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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準則的注意
當?shù)谝粋�漢代皇帝鞏固他新近贏得的政權(quán)時，他和他的朝廷對任何種類的學問都沒有多少興趣。漢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被描寫成有名的憎惡學者的人，他把他們簡直看成迂腐的寄生者。可是令人吃驚的是，公元前200年，皇帝被叔孫通說服，要按照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方式制訂秩序井然的朝廷禮儀，這是儒家傳統(tǒng)將要勝利的一個可靠的前兆。具有更實際意義的是公元前196年的詔令，詔令規(guī)定為政府的施政工作延用有才能的人。［1］
這個措施可能是受了另一個早期儒生陸賈的影響，他勇敢地回答傲慢的皇帝說，在馬背上能夠征服天下卻不能治理天下，這一定給了皇帝極深的印象。皇帝不希望恢復秦代嚴酷的法家體制，但是其他可供選擇的傳統(tǒng)封建管理結(jié)構(gòu)無助于建立一個強大的帝國。盡管皇帝從前的許多戰(zhàn)友和伙伴最初已受封采邑，但他無疑寧愿選擇一個中央控制的國家機器，尤其是在他遭受了他從前的一些戰(zhàn)友和助手后來背叛了他的痛苦之后。公元前196年的詔令因而是有助于實現(xiàn)在行政管理體制上選任賢能的一個重要步驟，也可以說是走向著名的科第制度的第一個主要的推動力。
我們可以設(shè)想，殘存的儒家傳統(tǒng)在它被崇尚法家的秦代政權(quán)排除之后，由于這項法令而得到了新的鼓舞。但是在漢武帝統(tǒng)治（公元前141—前87年）以前，儒家傳統(tǒng)并不占上風。在此之前，這個方面唯一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措施是在惠帝統(tǒng)治下于公元前191年采取的，它廢除了秦代焚書的命令。有證據(jù)表明，在他的繼任者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的統(tǒng)治下，朝廷的博士制度仍被保留，但這些博士不限于儒家傳統(tǒng)。事實上，朝廷看來贊成黃老道家學說，對于這一學說我們應(yīng)當理解為道家的各種哲學學說的大雜燴和各種想獲致長壽的長生術(shù)的混合物。［2］
［1］ 《漢書》卷一下，第71頁（德效騫：《〈漢書〉譯注》〔巴爾的摩，1938—1955〕第1卷，第13O頁）；福蘭格：《中華帝國史》（柏林和萊比錫，1930—1952）第1卷，第274頁以下。
［2］ 見前第12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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