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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昔日繁華如夢的城邑
中國古代社會中城市經濟發(fā)展的輪廓大體是：戰(zhàn)國是興起時期，兩漢是發(fā)展興盛時期，東漢后期是衰落時期。所謂東漢后期，包括建安時代。中原地區(qū)城市經濟的衰落是一直繼續(xù)下去的，直到唐中葉以后才又恢復發(fā)展起來。
城市經濟的衰落，是和東漢時期整個社會經濟的衰落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戰(zhàn)國以來，交換經濟的發(fā)展，牽動著整個社會。交換經濟發(fā)展，使社會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階層手里。這時期沒有機器，擴大再生產受到限制，對手中積累的財富通常有兩條路來使用，一條是過起豪華奢侈的生活，一條是購買土地。漢代豪富階級的生活一般是向豪華、鋪張浪費的路上走的。為活著而用，還要為死后用，金縷玉匣出現了。購買土地是比較保險的。土地兼并的盛行，人口大量離開農村，離開土地，農業(yè)生產必然要衰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農業(yè)是社會盛衰的基礎，農業(yè)生產的衰落必然影響到城市經濟的衰落。
王符論述東漢城市經濟的一段話，我們作為城市經濟繁榮的論證已引用過。但這段話于說明城市經濟的繁榮以外，已包含著整個社會經濟衰落的暗影。請再看他的話：“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今察洛陽資末業(yè)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什于末業(yè)。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織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并至，則民安能無奸軌？”
王符這段話，說明人口大量集中在城市使城市繁榮，也說明人口大量離開農村，務農者少，土地必然荒蕪，農業(yè)生產必然減少。像王符所說，城邑人口與農村人口九十九與一之比，自然是他的夸大之詞，但即使是五十比五十，乃至六十比四十，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十，在古代也是不得了的。東漢的流民是大量的，而且是長期如此的。農民在農村無法生活，才離開農村成為流民。流民就是城市人口的預備軍。流民眾多，城市人口膨脹，必然是農業(yè)衰落；農業(yè)衰落，城市也必然跟著衰落。東漢后期，在城市經濟繁榮表面下面掩蓋著的經濟危機和倒退，在漢末一場流民大暴動和軍人割據混戰(zhàn)之后，一切都暴露出來了。
黃巾農民大暴動，是被各地豪族和政府軍隊的聯(lián)合勢力鎮(zhèn)壓下去的。大暴動之后，各地豪強勢力膨脹，皇權一落千丈。外戚何進反對宦官，反為宦官所殺。但宦官雖然勝利，而世家豪族再也不像過去一樣，伏首貼耳任人宰割。汝南世家豪族袁紹，一司隸校尉耳，敢于殺進宮去把宦官一網打盡，斬盡殺絕。這是形勢使然。皇權衰落已不足以保護宦官，宦官已無虎威可假。世家豪族勢力強大，已不畏皇權，殺宦官直如摧枯拉朽了。
董卓廢了少帝另立獻帝，他的勢力也只在洛陽。各地世家豪族地方長官所希望的機會來了，他們以清除董卓為名，各占一塊地盤，聯(lián)合向洛陽進攻。在董卓之亂中，洛陽、長安所遭受的破壞，前面已敘述過。待獻帝逃出長安又回到洛陽時，洛陽的情況是“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墻間。州郡各擁兵自衛(wèi)，莫有致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墻壁間。”（《三國志·魏志·董卓傳》）。
長安、洛陽，是兩漢的帝都。東漢末年兵燹之后，成為一片瓦礫慘無人居了。長安、洛陽以外的城市，命運也不比長安、洛陽好。前面敘述農村經濟的衰落時所引述的一些材料，都說到過城市的情況。仲長統(tǒng)用“城邑空虛”，朱治用“名都空而不居”來描述當日城邑破壞的情況。他們所說的“城邑”、“名都”，是和“百里無煙”、“百里絕而無民”聯(lián)在一起敘述的，他們所指的，是包括長安、洛陽在內的全國各地的城邑。長安、洛陽以外的城邑，也和長安、洛陽一樣，都是“空虛”、“空而不居”的。
三國后期和西晉時期，城市有恢復。像洛陽、建業(yè)、成都這些三國分立時各國的都邑，都聚集了一些人口。一些手工業(yè)恢復了，商業(yè)又現活躍。西晉人左思，寫了《三都賦》，這雖是文學之筆并非寫實的歷史文獻。但從《三都賦》所寫三國都城的情景來看，總可以說已是熙熙攘攘、貨物流通了。長江是東西交通的大動脈，樓船上下，交通相當頻繁。石崇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晉書·石苞傳》附子《石崇傳》）。西晉豪官貴族生活之豪華奢侈，腐朽沒落，比起東漢的豪富家族來可以說伯仲之間，大臣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廚膳滋味，過于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晉書·何曾傳》）。他的兒子何劭，驕奢超過乃父，“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晉書·何曾傳》附子《何劭傳》）。石崇和王愷斗富和家庭生活的腐朽，是著名的。
所有這些西晉人生活豪華奢侈的基礎，都在當日交換經濟的恢復。恢復雖然是部分的，不是全社會的，已足以支持他們的豪華生活了。
從曹丕代漢稱帝（公元220）到西晉滅亡（公元316），是九十六年，其中西晉統(tǒng)一（公元281年—316年）只有三十五年。魏晉之際，豪富階層的生活，是醉生夢死的，一部分人是清醒的，但內心生活是痛苦的。極少幾個人是救世的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
好景不長，永嘉之亂一來，稍稍恢復的一點商業(yè)和城市，又遭一次徹底破壞。洛陽又成了一片廢墟。“舊都宮室，咸成茂草。”（《晉書·劉曜載記》）。其他城市也難逃此種命運。所謂“中原版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晉書·孫楚傳》）。洛陽是“咸成茂草”，長安則是“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廢，蒿棘成林。”（《晉書·愍帝紀》）。
中原地區(qū)出現了塢堡，黃河流域到處是塢堡組織。這些塢堡名稱不一，也有稱壘壁的。劉曜在梁、陳、汝、潁之間“陷壁壘百余”。（《晉書·劉聰載記》）。曹嶷在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余所”（同上）。石勒“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陷冀州郡縣堡壁百余。……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晉書·石勒載記》）。就這些例子看，可見當時各地塢堡組織之多。在社會荒亂生產大破壞的時代，每一個塢堡就是一個生產和生活單位，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塢堡一般是以一家豪強為主，附近的人民投附在塢堡里求得保護。塢堡主組織這些依附人口占有附近的土地，組織生產。庾袞的塢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庾袞在禹山立塢，眾人推他為主，“于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役，通有無。”（《晉書·庾袞傳》）。后來又率眾在林慮大頭山立塢，而“田于其下”（同上）。
在人類歷史上，城市總是有破壞又有重建的。一次大亂，城市破壞了，大亂之后，社會安定城市又慢慢重建起來。永嘉亂后，北方出現十六國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一國的都邑，如洛陽、長安、鄴、襄國等，都會重新聚集一些人口，恢復一些商業(yè)交換。但整個社會一直是自然經濟占優(yōu)勢的時代。一些州郡的治邑，都是在塢堡的舊址上草草建立的。一直到北魏后期，北方的情況仍是如此。它是一個軍事要塞，經濟意義是很小的。北魏后期華州城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來看一看。《魏書·安定王休傳》附子《燮傳》：“世宗初，襲（爵），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zhèn)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藩奧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譐誻明昏，有虧禮教。來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采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己，不以為勞。”華州是北魏西陲重鎮(zhèn)，這卻原是一個叫作李潤堡的塢堡。城居山谷之間，居民飲水要到山下去取。北魏后期的華州城，只是一個堡壘，全無經濟意義。馮翊是自古名都，北魏時卻是“樵牧饒廣”、“陪削舊雉，功省力易”而已。也是殘破不像樣子了。整個魏晉南北朝的城市經濟生活比起戰(zhàn)國秦漢來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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