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導航-紅樓夢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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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曹宜曹宣

 

       

        自從有人引用了《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一書,大家都知道了曹雪芹的曾祖叫曹璽,他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叫曹寅,一個叫曹宜。曹寅是雪芹的祖父,曹宜是他的叔祖;這似乎是不至于出什么問題的了。誰知后來發(fā)現(xiàn)了曹家當日的密折,經(jīng)康熙朱批發(fā)回過,后來又被雍正勒令繳進的,都保存在故宮里;從這批珍貴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當初以為并無問題的世系,里面就還有奧妙。曹寅并不是雪芹的親爺爺。原來是曹宜生曹頫,曹寅與他的親兒子曹颙先后故去,兩世遺孀,毫無辦法,康熙才主張把曹頫由曹宜系下過繼過來,承襲世職。頂立門戶。所以在血統(tǒng)上講起來,曹宜才是雪芹的親爺爺,這卻該是不致再有問題的事實了。(可參看《故宮周刊》第八十四期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

        最早的文獻,像尤侗的《艮齋倦稿》,在卷四葉二十六的《曹太夫人六十壽序》一文里就說:

          曹母孫太夫人者,司空完璧先生之令妻,而農(nóng)部子、侍衛(wèi)子猷兩君之壽母也。

      葉燮在其《巳畦文集》卷五葉十一〈楝亭記〉里也說:

          今司農(nóng)荔軒及弟筠石先生,公(按指曹璽)之賢嗣也。

      子清、子猷,都是字;荔軒、筠石,都是號;所以曹寅的這位令弟字子猷號筠石是不成問題的。稍晚的材料,像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在卷四十六有一首詩,題目里說:

          筠石,楝亭弟也。.

      及發(fā)現(xiàn)了四卷《楝亭圖》,證據(jù)更多了。第一卷里有林子卿,上款題道:

          里言六首為荔翁、筠翁兩年臺老先生詠楝亭之作。

第四卷里有鄧漢儀,他的上款說:

    《楝亭》四章為荔軒、筠石兩年先生題。

同卷大名鼎鼎的杜濬也題款道:

    《楝亭》詩四首應荔軒、筠石兩先生之教。

那么,據(jù)《氏族譜》,曹寅既然只有一位令弟叫曹宜,則這位字子猷號筠石的先生,當然順理成章,該是曹宜,不然還有哪個?無怪《八旗畫錄》一書在葉三十二就下了定論:

    曹宜,字子猷,號筠石。

      這也似乎是毫無問題的事實了。因此一向并無異議。

  但這個“事實”卻是十分荒唐的。曹子猷根本不是曹宜。曹雪芹的世系始終未得清楚,今日又第二次發(fā)現(xiàn)毛病。我們又要作一篇翻案的硬文章。

        必須從頭敘起:曹子猷是曹寅的愛弟,他二人的感情,是遠超乎尋常弟兄之上的。

  方仲舒題《楝亭圖》第二首詩說:

    愛弟策勵忘寒暄。

閻大師若瓐在《潛邱劄記》卷六葉三十二有一首《贈曹子猷》的詩,起頭便說:

    骨肉誰兼筆墨歡!羨君兄弟信才難。

      足見他弟兄二人的親愛是當時人所共知的。曹寅自己的詩鈔里為子猷而作和附帶提到子猷的,不可勝舉;語氣的懇摯,更是藹然動人。

  曹子猷除了筠石一號外,還有一個別署叫做芷園,也可以由曹寅的詩里看出來。卷二有一詩題說:

    聞芷園種柳,用少陵《春日江村五首韻》。寫寄子猷。

      卷三,一題說:

          過沂水,有懷芷園弟。

    留題香葉山堂,芷園弟及劉晦庵常游于此。

又卷三“射堂柳已成行,命兒輩習射,作二捷句寄子猷”一題,詩里卻說:

    特寫新詩寄芷園。

都足證“芷圓弟”即子猷。子猷善畫,曹寅作詩題曹頎畫時曾一提及,楊鍾羲的《雪橋詩話·三集》曾記此事,本章第一節(jié)曹頎條下已曾引過。閻若瓐贈子猷的七律,末尾就說:

    請揮一匹好東絹,怪石枯枝即飽看。

      小注說道:“善畫。”據(jù)我所知,他的遺畫有一卷流傳到后來,可是只剩了名人題跋,畫幅佚去,翁方綱有詩記此卷軸--即是《洗桐圖》。

        曹寅和弟弟子猷的感情特好,卻不是偶然的。我們現(xiàn)在判斷,他二人原來是同胎孿生的弟兄。《楝亭詩鈔·別集》卷三葉七有《聞二弟從軍卻寄》一詩,開頭兩句說:

          與子墜地同胚胎,與子四十猶嬰孩。

      第一句,明明是同胎的確證,如果是普通泛言“同胞”的話頭,那不會有這樣措詞的情理。第二句則說明二人同歲數(shù),這當然也是孿生兄弟才有的現(xiàn)象。大概這一對出色有雙生子,當日隨曹璽在江南讀書,很有名氣,許多人都知道,例如《楝亭圖》第一卷納蘭容若的《楝樹記》里說曹璽:

          衙齋蕭寂,攜子清兄弟以從,方佩觹佩煠(左面為“角”)之年,溫經(jīng)課業(yè),靡間寒署。

      第三卷王鴻緒的題詩(亦見《橫云山人集》卷之十四葉五)則說:

    婆娑一枝下。授經(jīng)聲瑯瑯;哲嗣雙鳳舉,苞采輝巖廊。

正可合看。尤侗的《楝亭賦》(見《楝亭圖》第四卷,或《艮齋倦稿》卷五葉一)也說:

    昔有才子,子恒、子建;今有才子,子清、子猷:二惠競爽。兩難相求。

足窺這一對孿兄孿弟的意度。由此可推,他兩個全是生于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戊戌九月初七日(參看第七章該年條下)。曹寅卒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壬辰七月二十三日辰時,得年五十五歲(亦詳該章)。而曹子猷則大約卒于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乙酉,年僅四十八歲(參看第七章該年)。子猷一死,曹寅悲痛無已,到四十八年己丑,還特別作了《思仲軒詩》來紀念他,朱彝尊和他的孫子朱稻孫都有題詩,此詩卷后來也曾入翁方綱眼,并有題句。

    思仲,杜仲也,俗呼為檰芽,可食;其木美陰而益下,在使院之南。托物比興,蓋有望于竹村,悲吾弟筠石焉爾。作思仲軒詩。

據(jù)朱彝尊的詩注(見《曝書亭集》卷二十三葉二)說:

    公弟居此,植杜仲一本于庭,故以名軒。

則可知這株杜仲就是子猷當年親手種在真州使院(參看第四章第五節(jié))的。所以曹寅的詩說:

    方書例廣裒(pōu

      ),寓懷托杜仲;仙跡雖多誣,令我心魄動。音容杳無期,前夕曾入夢;想逐冥漠游,尻馬白飛羾。只身念老兄,諸子淌乳湩;骨肉鮮舊歡,飄流涉沈痛。憶汝持節(jié)來,錦衣貌殊眾;舉眼歷十稔,拱木已成棟。余生薾浮云,一逝豈能控;因風寄哀弦,中夜有余恫。

      可注意的是此詩既作于四十八年己丑,則“十稔”的話,正是追憶子猷在康熙三十五年曾來過的事情。

  但假如子猷即是曹宜的話,怪事就發(fā)生了。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曹寅就有一道折子,內(nèi)中說:

    佛船于前月二十八日過揚州,臣會同李煦迎接,……今本月初三日臣家人先回,報稱孫文成與臣弟曹宜送至南海,于閏三月十四日到普陀山。……

同年三月二十九日李煦也有一道折子說:

    二月十八日曹宜奉佛自張家灣開船,于三月二十八日到揚州。……

      那么,這位“曹宜字子猷號筠石”的先生,不是剛剛還曾到揚州一游,僅僅是幾個月的事情嗎?曹寅“十稔”的話怎么講法呢?假如子猷未前卒,全篇詩的悲恫語調(diào)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年,即康熙四十九年庚寅秋天,曹質(zhì)又有一首詩,題作“漁灣夜歸,憶子猷弟句,凄然有作”, 起首就說:

    水動漁舟出子猷句,題詩人已無。

才引了子猷一句詩,接著就說“人已無”,不是我們咒曹子猷,他不是死了又是怎么了?再次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西軒諸友三首”,第二首說::

    予仲多遺息,成材在四三。

曹寅是老大(尤侗《曹太夫人六十壽序》里說:“逮公〔按指曹璽〕即世,仍命長子猷繼之。”是其明證),“予仲”指老二子猷,毫無疑義。“遺息”是什么?不是沒了爹娘的孩子么?假使這些字眼我們還不至于懂錯的話,那么曹子猷至晚此時就已死去,這總該是千真萬確的罷。

        可是怪事就在這里。“曹宜字子猷號筠石”的這位先生分明是死了,不該到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乙卯還在作“護軍參領兼佐領”的官。并且受誥追封他的祖父曹振彥為資政大夫,妣氏歐陽、袁氏二祖母為夫人(參看第二章第一節(jié),第七章雍正十三年)!曹子猷算起來到那年該七十八歲高齡了,居然還能做護軍,而且,他這個死過的人,不知何時竟又還魂,在三十年后做起參領來,這可不是天大的怪事么?

        有了這樣的硬證據(jù),我們才敢判定:曹子猷萬萬不就是曹宜。曹子猷官做到二等侍衛(wèi),曹宜沒做過侍衛(wèi),全銜只是“護軍參領兼佐領加一級”。曹子猷能畫,曹寅常提,是個風雅之士,卻還未聽說曹宜工于什么才藝。曹子猷康熙三十六年奉使到過真州一帶,曹宜是康熙四十七年奉使到過普陀,路過揚州。曹子猷與長兄曹寅孿生同歲,死得最早;曹宜活到那么晚,可見生得較晚,題《楝亭圖》的年代,他還是小孩子。這樣兩個人,怎么一向扭作了一個人呢?可見《八旗畫錄》等書,全是捕風掠影,任意牽合的。

  現(xiàn)在我們該清楚:曹寅輩一共弟兄三個,曹宜最幼,他大概比曹宜的子猷颙、頫等人,歲數(shù)都大不多少,所以曹頫絕不可能是曹宜的兒子,乃是曹子猷的“遺息”,當年為曹寅鐘愛過的侄兒,因此曹子猷才是雪芹的血統(tǒng)嫡親祖父,和曹宜卻是一清二白,萬難“同休”的。

        重要的事情既明,剩下的小問題有限了;讀者可能致疑的不外:一、《八旗畫錄》等晚近著錄;依人作說,靠不住情有可原,但《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是官書,乾隆元至九年奉旨所刊,所根據(jù)的是正經(jīng)檔案;此書明載曹寅、曹宜,只弟兄兩個,現(xiàn)在忽然又出來個子猷,這怎么解釋呢?二、曹子猷不是曹宜,但二人是如何就被淆棍了呢?

  回答這兩個問題,確不容易。我們只能說,《氏族譜》雖是官書,卻不就是毫無錯誤的,曹子猷這個人,是它漏刊了罷了。

        我忽然想起可以根據(jù)子猷的“猷”,逆推出曹二先生的名字來。我們有三個條件:第一,曹家上世都是雙名,自從康熙把爾玉誤寫成“璽”,改了單名,他這一支就沿下來,都是單名,直到雪芹還是單名一個“霑”字,曹二先生定不例外。第二,從“寅”、“宜”看,這一輩排的是寶蓋部首。第三,這個“宀”部的字必然和“猷”字有經(jīng)典字句上的關合。我于是和家兄祜昌討論這個問題。不想幾分鐘以后?他就找著了曹子猷的迷失已久的名字:“宣”。

  這種逆推的辦法,雖然聽來新奇,立論未免大膽,卻是十分可靠的,因為我們有無可動搖的根據(jù):《詩經(jīng)·大雅·蕩》之什第三篇《桑柔》,第八章里說:

    秉心宣猶(猶)。考慎其相。

這里“宣猶”二字,正如第一節(jié)所引《書經(jīng)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兩句是曹荔軒名字所由來一樣,就正是曹筠石名字的真出處。“猶”和“猷”相同,在篆文里偏旁在左在右不分,譬如“獨”“(蜀犬)”就是一個字;又譬如《爾雅·釋詁》說。“猷,謀也”,《疏》文就引《詩經(jīng)·大雅·文王》:“厥猶翼翼”,說明“猷”“猶”音義全同。到后來,“宣猶”就也寫作“宣猷”了,如《晉書》里就有好例(卷三帝紀第三武帝泰始元年詔文):

    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

這還不夠明白么?“宣”是宣布表現(xiàn),“猷”是政謨或政策,梁朝有“宣猷堂”,后來“宣猷中外”“宣猷布政”都是常用的字眼了。與“猷”字有現(xiàn)成關系而又是“宀”部首的,只有這個“宣”字。我們完全可以大膽地、但很安心地下結(jié)論道:

    曹宣:字子猷,號筠石。

這才是曹楝亭的愛弟二先生,雪芹的真正親爺爺。這是個重要糾正。因為現(xiàn)在若回想“曹宜,字子猷”就好笑了,“宜”和“猷”可有什么交涉、硬牽在一處?從今以后,曹宜這個名字;才專歸本主,不再混裹著兩個冤枉不清的魂靈了!

        說到這里,讓我們再回到《氏族譜》的漏刊問題去,也不禁恍然大悟。一部官書之所以這樣荒唐,也有它的原故:原來“宣”“宜”兩個字太相似了!木版書的“宣”字,因為兩個小豎劃上下出頭,稍稍一連,尤其容易看成“宜”字,(甲戌本、戚本里的宜都作“(上‘宀’下‘具〔去下面兩點〕’)”,三橫劃。)鈔胥或刻工的工作都很單調(diào)無味,而繼續(xù)無休,時間一久,容易遺誤;偏偏又遇“曹宣”“曹宜”兩條易混的項目緊挨著,眼睛一眩,便鈔掉了一行或刻丟了一項,這確是曹宣迷失的根本原由罷(《武林舊事》卷六記小說人有“喬宣”,而一本正作“喬宜”,可參看)。

  【附記】

        這一節(jié)除了略略修飾文字,未作大刪改。所以讓它基本上保持原貌,出于下面所要交待的一點理由。

        讀者看完上文,不難明鑒:它主要用意是辨正了舊日一向沿訛的“曹子猷即曹宜”說,--換一句話講,初次澄清了“曹宜是曹璽的次子”、同時“也就是頫之父、雪芹之祖”的錯誤。這個道理本極明顯。可是有一二位學者說不然,--據(jù)他們的議論,我的辨正不但無功,而且有過。

        那么“過”在何處呢,原來這些位學者指責我不明白曹子猷就是曹荃,反而“編造”出一個曹宣來,以代替曹荃云云。

        但是,他們卻是怎么獨得其秘的呢?是由于有新資料的出現(xiàn)。那么,在出現(xiàn)之先(資料出現(xiàn)是很晚的事了),我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大家都沒有“前知五百年”的本領,不獨是誰一個人。再者,分辨了曹宜、曹宣絕非一人,這必要不必要呢?分辨得畢竟對不對呢?如不分辨,他們是否也早就清楚呢?這個,就不蒙一字齒及了。還有,既然反對另立“曹宣”一名,那么照他們的高見,“子猷”的字和“荃”的名,之間又是怎樣一個意義聯(lián)系呢?這個,也更是絕口未見解釋。論辯不足異,因為論辯目的在于講清道理;道理不清的論辯,豈不就有點故意齮龁人之嫌了?(這樣的事情曾數(shù)見不鮮。)

        有朱南銑先生,在很多場合,以不同方式,表示他反對拙說。今不必備引了,只舉一例:

          ······應該承認曹寅的親兄弟就是曹荃,似無否定荃為寅的親兄弟而另行假設有一“曹宣”為其親兄弟之必要。

      ······(一九六三年文稿鉛印本)

      請看,朱先生的邏輯就是硬說我本節(jié)文章的目的不是分辨宜、宣,而是無理“否定”荃與寅的關系!

        有趙岡、陳鍾毅,他們說:

          ······這種關系在《宗譜》(汝昌按指《五慶堂譜》)中一目了然,寅及荃為親兄弟。而且在康熙朝以后也沒有再恢復“宣”字一名。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再追究曹宣一名,直接了當用曹荃一明算了。(《紅樓夢新探》上篇頁十七)

      這是又一種邏輯,《宗譜》本來“一目了然”,這仿佛也早該“前知五百年”,拙文不過庸人自擾。必須找著“康熙朝以后……再恢復‘宣’字一名”的證件才算有實際意義,否則不行。(但趙陳二氏沒有說明,曹荃就死在康熙朝,那“以后”誰有資格來恢復,應由誰來恢復?他也沒有列舉一二個這種恢復的實例)。“不必再追究曹宣一名”,完全可以,--但是不究“宣”名,那“曹宜字子猷”的老問題呢,應如何處置?所有這些,這些位學者就都不再負責,沒有他們的事了。

        由于上述原因,我保存了拙文的原貌不作大改,連誤論《氏族譜》“宣”“宜”二字相似易混的那一段也不刪,就是為了讓它證明我在當時條件下思慮所能及的限度,以及當時我的理路的本貌,絕談不上什么編造一個曹宣并為了否定曹荃的這等等罪名。

        “荃”名見載于《氏族譜》;同輩之中,“寅”“宜”倒并列于“璽”后,而“荃”卻獨列于“爾正”之后。至于現(xiàn)在大家常常引用的有關“曹荃”的資料,實際都是內(nèi)務府滿文檔的漢譯本,只是尋照字音才譯成“荃”字的。這一點申說清楚,恐怕也很必要。

        朱南銑先生在駁議拙說的各文章中,有一點卻是我十分感荷的,這就是他指出了曹寅、曹宣并非如我所推的是孿生兄弟。其理由是,《楝亭詩鈔》卷三有“支捧金鑄酒槍一枚寄二弟生辰”一詩!腹聯(lián)云:“三品全家增舊祿,百花同日著新緋,”下注云:“生辰同花生日。”既然曹宣生日是花朝(花朝有很多異說,最通常的是二月十二日),這就徹底否定了“孿生”說。我認為朱先生此說是對的。誰說的是真理事實,就要信從誰的論點。

        我舊年何以致此誤說?大約是因為,曹寅對自家人,對豐潤的同族人,對遼東的同族人,以及對安徽貴池的同宗人,在詩題中都不作分別,通稱某某幾兄,某某幾弟和某某侄。稱二弟的有“筠石二弟”“峙乃二弟”,后者卻是曹秉楨。那么單稱“二弟生辰”,究不知指誰。況且我始終以為“與子墮地同胚胎,與子四十猶嬰孩”的話,如非用之于雙生兄弟,何必非要用這種“掰瓜露子”的措詞?覺得難有另外的解釋。

        現(xiàn)在看來,不掛字號的二弟,還應是二胞弟,不像是疏宗同族弟。至于那兩句難解的詩,恐怕是為了著重指明同母所生(又年齡挨肩相近)。封建社會的富貴人,除了正妻,例有幾位側(cè)室姬妾。曹寅為了特別表明一母所生的兄弟關系和感情,故此說了那種話,當時人讀了必不奇怪;而到我這里,只會以一種普通人家僅僅見過一夫一妻的這種“觀念”來讀它,自然覺得出奇,不免大驚小怪起來。(這讓富貴人聽了,必然要嗤笑其“寒傖”了。)

        今為存其舊貌,亦不加改動,兼志除先生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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