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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庵學派(張伯行)

　　〖敬庵學派(張伯行)〗創(chuàng)始人張伯行（１６５２一１７２５）。伯行，字孝先，號敬庵，一號恕齋，清儀封（今河南蘭考）人。此學派因其號而名。伯行家學有其子師載承傳。其弟子有蔡世遠、沈彤、鄭文炳、費元衡等。其交游者有方苞、朱□、沈近思、汪份、冉顴祖、陳鵬年等。其從游者有孫嘉淦等。此學派專宗程、朱，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認為圣人之道必可學，但圣人之功不可一賦而致，故應循序漸進，須經歷因而知、勉而行，艱險崎嶇、千磨百煉的過程，才能“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且猶“退然不自足”，尚須“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行”，“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末融干心、一事之末協(xié)于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這就是自始至終的困學過程。欲將圣學堅持始終，則必須主敬。張伯行指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圣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tǒng)于一仁；千圣之學，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體仁，學莫先于主敬。”他主張，學者當立志遠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圣賢同心，而后不負乎圣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他認為，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為學實地工夫，舍此則非學。“學者為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他反對追求貨利、放縱嗜欲，“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后可以求進于向上一路”。認為學者當奄發(fā)有為，不可自卑因循。“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為。只一個待宇，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為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即是豪杰，豪杰自命為豪杰，非人有以助之”。他認為，人應該堅守“道理”，經得起貧賤患難的考驗，“人必于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后于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于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后于道理上守之愈固”，“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于中也。圣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他特厭惡當時學者中“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現(xiàn)象，指出：“蓋務舉業(yè)，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為先，以綱常名教為重，以孝弟忠信為實修，以禮儀廉恥為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于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只求做官，決不能為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為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他還痛斥偽君子，謂“天下事多壞于偽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而君子、小人之分，則在于喻于義還是喻于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為君子，喻利者為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謂：“何以為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張伯行尖銳批評了王學流弊，認為朱熹之學，“為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人”，故“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為自然，以無忌憚為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污為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為超脫，凡一切蕩閑□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圣學之藩籬決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對于程頤的靜坐主張，該學派認為，須加以具體分析，張伯行指出：“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嘆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冕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忘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對于知行關系，此學源認為，二者“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既真，則行愈力，行之既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二者是既有區(qū)別，又互相促進的。此學派代表著作主要有張伯行《困學錄》、《續(xù)困學錄》、《正誼堂文集》及《續(xù)集》，張師載《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蔡世遠《鰲蜂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希文堂集》，沈彤《果堂集》、《儀禮小疏》，鄭文炳《周易講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等。張伯行還曾刊布先儒理學諸書五十余種，匯刻為《正誼堂叢書》。此學派不僅在儒學方面有很大影響，在政治上也頗有影響，張伯行曾被譽為當時“理學名臣之冠”，被康熙譽為“天下第一清官”。伯行弟子蔡世遠、沈彤后來又分別成為梁村學派、果堂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但近人梁啟超則將張伯行諷之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的“鄉(xiāng)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