曾研究《水滸》，又未 必知道他是一位卓識的紅學探佚學家。
我寫過懷念他的拙文，恐怕還不止一篇，可也草率零碎。今忽重讀他給我的一首遺詩，不禁 觸動往事前塵，情難自已，于是想補充一些舊文未及未備的片片段段。也許別人的追憶中 缺少這些史跡。
記得他贈我一本舊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附有自題詩七律一章。那是“新文學”作品集 ，贈我之時他自謂乃是陳跡了。幸得保存，其詩云：
老至羞談高與荊，他人串戲我觀燈。
封神有傳龍須虎 一手一足 蓋半人也 ，水滸無名天酒 星。
死所知乎春水皺，生還遂了泰山輕。
此書十幾年前著，不得其平劍尚鳴。
還有一首詩，我寫入了隨筆小文中，因此詩珍貴，特重錄在此：
客不催租亦敗吟，出門始覺早春深。
經(jīng)旬走筆足紅意，半晌坐花心綠陰。
山鳥可呼杯底語，我書恨待卷中尋。
不知榆葉梅誰似：漫擬迎探薛史林。
不看詩題，不知所吟何義——題目是：“春日撰紅文未竟。偶攜《新證》登香山，置酒，對 榆葉梅讀之，用雪芹郊行韻，寄汝昌詩兄。”
這真是千古第一奇題奇句。
奇在何處?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離不開《紅樓夢》，雖不必說他這是“奇懷道韻”，也夠 得上一個“風流文采”了。大約從乾隆年以來，無人在那樣一種情景之下寫出過那么一首詩 來。
詩之奇，還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異于一般“詩作”的平庸陳舊，俗套常言；而是擺脫老調(diào) ，力創(chuàng)新文——走的是宋詩一路。只讀唐詩的人是不大習慣、“接受不了”的。
例如，“走筆”與“坐花”成為妙對。“走筆”還可見今人猶有會用這種傳統(tǒng)漢文的；至于 “坐花”，那就“瞠目結舌”，茫然不知所云——遑論其味了。
說到這兒，不妨多贅幾句。漢字語文之妙諦，只讀“白話文”尤其是只讀“翻譯文學”的“ 洋式中文”的人，幾乎已經(jīng)難以理解領會了，這是堪憂的文化大問題。今日教學生“語法” ，搬的是外文的“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前者后跟“受事”“賓詞”，后者絕對不 可!然而，這兒“走”和“坐”恰恰就是“違背”而“不通”的用法!
其實，這就是漢字的“個性”，不要硬拿外文來“框”他。比如“程門立雪”、“空堂坐雨 ”，你說這“立”這“坐”是什么“動詞”?誰是它的“賓詞”?東坡詩“不知江柳已搖村” ——柳怎么能“搖動”一處“村莊”?……唉呀，中國話可真“麻煩”呀!……
若說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鄉(xiāng)下老農(nóng)就說“人睡腿，狗睡嘴”。請問這“睡”又是什么 “動詞”?
好了。聶老的“坐花”太有詩趣詩味了。——“坐花”奇不奇?難道你以為他是“坐”在榆 葉梅之“枝頭”上嗎?
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絕妙詩人字法。
這兒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補足”之動詞用；但他故意以“心”對仗之(都是 人體部位名稱)，而“心”在這兒就不是“名”而轉為“動”了。
“心綠陰”，是寫心境感受。漢語文的“活”而不死，多屬此例。
聶老此詩，是全在他表現(xiàn)他的“紅學探佚學”的熱情與癡情的。
在此，容我說幾句“探佚”之來由吧——
“探佚”者，是研索《紅樓夢》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內(nèi)容情況的學科，已 形成一門專學，其來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傳聞記載，但立科命名，是我與梁歸智教授的事 。聶老那時尚無此名此學的確立，所以他說的“足紅意”，就是指“要把雪芹《紅》書的佚 書找回來”——“足”是“完足”之義。
拙著初版《紅樓夢新證》中有一專節(jié)申論此義，并從脂批中爬梳出幾十條“佚文”的線索。 此是第一次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探佚工作，發(fā)生了很大影響。當時楊霽云、聶老諸位甚至逐步從 《水滸》研究而專門移向了這門新學。
這就是他那首詩的背景。聽說，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還是“足紅意”的未 能完成，抱恨而長行了!言念及此，不勝悼惜之情。
聶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寫詩，習書法。探佚有少量得以發(fā)表的遺跡。詩是一概七律體 ，嚴格詩律對仗，精彩時現(xiàn)!記得的有題雪芹小像，祝馮雪峰六十壽(十首)，皆稱珍品。
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學者、詩人，可惜志業(yè)難酬，“紅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國一大 文化學術損失。
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紅》、嗜詩、愛字的影響
。
據(jù)我所知，聶老的詩，已出版了兩種集子，后出的詩篇多得很，但也不全。評者大抵從他的 詩格之奇而著眼，我則愿意多體會一些詩心的細致精妙之處，如上文所舉，“走”與“足” 在一起，“坐”與“心”在一起，便又起了更豐富的“詩心匠意”之美的作用——這是詩人 的個性獨到，也是中華漢文的特性奇妙之難與倫比。不明此義，便會只以外國理論的眼光來 論事賞“音”了，幾何不成為隔靴搔癢乎!
我寫過懷念聶老之文，感受他對我的知己之情愫。今復寫此文者，重點與舊文不同，非重復 而絮絮不休也。
詩曰：
兄云“三耳”是知音，
贈我詩篇意最深。
《水滸》罷研紅學摯，
香山梅下細思尋。
十九年前筆自奇，
驚看卷首寄言辭。
想見當年豪俠氣，
檢書看劍一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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