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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后漢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

　　中國后漢時期的許多思想家有一種幻滅和迷惑的心情。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不滿；他們認為這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實踐腐敗透頂。這些思想家從他們共同的儒家背景出發(fā)，譴責統治政權不能制止弊端，不能改革國家事務；他們把這些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失敗看做其他罪惡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些思想家更進了一步，對成為國家指導原則已有幾世紀的當時的儒家學說產生了懷疑。由于這些思想家名義上是儒家，他們的苦惱就被所謂漢代儒家學說的勝利，被后漢朝廷當作官方儒家正統加以宣傳的極守舊的學說所遮掩。［1］前漢樹立的官方儒家學說和后漢興起的對它的非官方批判之間的緊張局勢，不但表明了漢代儒家學說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它也標志了一般思想趨勢從前漢到后漢的一個重要變化。

　　隨著后漢的衰亡，官方的儒家正統消失了。很久以后，它被指責為新儒家，也被許多近代學者指責為一種儒家、道家和法家學說以及陰陽五行宇宙論思想的庸俗的混合物。反之，后漢思想家對這種正統的批判卻常常被作為儒家道德精神的真正代表而受到稱贊。［2］可是，漢代儒家正統在其全盛期不但兼容并收，而且支持了其他學派的思想要素。由于儒家學說已經變成一種不同思想的大容器，所以漢代思想家——名義上叫做儒家——有可能采取有別于官方正統的立場或批判儒家的綜合體系的立場。這在后漢思想中導致一個新道家學說和新法家學說的高潮。在某種意義上，漢代儒家學說的歷史也是漢代儒家、法家和道家這種種相反思潮發(fā)展的歷史。

　　［1］陳啟云：《荀悅（148—209）：一個中世紀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劍橋，1975），第10頁以下。

　　［2］顧炎武：《日知錄》（萬有文庫本）第5冊，第39—40頁。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1955），第1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