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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知難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此已早成歷史陳言了，但我還是趕上了一點“難之尾聲”，略知滋味。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華西大學(xué)之電聘，邀我去當外文系的講師——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xué)的中文系研究院讀研究生，差一學(xué)期方能畢業(yè)。何去何從?殊費斟酌。

話要稍稍回轉(zhuǎn)，“倒插一筆”：

我1935年秋初中畢業(yè)，本應(yīng)1937年秋高中畢業(yè)，即升大學(xué)。孰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即起，母校南開中學(xué)被炸南遷。幾經(jīng)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語系，1940年秋方得入學(xué)。又孰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又經(jīng)六年淪陷之苦難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算40學(xué)號老同學(xué)，并承認已讀的三學(xué)期的“學(xué)分”(燕大是“學(xué)分制”，讀滿規(guī)定的學(xué)分限數(shù)，方能畢業(yè))。所以我這個“老”學(xué)生卻成了解放最初一屆的燕園畢業(yè)生。聞?wù)?聆我追敘自幼齡的學(xué)程百般坎坷)稱異，幾乎難以相信!

畢業(yè)分配工作，新中國的新聞總署到燕大去要應(yīng)屆生，條件是中英文須兼長，于是系里推薦了我。

新聞總署專人到校找我，適值我外出，未能洽談。正巧中文系來通知我，即將成立第一屆研究院招生。我又在就業(yè)與求學(xué)二者之間必須做出明智的決斷。

這兒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學(xué)(復(fù)學(xué))時，我想轉(zhuǎn)系，報了新聞系。及一到選課填表經(jīng)系主任批準時，他見我選的課都是文學(xué)藝術(shù)之類，于新聞必修課毫無興趣，當即駁回，說這不行，要大改選課表。

我無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語系主任柯安喜，說“我要回家”(back “home”)。

她見系里來了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十分高興，喜笑顏開地說：“你要回來——太好了 !”一下子就在我選課表上簽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聞總署的職位，心里終覺欠安；加上我是個酷愛中華文學(xué)文藝之書呆子，對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簡直無法“抗拒”，就入了院當研究生，婉謝了新聞署。

華大來電聘，事帶有“傳奇性”，也不易得，遂又決計應(yīng)聘。我為此去向高名凱先生請教，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顧，說：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學(xué)期可以不計，你到華大后在半年內(nèi)將論文寄來，研究院就承認你的畢業(yè)資格。

我還請問：到成都教學(xué)，您有什么指教之言，也當敬聆。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說了一句：多注意政治。

我懷著感激的心情，辦理離開燕園的手續(xù)——這是依依難舍的地方，去就難以兩全的滋味很不好過，然而也只好拜別師友了。

1951年受聘，離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啟程上路遠赴錦城。當時并無鐵路，要“爬”秦嶺，循古棧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園，非復(fù)少年，人傷老大，曾于本科時作詩，今只記此七律中一聯(lián) 云：“半生書劍經(jīng)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三化，用《觀我生賦》之語；“二毛”即潘岳的典故，不煩多注。)那時入蜀，事非簡易，已做了永離家鄉(xiāng)的打算。老家是連一條“青氈”也無有了；渾似迅翁之詩所云“挈婦將雛鬢有絲”。

成都華大知我實況，并非單人獨騎(ｊì)的一個少年學(xué)生，而是要“攜家”前往，慷慨地兩次匯給了旅費。那時要從故里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車，經(jīng)河南，入陜西，直到寶雞下車。從寶雞為始，就要爬秦嶺了。

那一切的經(jīng)歷，都是新鮮的，此刻也難盡表。單說怎么“爬”法呢?——

一輛很敝舊的破汽車，由它直開到成都。這可不是小事一段。但看那司機“貌不出眾，語不驚人”，可是他顯得“若無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經(jīng)驗太豐富太老練之故。

我們這一車十幾個人，都是千里之旅，有從滬上入蜀辦事的，有游子回鄉(xiāng)的，還有軍嫂遠赴新疆探親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屬“特殊身份”。我們天南海北，結(jié)了一個緣：許多日夜，相聚相助，休戚相關(guān)，都熟識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從寶雞旅館告別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襯著云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聲來。我也覺得自己是個“詩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盤萬轉(zhuǎn)，一輛破舊車像個不識世務(wù)的牛犢，在無窮無際的山嶺上左旋右轉(zhuǎn)地爬起來。望車外，一步一景，難描難畫，連山的顏色都在多變，竟有赤紅色的一座峭壁孤崖，絕似媧煉之余!

但在“觀山景”的快意和驚奇中，車臨險境，奇不可言，心里也會想：我們這一小群人的命運，就全“寄托”在這頭破“鐵牛”身上了——那車和司機，倒有點兒“牛勁”，從未見他們略有遲疑或疲態(tài)。

可是，有一回在一處山頂上“拋錨”了。

久坐車內(nèi)的人，走出來活動腿腳，我下來見是一片不陡而傾斜的坡面，石頭很光滑，不敢放步走，小心翼翼地試“行”幾步，發(fā)現(xiàn)坡上有鐫刻的大字，可是沒法 “遠覽”(鳥瞰) 而辨認是何字句。正在悵然無計，說車是小毛病，沒事了，上車吧。于是“老牛”又依然鼓勁地往前挪動起來。

這一次實在算不了什么真“事故”，略為麻煩些的則是在鳳翔縣——全程也只這一次，可謂幸也。我因此更佩服這輛破車和那看似等閑的司機。

那是在鳳翔歇下，“打尖”休整，以備往西的更艱難的行進。看見地方上有人召集村姑農(nóng)婦們，列隊扭秧歌，是當時表現(xiàn)婦女得到解放的活動。我則只想起歷史上如蘇東坡者在此做官留下喜雨亭等石刻，惜難尋蹤問影……

夜晚男女老幼擠在一個大土炕上，記得在炕上并未真的睡著了，忽聽見喚大家起來要趕一程路。旅客都是最想快到，不計睡不睡，于是紛紛收拾，離店又行。

已記不清走了多遠，到一深山中一個“坳”處略有一點平地，那兒孤零零一所陋房——車在這兒出了毛病。此時已是黑夜，將那戶人家喚起，要求投宿。進去只見中年婦道人家兩個，驚奇地忙亂著，接待這伙不速之客。她們最忙的是將僅存的白面傾入一個大盆，趕著給客人和面烙餅。

餅還未烙成，忽又傳來，車修好了，不住下了!講好的飯錢照付。兩位婦道，感謝意外的收入——可是誰也不知道她們的那些面怎么處置。

這說明：破車不破，司機技能真是可佩之至!

萬沒想到，千山萬嶺，好容易車到廣元，又一次下車檢查。據(jù)說那時正值三反五反期，沿路檢查甚嚴，怕有貪污等逃犯以及其他不法之人。但廣元這兒卻比他處幾倍嚴格——男的要脫衣，兒童要查鞋襪底兒……行李徹查，更無待言。

輪到打開我的行李卷兒，從中發(fā)現(xiàn)了我從天津買的美國進口助聽器(因怕摔壞，置于棉被褥最軟之處)。這可讓四川的檢查人員大為震驚——以為是個“小電臺”秘密聯(lián)絡(luò)器，疑我是個“特務(wù)”。

這下子，麻煩可大了。

他們先找了“無線電專家”來審驗這個助聽器，大約費去一小時研究，結(jié)果明白它只能“收 ”一般聲響，也不能“發(fā)消息”。于是這才把我叫到辦公處，口頭盤問。我有華大聘書與當時軍方部門開具的旅行證件和地方發(fā)的遷移證。不想證件上有一個字是圈改的，我倒未察覺，他們抓住此點不放，詰問此字如何是改的。我說：原來就如此，與我的筆跡無涉。仍不相信。

最后，見我侃侃而談，面無懼色，也抓不到任何可疑之跡，這才讓我當場寫一份自述書面，然后放行——但對助聽器仍不放心，對我說明，弄清之后再還你到華西大學(xué)那里。

這時間可就久了。汽車有行程，不能為一個人的“事故”而久誤時間站頭，有些旅客當然催行。幸而那位司機同志真是好人，他說：他(指我)有家眷小孩子，拋下他在這兒，他怎么辦 ?還是等等吧……

到處有仁人。我至今感念——倘若他照規(guī)矩開車走了，我將會被困在廣元，那困難不堪設(shè)想。

等我從被拘問處出來，只見遠遠地站著三個人——同伴者，見我出來了，面現(xiàn)喜容，陪我走回(我還真不記得路呀!)登車之處。

我至今想：這三位旅伴，也是大仁至厚之人——不知我是什么人，遭了什么嫌疑甚至真有什么“問題”，誰不躲遠點兒?可這三位卻關(guān)懷地到那地方去探我，這是何等善心至意!然而旅途人生“一面之緣”，再無相會之期，連姓名也不能盡知。每念及此，無限的悵惘和感激之情，難以憫默。

快五十年了，久懷在心，無由紀念他們，今日方以小文志之。

詩曰：

秦嶺盤紆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門。

助聽“新物”原難識同車者有上海徐志森先生，見我是個知識分子，談得來，后來成了通信朋友。他曾嘆道：四川地方太閉塞了，助聽器上海商店櫥窗擺著，人人皆見的，在此卻出了大麻煩。，感激仁心格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