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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余草《諸子系年》，始自民國十二年秋。積四五載，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萬言。一篇之成，或歷旬月，或經(jīng)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創(chuàng)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見，則不敢輕于示人也。藏之篋笥者又有年，雖時有增訂，而見聞之陋，亦無以大勝乎其前。茲當(dāng)刊布，因加序說，粗見凡例。
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貫，一也。詳其著顯，略其晦沉，二也。依據(jù)史籍，不加細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貫，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為起迄，差若可據(jù)，比而觀之，乖戾自見。余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后二百年，排比聯(lián)絡(luò)，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yīng)，擊其尾則首應(yīng)，擊其中則首尾皆應(yīng)。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于昔人者一也。惟其詳于著顯，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則考論不厭其密，于其他諸子則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實，則實者皆虛。余之此書，一反其弊。凡先秦學(xué)人，無不一一詳考。若魏文之諸賢，稷下之學(xué)士，一時風(fēng)會之所聚，與夫隱淪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間者，無不為之緝逸證墜，辨?zhèn)伟l(fā)覆。參伍錯綜，曲暢旁達，而后其生平出處師友淵源學(xué)術(shù)流變之跡，無不粲然條貫，秩然就緒。著眼較廣，用智較真。此差勝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為諸子論年，每多依據(jù)《史記 六國表》，而即以諸子年世事實系之。如據(jù)《魏世家》《六國表》魏文稱侯之年推子夏年壽，據(jù)《宋世家》及《六國表》宋偃稱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記》實多錯誤，未可盡據(jù)。余之此書，于先秦列國世系，多所考核。別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誤，頗有糾正。而后諸子年世，亦若網(wǎng)在網(wǎng)，條貫秩如矣。尋源探本，自無踵誤襲繆之弊。此差勝于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其后《詩》《書》復(fù)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余因《秦記》，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此史公自著其為《六國表》之所本也。《秦記》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時《秦記》載諸侯事當(dāng)尤忽。今《六國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脫不具者以此。幸其時諸侯史記，猶得有遺留后世者，厥為魏冢《紀年》。晉太康時，汲縣人發(fā)古冢，得竹書七十五車，中有《紀年》十三篇。自杜預(yù)諸儒，皆定其為魏襄王時魏國之史記。然今世所行，復(fù)非原書之真。而唐司馬貞為《史記索隱》，時采其文以著異同，可資比準。惟貞自謂“《紀年》之書，多是訛謬，聊記異耳。”又曰：“辭即難憑，時參異說。”因亦未能悉心參校，以救《史記》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紀年》者亦有故。一則魏冢原書，久逸于兩宋之際。今本為后人蒐輯，多有改亂，舛誤缺略，面目全非。學(xué)者不深辨，遂謂汲冢《紀年》不可信，一也。再則其書言三代事，多與相傳儒家舊說違異。如益為啟誅，太甲殺伊尹之類。儒者斥其荒誕，遂不依引，二也。又謂其書記春秋時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明系春秋后人，約《左傳》之文，仿住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jù)實書者不同。因遂忽視，三也。夫《紀年》乃戰(zhàn)國魏史，其于春秋前事，容采他書以成。至言戰(zhàn)國事，則端可信據(jù)。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wèi)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wèi)鞅，我?guī)煍】儭！贝朔钱?dāng)時史官據(jù)實書事之例乎？至益為啟誅，太甲殺伊尹，則戰(zhàn)國雜說，其與儒家異者多矣，《紀年》亦本當(dāng)時傳說書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斷，要足為考古者備一說，不當(dāng)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來三百年，學(xué)者治其書，不下十?dāng)?shù)家。至于最近，海寧王國維本嘉定朱右曾書，為《古本輯校》，又為《今本疏證》，然后《紀年》之真?zhèn)危紕澣幻髋小６q惜其考證未詳，古本《紀年》可信之價值，終亦未為大顯于世也。
《史記》載春秋后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之際。其記諸國世系錯誤最甚者，為田齊、魏、宋三國。《莊子》曰：“田成子弒齊君，而十二世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今《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紀年》則多悼子及侯剡兩世，凡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合。又齊伐燕，據(jù)《孟子》及《國策》為宣王，非湣王。而《史記》于齊系前缺兩世，威、宣之年誤移而上，遂以伐燕為湣王，與《孟子》《國策》皆背。昔人譜孟子者，于宣、湣年世，爭不能決。若依《紀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當(dāng)移后，乃與《孟子》《國策》冥符。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一也。《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魏、齊會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稱王，《孟子》書何乃預(yù)稱惠王為王？又《史記》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預(yù)知而預(yù)言之？若依《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則魏、齊會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稱王之年也。然后《孟子》書皆可通。又與《呂覽》諸書所載盡合。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二也。《史記》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紀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錯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為文侯師，已逾百歲。今依《紀年》，則文侯元當(dāng)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無可疑。而李克、吳起之徒，其年輩行事，皆可確指。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三也。《史記》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紀年》在惠成王九年。閻若璩本此論《紀年》不可信。然細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圍邯鄲，齊師救趙，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衛(wèi)鞅圍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證。據(jù)《紀年》則《史記》之說皆可通。專據(jù)《史記》，則自相乖違，不得其解。此《紀年》勝《史記》，明證四也。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為春秋至戰(zhàn)國一大變。其后魏、齊會徐州相王，秦亦稱王，宋亦稱王，趙、燕、中山、韓、魏五國又相約稱王，為戰(zhàn)國中局一大變。《史記》于此，年事多誤，未能條貫。今據(jù)《紀年》，證以先秦他書，為之發(fā)明，而當(dāng)時情實，猶可推見。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五也。其他不勝縷舉。要之《紀年》乃魏史，魏在戰(zhàn)國初年，為東方霸主，握中國樞紐，其載秦孝公前東方史實，自當(dāng)遠勝《史記 六國表》。徒以存十一于千百，不明不備，不為學(xué)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辟之期。余粗為比論，而積古疑晦，頗資發(fā)蒙，則其書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記》之誤不一端，而有可以類比件附，以例說之者。如誤以一王改元之年為后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實梁惠王稱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實魏文稱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稱王之元年。齊威王卒年，實齊威稱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兩謚，而誤分以為兩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兩謚，《史記》誤分為襄王、哀王。趙烈侯又謚武侯，《史》亦分為兩侯。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史公不知，遂誤以莊嶠為春秋時莊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誤移而之于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誤以為即魏文之十七年。齊宣王五年，與騶忌、田忌謀救韓伐燕，《史》誤以為齊桓公五年。逢澤之會，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誤以為周顯王之二十七年。齊、魏戰(zhàn)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誤以為乃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誤以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誤移而之于他君者。如梁惠王會諸侯于逢澤，《史》誤以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誤以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誤于一君之年，而未誤其并世之時者。如魏文滅中山，《史》稱在文侯十七年，實誤。而系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則不誤。齊、魏相王于徐州，《史》以為齊宣王、梁襄王，皆誤。而系之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亥，實不誤。又如齊封田嬰于薛，應(yīng)在威王時，《史表》在湣王三年，誤。而系之周顯王四十八年庚子，較《紀年》僅后一年，亦不為誤。此由史公自據(jù)《秦紀》，于周、秦之年即得之，于東方諸侯世次，則略而未能盡明，此誤其年未誤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誤，以誤于彼而遂若其誤于此者。如《楚世家》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均不合。且既稱韓武子、趙桓子，其非稱侯，顯矣。即其自語亦不合。今據(jù)《紀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歲實魏文始侯之年，則《楚世家》此語雖誤，而實有其不誤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邱，而《年表》是時，楚悼王已死三年。吳起與楚悼王同死，豈能重為魏將？據(jù)《紀年》魏武年代移前，則魏武九年，吳起尚在魏。《魏世家》此語固非誤。此由史公博采傳記，未加考定，雖有錯互，而轉(zhuǎn)得證成史實之真。其誤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據(jù)而實無據(jù)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jīng)子夏，特以前年滅中山，有子擊下車避田子方事，遂連類書其事于此。《春申君列傳》春申君為相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特以蘭陵魯?shù)兀悄瓿◆敚使猛埔詾檎f。本無確據(jù)，而后人輕信，轉(zhuǎn)滋惑誤，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據(jù)，而輕率致誤者。如《左傳》昭公七年，記及孟釐子卒，《史》遂誤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戰(zhàn)國雜說有湻于髠說齊威王以隱，威王感悟，國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實威王前后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飛不鳴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據(jù)，而輕率致誤之例，八也。亦有《史》本無據(jù)，而勉強為說以致誤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記》移文侯之年于后，遂謂文侯乃桓子孫，然亦不能說桓子子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為太子擊生。史公既誤移魏文滅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擊不應(yīng)轉(zhuǎn)生在后，率改子擊為子罃。不悟罃在文侯時不得稱太子。又《田齊世家》齊桓公五年聽鄒忌、田臣思謀，起兵擊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齊宣王事，史公既誤以伐燕歸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于桓公。遂至鄒忌、田忌皆已預(yù)列桓公之朝，史公亦無以自解。此皆勉強彌縫，而不能自掩其誤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采，所據(jù)異本，未能論定以歸一是者。如上舉《楚世家》簡王八年三晉始列為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定在楚聲王五年者不同。《秦紀》與《秦始皇本紀》列秦諸君年數(shù)不同之類，皆史公各據(jù)異本，自造矛盾之誤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誤，由后人率改妄竄以致誤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載孔子往返衛(wèi)、宋、陳、蔡各節(jié)，及《魯世家》《六國表》載魯哀公以下諸君年數(shù)，牴牾顯見，尤難理說。此必后人竄易致誤之例，又一也。復(fù)有《史》本非誤，由后人誤讀妄說以致誤者。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經(jīng)注》因謂孔子十七適周之類，是也。斯二者，與前舉十例誤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誤，必有其所以誤。尋其所以誤者，而后其為誤之證益顯。而其所以誤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舉數(shù)端，不能盡備。讀吾書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僅于《史記》之多誤也。今所資以相比勘而知《史記》之誤者，有《索隱》諸家所引《紀年》，而諸家之文正亦多誤。讀《史》者愛其文，往往忽其事。《史》雖多誤而莫辨。注文樸率，尤懶循省。遂有傳鈔失真而致誤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而《晉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為十八年，十八實六字之訛，此以形近而誤也。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而《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為十五年，脫一四字，此以脫落而誤也。《秦本紀集解》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考《紀年》終今王二十年，今王即哀王，烏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趙世家》徐廣所引，知系四年之誤。《蘇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筑防以為長城。”今考《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dāng)齊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見。豈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齊閔王？校以《水經(jīng) 汶水注》，則無湣王字。此皆以增衍而誤也。《周本紀集解》：“裴骃案，《汲冢紀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魯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無魯公伯禽年。《三統(tǒng)歷》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魯，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商后六年，凡五十九年。并下二百一十六年，統(tǒng)為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為五十七，以顛倒而誤也。（如此，則《紀年》與《魯世家》年數(shù)本符。今《偽紀年》云：“武王滅殷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說，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骃何得云自武王滅殷乎？此條辨說，據(jù)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又有竄易妄改以增誤者。韓威侯與韓宣王為一人。今《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薨以下一節(jié)，支離錯亂，全不可解，此經(jīng)后人改易而誤也。《孔子世家索隱》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既云十六年適陳，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陳，適陳不待十六年。《索隱》語先后顛倒，乖誤可知。蓋《索隱》本云孔子以陳湣公十年適陳，而經(jīng)后人妄竄一六字。此經(jīng)后人竄亂而誤也。又《田敬仲世家》：“明年復(fù)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dāng)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今按《索隱》此條，梁惠王乃是云云，惠王下當(dāng)脫一卒字。惟據(jù)《紀年》終今王二十年，其時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齊湣王始二年。《年表》齊、秦為東、西帝，尚在其后十一年。時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紀年》亦不及載齊、秦為東、西帝事。《索隱》何從按《紀年》謂惠王卒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乎？此必有誤，而特不知其所以誤。后人專據(jù)此等處，疑《索隱》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為后人竄亂，定非《索隱》之真也。（朱氏《存真》王氏《輯校》此條均未錄。）又諸家之文，短澀簡質(zhì)，雖列異同，未加剖辨。后人間或依信，引為論據(jù)，復(fù)有失其義解而誤者。如王國維《古本竹書輯校》采錄《索隱》甚備，雖論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惠王二十八年，與齊田朌戰(zhàn)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桂陵。十八年，趙又敗韓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即前也。而王氏以為上二年，乃即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謂即二十六年，是誤解《索隱》原文也。又《索隱》引《紀年》亦自有例。如《晉世家索隱》引《紀年》，自出公以下諸公年數(shù)，皆列其與《史》異者以相勘。則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見其年數(shù)之同于《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誤混于《今本偽紀年》，遂致錯淆。又《索隱》引《紀年》列國國君年數(shù)，自魏君外，或據(jù)其始立之年數(shù)之。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紀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數(shù)，他國僅記君立，《索隱》循其立年數(shù)之，則與《史記》以改元計者相差一歲。后人不明此例，比論亦遂多歧。至其君卒歲，若以改元計，與始立計，亦每有一歲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誤者。亦有《索隱》本無其例，而后人為之曲說，如王氏《古本竹書輯校》謂《索隱》引《紀年》皆改夏正為周正，而細覈實無之。此又致誤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誤，首有賴于諸家之注，而注文復(fù)多誤，其事又可舉一例以為說者。史公記六國時事，多本《秦紀》。固已苦其不載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于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詳。《索隱》按《世本》《古史》，考得繆公名任好，以為之補。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系后人據(jù)《索隱》增入。）而其記秦列君年數(shù)尤多歧。《秦始皇本紀》后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索隱》謂其：“皆當(dāng)據(jù)《秦紀》為說。”又云：“其與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蓋史公亦自不能決，故取異說備列之也。”文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云：“《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并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紀索隱》引《始皇本紀》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歲。”然則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說：
一，《秦始皇本紀》原文，六百一十歲。
二，《正義》計《秦本紀》年數(shù)，五百七十六歲。
三，《正義》計《年表》，五百六十一歲。
四，《索隱》引《秦始皇本紀》，六百一十七歲。
今為細覈，《史記》記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數(shù)，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二歲。
二，《秦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七歲。
三，《年表》，則為五百七十一歲。
合之以上四條，凡得七說之異。梁氏《史記志疑》云；“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歲。《秦本紀》原文實誤，《索隱》、《正義》所說年數(shù)亦誤。此記是秦史官所錄，史公采以作《史記》者，何以誤端疊見？蓋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訛，非《秦記》之舊矣。”此《史》文多誤之一例也。惟以余論之，其多誤之故，實有不僅梁氏所謂“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訛”而已者。請仍據(jù)《秦始皇本紀》為說。紀云：“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按年二十一也。”
《史記》載始皇年極明備，可以無歧，然《集解》《正義》為說又自不同。且觀其相為校正，決非傳寫之乖訛也。《殿本考證》杭世駿釋之云：“徐廣云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當(dāng)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dāng)是壬寅。十三歲時，當(dāng)是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dāng)是乙卯。此處自當(dāng)以逾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為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說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別《集解》《正義》得失甚是。蓋其所以為計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關(guān)于傳寫之乖訛也。而其論獻公年則又有說者。考《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而《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兩說自不同。杭氏謂獻之末即孝之初，不拘逾年改元之例，其實非也。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弒，后君以篡逆得國，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統(tǒng)緒，則往往即以前君見殺之年，改稱篡立者之年，不復(fù)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時不多見，而戰(zhàn)國屢有之。若孝公則非篡立，獻公亦非被弒，何為亦當(dāng)年改元哉？據(jù)《秦紀》，獻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長改迎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諸淵。其事亦見不韋《春秋 當(dāng)賞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長改，《春秋》作菌改。）蓋獻公實弒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獻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于出公二年后始列獻公元年，則為元丁酉，當(dāng)?shù)枚辍！妒蓟时炯o》與《年表》同，徐廣亦本《年表》為說。杭氏不能詳辨，誤以徐廣本《年表》之說，推論《秦紀》二十四年之文，遂誤為孝公不逾年而改元也。
余又考《秦始皇本紀》載秦列君年數(shù)，與《秦本紀》異者凡五人：
一、悼公 《秦始皇本紀》十五年 《秦本紀》十四年 《年表》同《秦紀》
二、靈公 《秦始皇本紀》十年 《秦本紀》十三年 《年表》同《始皇本紀》
三、簡公 《秦始皇本紀》十五年 《秦本紀》十六年 《年表》同《始皇本紀》
四、獻公 《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 《秦本紀》二十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紀》
五、莊襄王 《秦始皇本紀》三年 《秦本紀》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紀》
而《年表》與《秦始皇本紀》同者，自靈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為說。
一 靈公
《秦始皇本紀》“肅靈公享國十年”，《索隱》云：“《紀年》及《系本》無肅字。（句）立十年，（讀）《表》同。（句）《紀》十二年。（句）”然今《秦紀》作靈公十三年，三說相歧。余考《秦紀》靈公前懷公為諸臣所圍，自殺。靈公承之，蓋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則于懷公四年見殺之明年，再書靈公元年，故為十年。今《秦紀》作十三年，《索隱》引《秦紀》作十二年，皆為十一年之字訛。
二 簡公
《秦始皇本紀》“簡公享國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紀》簡公十六年。余考簡公前承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簡公乃靈公季父，為懷公之子。靈公既承懷公之弒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簡公亦篡獻公之統(tǒng)，上溯其父懷公之緒，則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紀》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計之也。《秦紀》作十六年，本當(dāng)時不逾年而改元之變例計之也。
三 獻公
已具前論。惟《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下，《索隱》云：“《系本》稱元獻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今按：《索隱》此條，文義頗晦，而有誤字。其句讀當(dāng)如前引肅靈公條之例。
肅靈公 《索隱》：“《紀年》及《系本》無肅字。（句）立十年，（讀）《表》同。（句）《紀》十二年。（句）”
獻公 《索隱》：“《系本》稱元獻公。（句）立二十二年，（讀）《表》同。（句）《紀》二十四年。（句）”
均謂《秦始皇本紀》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與《年表》相同，而與《秦紀》則異也。至引《系本》及《紀年》，僅舉其無肅字有元字之異，并不與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語相涉。句讀之例既明，知獻公條《索隱》立二十二年，實立二十三年之誤。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紀》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則不辨句讀，不訂訛字，將又疑《世本》別有獻公二十三年一說矣。
四 莊襄王
《秦始皇本紀》“莊襄王享國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紀》莊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紀》莊襄王承孝文王后。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秦以十月為歲首，孝文王蓋以去年即位，以今年歲首除喪稱元，前后三日而卒。莊襄王處此變例，雖非弒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稱元，不復(fù)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虛一年之號，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紀》據(jù)當(dāng)時變禮實況計之，故為四年。《始皇紀》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則莊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亦復(fù)論及，其言曰：“《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為歲首。秦自昭襄以后，莊襄以前，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者。《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韓王衰绖來弔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后書孝文王除喪，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為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yīng)有十月，今于除喪后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余年，以為已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乙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今按閻氏此辨，精矣而未盡也。其謂秦自昭襄以下，莊襄以前，既首十月，則誠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逾兩年，則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喪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間，竣喪葬之事，孝文以歲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后不逾五月。若以歲首正月計，則尚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烏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親莊襄之父，雖不幸即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沒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逾年而改元，又不當(dāng)上侵昭襄畢世之歲。故以孝文繼體嗣位之?dāng)?shù)月，仍屬之于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謂孝文在位一年者，其實則自逾年改元，僅得三日之?dāng)?shù)。其子莊襄王若仍以逾年改元，則為壬子。而辛亥一歲，實亦莊襄享國之日。戰(zhàn)國季世，何嘗有所謂三年之喪？更亦何嘗有所謂三年喪畢而正踐祚之位之禮？三月而喪畢，逾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于秦者，尤不當(dāng)以東方儒生所唱古禮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無事可紀，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為循例虛美之詞。而莊襄王享國之期，實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為孝文之歲，故《秦紀》莊襄四年事，《年表》僅得三年。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紀》在三年，《表》在二年。王齮擊上黨，初置太原郡，及五國攻秦，《紀》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驁攻趙，定太原，《紀》在二年，《表》則無之。依上例推校，此當(dāng)書于莊襄之元年。而蒙驁取成皋，呂不韋取東周，《紀》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實應(yīng)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閻氏又下奪莊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則于《秦始皇本紀》及《年表》與《秦本紀》異同，皆無以通其說，此乃其考覈之未盡也。（又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乃秦人已以十月為歲首之證，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武安，正月兵罷，復(fù)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張文虎謂“自此年以后，復(fù)用夏正，故書其十月云云，遂不以為歲首。”今按張說誤。此年先書十月，卒又書十月，以《白起傳》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鄲，乃九月，則《秦紀》此年“其十月”實“其九月”之訛文也。又“四十九正月，益發(fā)卒佐陵。其十月將軍張?zhí)乒ノ骸Ｎ迨晔拢浒簿灼鹩凶铮瑸槭课椋w陰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張文虎謂“此年先書正月，后書其十月，文甚明白，為秦改復(fù)夏正之證。”然再校之《白起傳》：“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fā)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強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焉。于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自正月以下歷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適為五十年之十月，則其時秦仍以十月為歲首甚明。正月后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傳》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又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十月罪免，居三月賜死，正合《本紀》十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傳》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訛。據(jù)此推之，《秦紀》“四十九年其十月將軍張?zhí)乒ノ骸币徽Z必亦字誤，而張氏遽謂秦以其年復(fù)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詳也。）
綜上四君，《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年表》所記年數(shù)之差，皆可以不逾年而改元之一例為說。而史文及注，亦頗有訛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紀》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紀》作十五年，與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與《秦始皇本紀》同，與《秦本紀》異，此例獨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論矣。）亦無說以處，則當(dāng)為《始皇本紀》之字訛也。
凡上所論，足證史公博采，所據(jù)異本，未經(jīng)論定，以歸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實《史》固不誤。后來注家，未能為之發(fā)明，又間以傳鈔之誤，紛亂乃不可理。梁氏《志疑》僅以“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訛”之一事說之，固未當(dāng)于情實也。
又按《秦本紀》“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駿《考證》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dāng)?shù)盟氖拍辍！狈蚝际霞缺妗都狻贰ⅰ墩x》得失，而云當(dāng)以逾年改元計者為是，則始皇十三年而立，逾年十四歲改稱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屬一人之考證，又考證同一之事，先后一卷書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則史文記載年數(shù)之多誤，又不盡于傳寫之乖誤，與夫所以為計之不同，而人之不能盡其心，以輕心掉之，忽而多誤，又其一因矣。輾轉(zhuǎn)之忽，誤乃益滋。如亡羊于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于不反。此又后人考年之一難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失”，此言夫銖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將為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將為寸寸之不可校乎？曰：善用之則皆是也，不善用之則皆非也。夫古人之年，運而往矣。后之論者，曰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爭歷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爭歷二千年不能決。此何為者？故謂孔子年七十二與年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則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無以大逾乎昔之人，則孔子之年，終不可定，將以后息者為勝。謂生魯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謂生魯襄公二十一年亦無不可也。孔子或壽七十二，或壽七十三，孔子則既死矣，一歲之壽，于孔子何與？于后世亦何與？于考孔子之年者又無與也。何者？自一歲之爭以外，他無可以異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較之以寸之說也。非固不可校，不能較而必為之校焉，非闕疑之道，又且自陷于愚誣之嫌也。史公曰：“墨子與孔子同時，或曰在其后。”同時之與在其后，相差則既遠矣。其傳老子曰：“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百六十之與二百，相異則既甚矣。今之學(xué)者，為古人考年，率好為辜校之辭，曰某生至早在某歲，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歲，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孫可以為友矣。今易其辭，曰某生至晚在某歲，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歲，則友可以為父子祖孫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謹也。其實非毫釐也。考年者不精審熟察，不能確據(jù)史實，約略以推之，強古人以就我，則宜其有千里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運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則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將惟書冊是徵。而先秦古籍，傳者亦尠矣。記事莫備于《史記》。《史記》既多誤，而所載尤以諸子為略，名姓不一見者多有之，詳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家》之緟紕而迭繆，與夫老子之儻恍而難憑，孟、荀之闊略而不備，則既盡人疑之矣。子將較毫釐，衡銖寸，重定古人之年，則何籍以考于古？又何術(shù)以信于后耶？曰：此難矣，而實非難也。無方術(shù)以處之則難，有方術(shù)以處之則易。君不知夫樹木之有年輪乎？橫截一樹，而數(shù)其輪，可以得其年，不必尋其樹之始植者而證之也。此毫釐可謹之說也。又不知夫地層之有化石乎？推而論之，可以識萬紀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記載也。此丈石可量之說也。自孔子以往迄于秦，雖史文茫昧，地層之化石，樹木之年輪，尚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壽者，有可以推其交游出處之情節(jié)者。片言只字，冥心眇慮，曲證旁推，即地層之化石也，即樹木之年輪也。曰：何以信？曰：信于四達而無牾，一貫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慮之不精，又患其考證之不廣。先秦遺文，六國之際，于今可考者，可以縷指而計之，程年以盡之。考證之不廣，非難也。然后謹記其異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從違，必有當(dāng)者，可以確指，則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國之年既多誤，諸子事跡尤不備。塵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猶有待于今日之推尋者，則何歟？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時則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則亦無怪于其用心之不精，求證之不廣矣。夫《史記》之誤易見，舍《史記》而求是則難尋。《紀年》之佚文，散見于《集解》、《索隱》諸家之注，以及《水經(jīng)注》諸書者，其與《史記》異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單辭，知其異于《史》者，無以定其是。而《史》之異于《紀年》者，亦無以定其非。今《六國表》及諸《世家》，記事明備，一按可得。《紀年》遺佚散亂，荒晦難尋。學(xué)者既不以考年為重，好易惡難，習(xí)常疑怪，則亦誰為考覈詳定其是非者耶？夫判兩家之異同，貴乎參伍以為驗。求定《紀年》、《史記》之得失，不得不參伍以驗之于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諸子。掩目捕雀，宜其無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證之不廣，所以為論年之難，而其端在夫不知論年考世之重。此乃時緣之未至，非聰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為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捃逸，曰辨?zhèn)巍Ｈ耸轮辉敚握撈淠辏抗士寄暾弑叵葘嵤隆嵤掠凶C，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說也。為諸子考年者，當(dāng)先定《六國表》，而后有所依據(jù)，固也。其次莫大于為諸子捃逸。何言乎為諸子捃逸也？《史記》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莊、申、韓、孫、吳、孟、荀有列傳，其他則闕。墨子則曰“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jié)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得二十許字。許行、陳仲、惠施、魏牟之徒無其名者不可勝計。其略既如此，而略之中復(fù)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見于他書者，雖片鱗一爪，可以推尋而得其大體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諸子。夫諸子托古，其言黃帝、羲、農(nóng)，則信可疑矣。至于管仲、晏嬰相問答，莊周、魯哀相唯諾，寓言無實，亦有然者。至其述當(dāng)世之事，記近古之變，目所睹，身所歷，無意于托古，無取于寓言。率口而出，隨心而道，片言只語，轉(zhuǎn)多可珍。故吳起有涇水之戰(zhàn)，此韓非、劉向之文也，而《史記》無其事。余拾其墜，以定吳起仕魏之年。公孫龍有空雒之對，此不韋《春秋》之說也，而戰(zhàn)國無其地。余訂其訛，以證公孫來趙之歲。荀卿之見燕噲，韓非言之。兒說之事宋王，《呂覽》記之。余循之為推，可以說名家之傳，可以次孟、荀之世。考《莊》《列》魏牟、公孫龍，發(fā)中山之秘史。據(jù)《荀》《韓》楚莊王、莊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呂覽》許犯證《孟子》許行之師承，采《韓非》田仲補《孟子》陳仲之論議。推季梁以定楊朱之生卒，傳匡章以闡孟軻之游蹤，本《呂覽》白圭、惠施應(yīng)對，定兩人在梁之先后，據(jù)《鹽鐵論 論儒》，證稷下諸賢之聚散。即以諸子之書，還考諸子之事。為之羅往跡，推年歲，參伍以求，錯綜以觀，萬縷千緒，絲絲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尋指。夫而后滯者決而散者綜，紛者理而闇者睹。先秦學(xué)人往事，猶可考見，無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為諸子辨?zhèn)我玻糠蛑T子往跡行事，雖散見于諸子之書，然而多有其誤者焉，又多有其偽者焉。偽誤之不辨，而捃摭諸子之遺聞佚記以騁博而馳說，是治亂絲而益棼也。蓋嘗論之：有偽其人者，有偽其世者，有偽其年者，有偽其事者，有偽其地者，有偽其書者，有偽其說者，有偽之于多方者。偽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則不足以考其年。將一一而辨之，則辨?zhèn)沃聼o竟，而考年之書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偽其人？吳有孫武子，偽其人也。何言乎偽其世？尉繚見梁惠王，偽其世也。何言乎偽其年？孟子游梁，當(dāng)惠王之三十五年，此偽其年也。何言乎偽其事？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于老子，此偽其事也。何言乎偽其地？孔子畏匡，公孫龍對空雒，此偽其地也。何言乎偽其書？列御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偽其書也。何言乎偽其說？孔子老而系《易》，孔門《六經(jīng)》有傳統(tǒng)，此偽其說也。何言乎偽之于多方？凡偽其人者，必偽其事焉，偽其時焉，偽其書焉，偽其說焉，而后可以掩其人之偽。偽其事，偽其時，偽其書，偽其說者，亦然。非偽之于多方，則其偽不立。諸子之偽不勝辨，其不能盡著于篇者，將別為書以發(fā)之，此不能備也。
夫言有定于此而后可以見于彼者，亦有定于彼，而后可以見于此者，此相與為功，有待而成之說也。為諸子考年者，有待于捃逸，為諸子捃逸者，又有待于辨?zhèn)巍Ｈ欢鎮(zhèn)无芤葜Γ嘤写诳寄暄伞７虮亍兑紫怠窙Q非孔子作，而后孔子無系《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無系《易》之年，而后無商瞿傳《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zé)o商瞿傳《易》之人，而后孔門無《六經(jīng)》傳統(tǒng)之說之辨可定。反而言之，以《六經(jīng)》傳統(tǒng)之可疑，而疑及于商瞿之傳《易》。以商瞿傳《易》之可疑，而疑及于孔子之系《易》焉。其事如循環(huán)之無端也。夫孔子系《易》之年，與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經(jīng)師先后授受之年，則信可疑矣。然則商瞿、梁鳣年長無子之逸記可以滅，《系辭》《十傳》之為偽書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于捃逸辨?zhèn)握咭病?BR>
且捃逸辨?zhèn)慰寄曛啻杂谐桑涫掠胁槐M于此者。蓋事有非逸，而無異于已逸。語有不偽，而有甚于本偽。則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訛。及其既訛，遂轉(zhuǎn)以為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請據(jù)《孟子》以為說。夫《孟子》七篇，盡人所誦，歷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則非逸也。其語亦非偽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為孟子考年者，類以《史記》繩《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誤。即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真是也。然后孟書之非逸者，無異于逸。孟書之不偽者，轉(zhuǎn)致于偽。人異其說，而皆無當(dāng)于是焉。余以《紀年》校《史記》，知齊、梁世系之誤，重定齊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齊，當(dāng)齊威王時，游梁，見惠王、襄王，返齊，見宣王。以此求之，則匡章不孝，孟子與游之事，情節(jié)復(fù)顯。余又以《史記 魯世家》與《六國表》互覈，知魯《表》之誤，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魯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后樂克進辭，臧倉沮見之事，理勢乃符。凡此皆學(xué)人之所研慮，先儒之所極論，縱橫反覆，紛紜莫定，一朝發(fā)難，云破天朗。其事則同，而所以說其事者不同。此非捃逸也，而有似于捃逸。非辨?zhèn)我玻蓄惡醣鎮(zhèn)巍Ｉw亦與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后世之積訛襲非，有足為考年系世之障者，又豈僅于時君世系之錯亂，諸子往跡之晦沉而已耶？蓋自劉、班著錄，判為九流，平章學(xué)術(shù)，分別淵源，其說相沿，亦幾二千載于茲矣。習(xí)非成是，積信為主，則亦莫之疑而難以辨也。曰百家原于道，則老聃之年無以破。曰申、韓本于老，則吳起、李克之統(tǒng)無以立。不知農(nóng)之原于墨，則我許行即許犯之說不足信。不知法之導(dǎo)于儒，則我商鞅本魏學(xué)，李、韓乃荀術(shù)之論不能成。非破碎陳說，融會以求，則我魏文西河、齊威、宣稷下諸賢之考皆無以通其意。吾嘗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潛精于諸子之故籍，游神于百家之散記，而深疑夫舊說之有誤，而習(xí)見之不可以為定也。積疑有年，一朝開豁，而后知先秦學(xué)術(shù)，惟儒、墨兩派。墨啟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諸家，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啟于墨。農(nóng)家為墨、道作介，陰陽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說又名之別派。而諸家之學(xué)，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達。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qū)為論。反覆顛倒，縱橫雜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萬變紛紜而不失其宗。然后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實，并世學(xué)者師友交游之淵源，與夫帝王賢豪號召羅致之盛衰興替，而風(fēng)會之變，潮流之趨，如合符節(jié)，如對契印。證之實者有以融之虛，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后自信吾說而確乎其不自惑也。夫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馀，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勝也。夫為學(xué)有積有統(tǒng)，積說多端，整統(tǒng)未建，此非能積之優(yōu)也。余之此書，定列國之世系，考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蓋考據(jù)之幽微，為學(xué)者之畏途，有使人讀而生厭，不終卷而廢者。然而陳說未破，則己旨不立，積緒無多，則整統(tǒng)不富，徬徨瞻顧，雖曰未能，竊有志于是焉。
嘗試論之，晚周、先秦之際，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為一變。徐州相王，五國繼之，為再變。齊、秦分帝，逮乎一統(tǒng)，為三變。此言夫其世局也。學(xué)術(shù)之盛衰，不能不歸于時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為一起，轉(zhuǎn)而之于齊威、宣稷下為再起，散而之于秦、趙，平原養(yǎng)賢，不韋招客為三起。此言夫其學(xué)風(fēng)也。書分四卷，首卷盡于孔門，相宰之祿，懸為士志，故史之記，流為儒業(yè)，則先秦學(xué)術(shù)之萌茁期也。次卷當(dāng)三家分晉，田氏篡齊，起墨子，終吳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養(yǎng)士之風(fēng)初開，游談之習(xí)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樞紐，此先秦學(xué)術(shù)之醞釀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濱之文運踵起。學(xué)者盛于齊、魏，祿勢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業(yè)，有湻于、田駢之優(yōu)游，有孟軻、宋鈃之歷駕，有張儀、犀首之縱橫，有許、陳之抗節(jié)，有莊周之高隱，風(fēng)發(fā)云涌，得時而駕，乃先秦學(xué)術(shù)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韋、韓、李。稷下既散，公子養(yǎng)客，時君之祿，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遠裔之邦。趙、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爛漫之馀，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于斬伐。荀卿為之倡，韓非為之應(yīng)。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頡頏，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并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之為之，則先秦學(xué)術(shù)之歸宿期也。四卷之書，因事名題，因題成篇，自為起迄，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少，積緒繁，而統(tǒng)綜絀。此則體勢所限，有不獲已。至于發(fā)揮引伸，極論學(xué)術(shù)，將有俟于《通論》，非此之得詳矣。
且著書成學(xué)，不徒有其外緣，而又不能不自止于限極焉。吾書之成，其為之緣者則既論之矣，至于其限極，亦有可得而略陳者。蓋首卷考訂孔子行事，前賢論者已詳，折衷取舍，擇善而從，其為己說者最尠。至于次卷，墨子、吳起之世，史文荒失。于此不理，則荊棘未斬，取途無從。而欲加辟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難覓。蓽路籃褸，艱苦惟倍。凡所論列，雖已疎闊，而史料既滅，文獻不足，則亦無以為增。至于三卷，如理亂絲，異說紛呈，諸端并列，條貫則難，尋證則富。四卷諸篇，以當(dāng)時諸子著書，往跡頗詳，親歷轉(zhuǎn)略。秦廷焚坑，學(xué)術(shù)中絕。而《汲冢紀年》亦盡于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記》，無可互勘。如春申、不韋之死，荀卿之老，鄒衍之游，皆有可疑，無以詳說。其他亦幽晦。較之墨翟、吳起之世則顯，較之惠施、孟軻之世則略。此亦史料所限，無可為力者也。若夫見聞之未周，思慮之未詳，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盡，進而教之，期乎方聞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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