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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太平天國史卷一 序論
一開宗明義的說明
歷史科學的根本任務之一，是要正確說明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就首先要向讀者說明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太平天國歷史的動力這一大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一]。太平天國革命的動力是人民群眾，太平天國的歷史是由人民群眾所創(chuàng)造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和英雄們乃是在當時的歷史的轉折時期、在急劇轉變社會沖突的時代、在革命戰(zhàn)爭當中從人民群眾裹面成長起來和鍛煉出來的杰出的代表人物。當然，我們必須肯定太平天國那些領導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國革命當中所起的個人作用，他們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歷史斗爭的前列，組織了千千萬萬人民群眾，領導著人民群眾把歷史向前推進。但是，創(chuàng)造太平天國歷史的動力，究竟還是人民。
太平天國的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還有與農民血肉相連的傭工、手藝勞動者、水手、陸路運輸夫、礦工以及走江湖的人們等等[一]。翻開一部太平天國歷史，就可以看見到處都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出來的。
首先，金田起義，就是人民群眾發(fā)動起來。那時候，洪秀全在廣西桂平、武宣、貴縣、平南、藤縣、象州、陸川、博白和廣東信宜這幾個州縣星羅棋布的農村裹面進行革命活動，一人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從者具（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日聚日多，於是拜上帝會群眾與地主階級壁壘分明，金田、白沙、花洲、陸川、博白等地的農民群眾在劇烈的階級斗爭中，都圍聚起來向地主階級展開斗爭，就掀起金田起義。金田起義的群眾，都是最貧苦的純樸的農民，他們成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骨干。
在廣西山區(qū)艱苦奮斗時期，都是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同心同力同向前」[一]，沖破封鎖，進到桂林。
在向長沙進軍途中，在廣西全州蓑衣渡出不意遭到截擊，水路都給敵人用木樁釘塞，沖不過去，受了挫折，不得不放棄從湘水直下長沙的作戰(zhàn)計劃，改走陸路。但是，自入永州境，人民群眾就風起云涌地加入，實力得到補充，并且擴大，一到道州，勢遂復振[二]。於是遂得重整旗鼓，向長沙挺進。這是太平天國軍事發(fā)展上有決定性的大事。關於這一次在湘南加入太平天國的人民群眾，計道州、江華、永明有二萬人，郴州有二、三萬人，茶陵州也有幾千人，合共為五萬多人[三]。要知道這一個人數對當時太平天國革命發(fā)展的重大，不可不先知道太平軍在北出湖南前進攻桂林時的兵力。據清朝廣西巡撫鄒鳴鶴奏太平軍圍攻桂林時約共五、六千人。鄒鳴鶴的數字，是根據太平天國公開宣布和他所派的偵探的報告得來[一]，大體是可信的。而在湘南加入的人民群眾就有五萬多人，可是這次湘南人民群眾的加入，對當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所起的作用的重大。由於這一次湘南擴軍，給其后東下長江，席卷江南，以至北伐、西征，在軍事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撤長沙圍后，西到益陽，得幾千船戶加入，水路運輸得到船戶群眾大力支援，遂順流而下，出洞庭湖，到岳州，下湖北，使革命形勢得到飛躍的發(fā)展[二]。當時清朝湖北巡撫常大淳親去岳州督辦防堵，他沉大船載巨石塞了洞庭湖口之后，回到武昌來，就「侈然自得，以為片帆不能飛渡矣」。據他估計，他經營塞湖口，「經月尚未竣工」，太平軍要打通湖口，「亦非竟月不可」，等到太平軍到洞庭湖口的時候，他還有足夠的時間來調兵作戰(zhàn)。他卻料想不到，太平軍到洞庭湖口，幾萬人民群眾一呼而起，大力幫助，「去沉船一日而通」，就唾手而克岳州，水陸長驅直下武昌[一]。
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寫道：「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yè)，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二]。這就是說，革命形勢越發(fā)展，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群眾自覺地和積極地參加到這個事業(yè)中來。太平軍北出湖南后正是這樣。汪士鐸以狂呔革命的口吻記太平軍從廣西北出后事說：「過嶺則首招道州、桂陽、郴州之奸民，至長沙則湘東之奸民皆從之，至武昌則湖北之奸民皆從之」[三]。到大軍下江南時，就發(fā)展到五十萬的革命隊伍[四]。於是以人民群眾無敵的力量，由「鹽船水手數萬人」「為前驅」[一]，在癸好三年正月初七日，從武昌水陸東下，展開閃電般的掃蕩，十六日克九江，二十二日克安慶，二月初二日，直搗南京，圍攻十日，就把當時世界上第一座大名城一舉而攻下，在這里建立與地主統(tǒng)治階級的政權相對峙的農民政權的首都天京。計從金田起義到這時候，還不過兩年三個月，就建立了如此豐功偉業(yè)，這正是毛澤東指出的：「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二]。
在北伐西征中，都是得到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的。其中如北方人民群眾導引北伐軍從洛河渡過天險的黃河，瓦解清軍的防河戰(zhàn)略，冒著生命的危險，偷過清軍的封鎖，到處踴躍供應糧食。南方人民群眾獻清朝官員犒師，到處截殺曾國藩求救的信使，使曾國藩坐困南昌，斷絕消息等等，都是極可歌可舞的事跡。北伐西征就是倚靠人民群眾這樣的大力支持，才寫下輝煌的史篇。
在天京事變的時候，韋昌輝奪取大權，向革命發(fā)動瘋狂的進攻。當時天京處在反革命恐怖統(tǒng)治中，太平天國政權，已經到了顛覆的邊沿。這是一場決定革命輿反革命誰死誰活的大決斗。人民群眾就奮然起來，「各眾內外，并合朝同心」，把韋昌輝誅殺[一]，保衛(wèi)了革命政權，保衛(wèi)了太平天國。
在石達開把太平天國的軍隊帶跑，走上分裂路線之后，使太平天國陷到危殆的境地。據曾國藩的估計，在丁巳七年冬天，江南大營就有攻破天京的可能。到戊午八年六、七月間，太平天國的形勢更加窮蹙，曾國藩滿以為天京就可以攻下[二]。可笑反革命的算盤打錯了。當時人民群眾就在這個時候發(fā)揮了決定的作用。在江西方面，人民群眾踴躍「蓄發(fā)助戰(zhàn)」，「每戰(zhàn)動盈數萬人」[三]。在安徽方面，成十萬人參軍，增加了兵員，補充了實力[四]。
於是取得了浦口之役和三河之役兩次大勝利，使危殆的局面得以扭轉，從而穩(wěn)定了后半期的戰(zhàn)局，就是由於人民群眾的力量所決定的。
辛酉十一年夏，進軍武昌之役，南路軍得到湖北興國、大冶、鄂城、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起義人民群眾三十萬加入軍隊[一]。這一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后來進軍浙江和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新生力量。這一年侍王李世賢從安徽向浙江進軍，平定浙東，也是由於馀姚佃農十八局和諸暨蓮蓬黨等人民群眾組織四起響應，爭先攻城摧敵所取得的[二]。
在反侵略方面，同樣是由人民群眾的力量所決定。首先要指出，太平天國反侵略是發(fā)揚光大鴉片戰(zhàn)爭人民群眾的戰(zhàn)斗精神的。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英國侵略者乘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戰(zhàn)事失敗，安慶陷落的形勢，幻想用利誘、威脅的手段向太平天國提出幫助打倒清朝平分中國的談判。太平天國拒絕了它[三]。英國侵略者由於這件陰謀，見不得天日，他們在陰謀失敗之后，就進行公開的挑釁，向太平天國提出四項強橫的要求。太平天國逐項駁斥，向英國侵略者宣告說：「我全國官兵上自諸王，下至兵士，勢必憤怒，不準此類協(xié)定繼續(xù)施行」[一]。在照會發(fā)出后，立即展開偉大的反侵略戰(zhàn)爭，阻止了英國侵略者把中國變?yōu)橹趁竦氐膬纯衿髨D，顯示出中國人民無比強大的反侵略的力量。
當天京失陷，太平天國的中央政權被傾覆了，反革命大頭子曾國藩正在叫囂什么「蕩平」「僭偽」，什么「蔚成中興之業(yè)」[二]的時候，在淮河地區(qū)的「蒙、亳之眾」[三]，奮然起來，群集在遵王賴文光的旗下，霹靂一聲，就以雷霆萬鈞的威力，進行「戰(zhàn)無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復國於指日」[四]，使敵人軍覆將死驚懾失措的英勇機智的戰(zhàn)斗。
到太平天國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一日，留在陜西保安縣的英勇將士們在老巖窯壯烈犧牲后，太平天國的紀元告終了，但是，中國人民群眾依然是堅持著偉大的革命斗爭。他們在太平天國開辟出的革命前進的路上，把歷史賽跑的熊熊火炬移到一個新的接力的起點。
不言而喻，人民群眾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動力，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決定力量。所以那位為太平天國效勞的洋兄弟英國人呤唎（A.F.LindIey）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當中，「人民的風起云涌」所創(chuàng)造的宏偉力量，至驚嘆為[確是件不可思議的事]，而論「其范圍之廣，數量之大，在現代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一]。
列位讀者，請記取這一章開宗明義的說明，然后才請讀本書。現在，先請看看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
二 金田起義的前夜
震驚一世的太平天國革命，於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宣布起義[二]。
金田起義的前夜，正是鴉片戰(zhàn)爭后十年。當時全國各地，到處孕育著革命的種子。英國的鴉片，腐蝕了清朝的統(tǒng)治，英國的大炮，也驚醒了中國廣大人民。中國社會正在起著空前未有的大變化，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xiāng)村，全部都動蕩起來。起義的農民，已經在南中國的廣西點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燒遍了全廣西。
要明了金田起義前夜的情況，必須知道當時的和歷史的背景。
太平天國革命的時代，正處在西方資本主義向東方進行侵略，并到處激起反抗的時代。封建的中國，在一八四○年鴉片戰(zhàn)爭中，開始被卷入西方資本主義的漩渦里面。正當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剛剛侵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民掀起了驚天動地的太平天國大起義。
在太平天國革命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尖銳化，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以前。原來清初經過明末農民大起義和入關后的戰(zhàn)爭，社會經濟在遭受嚴重破壞之后，到十七世紀末葉已經逐漸恢復起來。利用社會經濟生活比較安定，地主階級貪婪無厭地進行積累財富，於是出現了土地兼并的現象和商業(yè)與高利貸發(fā)達的現象。
早在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有一個湖南郴州塾師曾靜寫給川陜總督岳鐘琪的信里，就已經指出當時「土田盡為富戶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的現象[一]。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內閣學士方苞約計當時地主與自耕農所占田畝的比率說：「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馀者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翼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二]。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奏稱：「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三]。到嘉慶、道光間，土地兼并更激烈，以金田村為例，全村水田約七百五十畝，本村韋、謝兩姓地主各占有約一百畝，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畝，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畝，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四]。地租一般是佃農收獲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地主階級還從政治上給佃農以壓逼。有一塊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江蘇淮安府山陽縣地主階級通過清統(tǒng)治者批準以立法手續(xù)建立的鎮(zhèn)壓佃農的石碑，制定五條鎮(zhèn)壓佃農的規(guī)條：第一條，凡佃農因繳不起苛重的田租，被迫喝鹵汁、吃毒物、上吊自縊而死，地主則誣害為「意存吞吸（沒）」、「坑陷業(yè)戶」，規(guī)定將佃農「照依架命圖賴，從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第二條，凡佃農因負債，其佃種的田被債主準折借款強奪去，或把收成強奪去，地主則誣害為「私將承種業(yè)戶田畝盜賣、盜典」，或「擅將業(yè)戶租稻歸償債欠」，把佃農治以「侵盜、侵吞之罪，仍押將租數完全，退田出莊」，剝奪了佃農的租種權。第三條，凡佃農遇到大荒年，在本鄉(xiāng)活不下去，不得不全家離鄉(xiāng)外出求食，地主則誣害為「拐去業(yè)戶租籽，泥門脫逃」，「巖飭鄉(xiāng)地保人根交」，把佃農追回，「照依拐騙，將稻作銀，計贓科罪」。第四條，凡因地主指使佃農於旱年蓄水以灌己田，或大水年頭放水淹及鄰田等糾紛，引起地主與地主之間打官司的時候，地主則翻臉不認賬，誣陷受佃農「播弄」，把佃農照依「唆訟」律例治罪。第五條，凡佃農交租，必須顆顆圓寶，不得有半粒泥土。否則地主就誣為「摻癟拌土掗交」；佃農有時交不起全租，逼得拿出僅有的物件來作抵，就誣為「全以破物掗抵」；如果地主家是寡婦、幼子，地主更加誣為「更多藐玩」。一經呈控，官府就派出如虎如狼的差役前來勒迫佃農「退田」，「押逐出莊」，并且還要「照例枷杖示懲」。這五條規(guī)條，碑上聲明，是據自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由兩序論江總督制定的江南徵租規(guī)條來定的[一]。可見并不是一時一地的，而是長期以來各地普遍的。地主壓迫佃農的慘毒，叫人發(fā)指！
商業(yè)和高利貸者也在雍正、乾隆年間趨於發(fā)達，當時的江寧、蘇州、揚州、杭州、武昌、廣州都是有名的商業(yè)中心。乾隆時人錢維城指出當時「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權，歲入或數萬金」。又說「今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二]。清高宗弘歷論山西富戶也說：「百十萬家貲者不一而足」[三]。這就使得地主階級利用商業(yè)和高利貸更加緊剝削農民，使農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里，大批農民失地流亡。
在地主階級激烈的兼并和慘重的剝削下，地主階級吸盡農民的血汗，拼命享樂。如北京米商祝氏，宛平商人查氏、盛氏，都甲第連云，畫棟雕梁，至千馀間，園亭瓌麗，游十日未盡[四]。懷柔大地主郝氏，弘歷曾駐蹕其家。他招待弘歷，「一日之餐，費至十馀萬」[五]。當時南京供「富商大賈、薦紳達官」享樂的場所，園亭則「山樓水榭之勝甲於天下」，歌樓舞院則「乘華炫麗，十步相望」，笙歌「入云」，「夜以繼晝」[一]。地主階級過的是「席富厚，樂驕逸，詼調舞歌，窮圓林亭沼倡優(yōu)巧匠」[二]的淫逸靡爛生活。而被兼并被剝削的農民，卻過著豐年啼饑寒，兇歲填溝壑的悲慘生活！這樣，在十八世紀中葉后，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就愈來愈尖銳。
清代到乾隆初年，社會上發(fā)生了人口與田畝比例失調的大問題，反映這一個問題最顯著的現象是米價騰貴。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清高宗弘歷因全國各地連年米貴，他經過「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乃傳諭各省督撫，實意體察，據實陳奏。他接到覆奏后，曾采用核減采買倉谷、特免米豆稅等政策都無效。到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從因絲價昂貴，禁止出洋后，仍未見價平一事，才理解到「蓋由於生齒日繁，物介不得不貴」[三]。再遇十年（一七七二年），他對米貴的原因，終於作出：「生齒日繁，則用物廣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的結論[四]。考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全國田畝七○八、一一四、二八八畝，人口一八三、六七八、二五九口，每人平均畝數為三，八六畝[一]。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全國田畝七四一、四四九、五五○畝，人口二○八、○九五、七九六口，每人平均畝數為三.五六畝[二]。據當時人洪亮吉計算，生人須有農田四畝，才能維持生活[三]。在乾隆初年，每人所得的平均畝數，已經不夠維持那時候人口的生活，由於人多糧食不夠供應，民以米價就騰貴起來。到清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全國田畝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畝，人口三六一、七六一、四三一口，每人平均畝數為二.一九畝[四]。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全國田畝因天災沖塌、拋荒減為七四二、○○○、○○○畝，而人口又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口，每人平均畝數祇得一·八六畝[五]。人口與田畝的比例失調益甚，民生也越發(fā)艱難。在當日，既沒有現代化的工業(yè)，以招收廣大的制造工人，又沒有新興的大都市，以容納大量的店員和運輸工人，而移民殖邊的政策，清政府不但不舉行，反把東三省、蒙古、臺灣都封鎖起來，用嚴刑竣法禁止?jié)h人前往墾種。我國勞動人民，從來以蔑視困難，艱苦奮斗，聞名全世的。自乾隆以后，山東農民則冒犯法禁偷移東三省和蒙古，福建、廣東沿海農民則冒犯法禁偷移臺灣，到道光年間，閩、粵人移居臺灣的已有二百五十馀萬[一]。他們宣泄了一部份人口，也給建設東北和臺灣立了功勛。全國農民則大力培植新農作物。當時有兩種新農作物玉蜀黍和甘薯，在明代隆慶、萬歷（一五六七——一六一九年）間傳入福建，已經兩百年，甘薯廣東還有傳種，玉蜀黍卻只在福建一隅有栽種。到這時候，經過農民大力廣為培栽，立即傳播到全國去，在道光年間，玉蜀黍且成為山多田少的云南、貴州等省份的主要糧食。貴州詩人鄭珍玉蜀黍歌有句道：「只今彌望滿山谷，長梢巨干平坡陀。……滇、黔山多不遍稻，此豐民樂否即瘥」[二]。他們的努力，給全國增加了大量糧食。但是，這些奮斗，只能解決一部份問題。許多沒有田耕的農民，便只好從平原進入山區(qū)，去做「斬山布種」[一]的生活。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蘇叫他們?yōu)椤概锩瘛梗瑥V東叫他們?yōu)椤稿济瘛梗敃r廣西、云南、貴州、四川、陜西、湖北等省山區(qū)地方無不有這種墾山的人。以東王楊秀清為首的金田起義骨干平在山[二]燒炭者，便是這種無田耕種的墾山貧農。李秀成一家，也是「種山」的貧農。天情道理書記東王楊秀清說：「至貧者莫如東王，至苦者亦莫如東王，生長深山之中，……困厄難堪」。李秀成自述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難」。他們都在生活的重壓下掙扎著。更多的人們，連可以墾種的山地都找不到，在家鄉(xiāng)再活不下去了，只得喊出「在家做饑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聲[三]，沖向他州外縣去，分投找尋生活的道路，為生存而斗爭。清朝反動記載所說的什么「流氓」、「乞丐」、「鹽梟」、「私鑄」、「盜賊」等等，就是從他們而來的。馬克思論當時中國，曾經指出：「在這個國家，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一]。在嘉慶、道光時代，成為社會大問題，沉重地打擊著清朝的統(tǒng)治。
在政治方面，清朝統(tǒng)治者厲行民族壓迫政策，唆使各民族互相敵對和仇殺，利用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來維持其反動統(tǒng)治。同時，又十分兇暴貪殘。時人容閎論太平天國革命原因指出：清政府「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美其名曰餽遺，黃金累累，無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飽其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為能事，于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二]。天地會萬大洪起義布告痛斥清統(tǒng)治者說：「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富貴者縱惡不究，貧窮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發(fā)指」！太平天國討清布告說：「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又說「暴虐我黎庶，殘害我生靈；」肆銅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掃地。農工作苦，歲受其殃；商賈通往，關徵其稅。四海傷心，中原怒目」！全國人民受盡了壓迫，只有起來推翻它。也正是這個政府，到嘉慶以后，卻由于因循怠玩、隳發(fā)疲敝[三]，對全部國家機器，已到了無能推動，奄奄一息的地步。
正在這個時候，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加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英國侵略者有計劃地大量輸入鴉片。為保護鴉片貿易，并打開中國的門戶，英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用武力訂立南京條約，奪得五大商港的自由貿易權。鴉片戰(zhàn)爭的結果，腐蝕清朝的統(tǒng)治，促使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也驚醒了中國人民。
在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償付賠款共二千一百萬元。這筆賠款，都是用白銀支付，使白銀從中國外流。那時候，千百艘英國輪船載滿鴉片開到中國來。以香港做中心，南起廣東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為鴉片船巡回出沒的地方。上海和廣州是兩個最大的鴉片輸入口岸。黃埔（后移到珠江口的金星門）、汕頭、廈門、泉州、福州、寧波、吳淞、天津、金州經常停泊著囤聚鴉片的叫做「浮動堡壘」的躉船。這些船舶—輪船、快艇和躉船，都是全副武裝的，用武力強行走私。鴉片的輸入，飛躍地增加。在鴉片戰(zhàn)爭前五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每年輸入平均額為三四、七〇二箱，到一八四七年，便增到四〇、二五箱，一八四九年，更增到五三、七五箱[一]。每年換取約在二、三千萬元之間的白銀[二]。這樣，鴉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銀瀉洪似地外流，其結果，就造成中國銀價高漲，錢價暴跌的大風暴。
清代敝制，雖是銀錢并用的雙本位制度，而社會上卻以用錢為主，如地丁錢糧的輸納，市面的交易，工資的支付，都以錢折銀計算。銀錢價值比例，法定是錢一千換銀一兩。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北京銀錢市場銀一兩換錢將近二千文，外省各地銀一兩換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清政府錢糧徵收銀兩，以錢折銀，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定價每兩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二]，后一再增加到二千八、九百文[三]。所以當時完納錢糧，「較之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常以兩年之糧完一年之糧，較之乾隆、嘉慶（一七三六—一八二〇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糧完一年之糧」[四]。這就是說，由于銀貴錢賤使自耕農和小土地所有者的負擔加重了三倍。他們受不了「吏役四出，書夜追比，鞭撲滿堂，血肉狼籍」的誅求[五]，只得出買他們的土地，許多自耕農和小土地所有者都破了產。山東章丘縣孟家地主，在鴉片戰(zhàn)爭前一百二十年間，前后七次買進的土地只有四十六畝多，而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先后十五次共買進一百九十六畝多[一]。于是社會分化和土地集中向著急劇方向發(fā)展，而抗糧抗租的斗爭，就在各省蓬勃地開展起來[二]。在銀貴錢賤風暴的打擊下，廣大雇農和都市雇庸勞動者的工資也在迅速下降著。當時有人指出：「銀每兩值錢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兩錢，庸值歲不過十千。流亡之眾，逋負之多，實由于此」[三]。這一場銀貴錢賤的大風暴橫掃了全中國，地震般撼動了清朝的統(tǒng)治。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鴉片戰(zhàn)爭給中國的影響說：「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稅金不能入庫，國家瀕于破產，大批居民赤貧如洗，這些居民開始憤懣激怒，進行反抗」[四]，正是此時事。
鴉片戰(zhàn)爭后，五口通商，東南地區(qū)的交通運輸業(yè)工人急劇地慘重地遭到了失業(yè)。鴉片戰(zhàn)爭前，廣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貨經兩條大路，一路起廣州經大庾嶺沿贛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廣州經南風嶺達湘潭。據容閎親到湘潭調查，「勞動工人肩貨往來于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一]。兩路運輸、護商、旅店、商販等業(yè)及依附為生的人數當不下百萬。商業(yè)中心移到上海后，廣東、湖南、江西驟增百萬失業(yè)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產茶業(yè)，鴉片戰(zhàn)爭前，由陸路運至廣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業(yè)就由廈門或福州出口，舊路上的依靠挑茶為生的運輸工人也都失業(yè)了。東南沿海一帶，原有許多本國商船往來各埠，自五口開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擠，「大半歇業(yè)，前之受雇于該商者，多以衣食無資，流而為匪」[二]。他們要求生活，就必須反抗舊秩序，腐朽的社會是經不住這個沖擊的。
隨著五口的開放，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將棉紗、棉布向中國傾銷。一八二〇年，英國運到中國的棉紗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達到六百二十一萬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〇年，英國運到中國的棉布是六十萬碼，一八四五年達到一億一千二百萬碼，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國對中國的棉布輸出僅次于英國。中國市場容納了美國出口棉布總量的三分之一，成為美國棉布最重要的國外市場[四]。洋紗洋布涌進中國，嚴重地打擊了中國東南的棉紡織手工業(yè)。當時，中國手工紡織業(yè)最發(fā)達的江蘇松江、太倉一帶，由於「洋布盛行，價當梭布，而寬則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現「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生計路絀」的蕭條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與土布，棄置絕問津」的境地[二]。在廈門，洋布洋紗「充積於廈口」，「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帶出產的土布，原來暢銷臺灣和東北地區(qū)，也因洋布的競爭而銷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閩海關的官員就把這一情況向道光皇帝奏報，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四]。這就破環(huán)了中國東南地區(qū)的社會經濟，把大批手工業(yè)工人，拋進了游民失業(yè)者的隊伍。
在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的時候，地主階級改革家龔自珍就已經大聲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時，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經過鴉片戰(zhàn)爭，清廷調兵遣將，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簽訂辱國喪權的條約。在人民方面，廣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卻立刻把英國侵略軍包圍起來，清朝統(tǒng)治者不但「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三]。清朝的腐朽，徹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認識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鴉片戰(zhàn)爭后在廣州遣撤的壯勇，就進入當時清朝統(tǒng)治力量薄弱的廣西去在天地會領導下發(fā)動起義。
與些同時，清政府的黑暗統(tǒng)治，造成了人禍和天災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都連續(xù)遭到嚴重的水旱災害。廣西地區(qū)也是水、旱、蝗災連年不斷。其中一八四九年，長江六省大水災為百年所未見，估計直接受災的當有三千萬人[一]，尤為嚴重。一八五一年，黃河在江蘇豐北三堡決口也很嚴重。今據道光東華錄所記統(tǒng)計，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〇年，只由疆吏奏報被災的州縣數，其匿災不報的不在內，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個州縣[二]。人禍、天災，使人民陷于失業(yè)破產，饑餓死亡。到處是「饑民遍野」[一]，「餓殍載道」[二]。饑民們只有起來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國就在這時候，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為「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義，揭開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三 前期飛躍發(fā)展的革命形勢
鴉片戰(zhàn)爭后一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六月，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在廣東花縣的一個農村書塾中，創(chuàng)立發(fā)動革命的工具上帝教。第二年初夏，洪秀全和他最親密的朋友馮云山入廣西進行革命活動。馮云山深入桂平縣紫荊山組織了拜上帝會。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就在紫荊山區(qū)內的平在山建立拜上帝會的總機關。
拜上帝會宣傳上帝為「天下凡間大共之父」[四]，人人是「天生天養(yǎng)」[五]；「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一]人人都平等。凡拜上帝之后，「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二]，「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三]。與上帝對立的是害人的閻羅妖頭，所有菩薩偶像，都是「閻羅妖之妖徒鬼卒」[四]，凡供奉閻羅妖和菩薩偶像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也都是「妖」[五]，都是「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六]。拜上帝會到處搗毀廟宇菩薩，教人只聽上帝命令，「不從清朝法律」[七]，很巧妙地披著宗教外衣，從宗教信仰掀起宗教斗爭，立即從宗教斗爭轉化為政治斗爭。
拜上帝會以桂平紫荊山區(qū)為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陸川以至廣東信宜，在這幾個州縣星羅棋布的農村里面，迅速發(fā)展。他們「一人傳十，以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數縣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數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一]。當時拜上帝會與地主階級壁壘分明，「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和（夥），團練與團練一和（夥）各爭自氣，各逞自強」[二]，斗爭越來越激烈。
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十月初一日，拜上帝會在金田團營，與地主階級團練展開武裝斗爭。十一月底，打敗來攻的清軍。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就在金田宣布起義，在長空上飄揚起「太平」的旗幟。
金田方起義，清朝欽差大臣李星沅就看出太平軍有遠大的理想，有堅強的組織，有昂揚的斗志，與天地會起義軍迥然不同。他認為「誠腹心大患」[三]，決定集中全力先打太平軍，由廣西提督向榮指揮。向榮是當時清朝第一員久經戰(zhàn)陣的大將，特地調任廣西提督來抗拒起義軍的。清咸豐元年正月十八日，兩軍在大湟江口牛排嶺大戰(zhàn)，太平軍把清軍打敗，隨即乘虛北出武宣縣。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東鄉(xiāng)即天王位，正號太平天國，以本年為太平天國辛開元年，立幼王，建軍師，設百官，蓄發(fā)易服，號召四方。
四月，太平軍從武宣進到象州中坪。清軍趕來堵御。太平軍被阻不得北進，又缺鹽糧，六月，折回紫荊山。時清廷改派親信大臣大學士賽尚阿為欽差大臣到了廣西，他定下封鎖的戰(zhàn)略，要把太平軍困死在紫荊山內。太平軍在多病傷，又缺鹽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大無畏的革命斗志，「歡喜踴躍，同心同力同向前」，于八月十六夜，突圍東走平南，粉碎了清軍的封鎖。向榮率軍來追，在平南官村一敗涂地，逃入平南城。太平軍就向北急進，克服了永安州。清軍四百圍困，又企圖把太平軍困死在這個山城里面。清軍的封鎖是嚴密的，內久不通，困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二月時，連「斤兩之火藥」都沒有了[一]。但無畏的太平軍，于三月初三夜，終于打破包圍，向東突圍出，大敗追兵，進圍桂林。太平軍從此好比「虎兕出于柙」，敵人再不可能把它封鎖在山區(qū)內了。
四月十五夜，撤桂林圍，傳檄全國，北出經全州，南王馮云山中炮犧牲。五月初二日，從全州乘船指向長沙。敵人先釘塞蓑衣渡口，船阻不得過，就焚燒船只輜重，從湘水東岸進永州。阻水，折而南，初九日，克道州。七月初七日，離道州東進，十四日，克郴州。道州、郴州一帶群眾加入的約五萬人。太平軍在湘南擴軍休整，并廣籌軍資。
八月，進軍長沙。西王蕭朝貴中炮犧牲。十月二十七夜，撤長沙圍，渡湘水西岸北進。當時在長沙城中抗拒太平軍的湖南巡撫駱秉章追述這一役說：「河西原有官兵萬馀，向軍門亦在焉，不能堵賊北竄，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長沙辦賊，城內及城外，東河西河，兵勇共六、七萬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撫，三提督，總兵十一、二員，在城外者兩總督，不能滅賊，以致北竄，亦一恨事」[一]。清朝宰相、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等文武大臣的畏葸無能，綠營軍隊的腐朽，駱秉章在這段短短的回憶中，已經暴露無遺。太平軍從此一帆風順，出洞庭，入長江，下江南，清軍再沒有阻擋的能力了。
太平軍既渡湘水，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二十日，克漢陽。十二月初九日，克武昌。太平軍在武昌歡度新年。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大軍分水陸兩路下江南。二月初二日，進圍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分軍攻克鎮(zhèn)江、揚州。計自金田起義到這時候，祇兩年三個月，就席卷長江，截斷了清朝的漕運，控制了中國的心臟地區(qū)。革命形勢在飛躍地發(fā)展。
在攻克南京后，建立首都問題擺在太平天國領導者的面前。這一個決定革命前途的決策，要他們立刻作出決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張建都河南的，在長沙北出時，已采取過要到常德經鄂北出河南的行動。只因到益陽忽得民船數千，才改作順流而下。到這時候，洪秀全主張分軍鎮(zhèn)守江南，大軍向河南挺進，取河南建都。這一個主張，不論是在戰(zhàn)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針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確的。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論河南說：「河南所稱四戰(zhàn)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一]。當時太平天國的革命形勢尤其如此。因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國之存在必待清朝滅亡后始可得人承認。清室存亡當視北京之能守與否為斷」[二]。而太平天國要攻克北京，就必須先取河南，建立臨時的首都。這樣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敵人首都的大門口，隔著黃河遙遙對峙，擺開進攻的形勢，然后用全力向北京進攻，大軍渡河，有了一個鞏固的大后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于不敗之地，而根據當時雙方形勢判斷，北京又是斷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慮這問題時，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國擁有一萬多艘船只，滿載數不盡的輜重，進入了資源豐富，龍蟠虎踞，號稱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國歷史，知道南京「局促于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yè)」[一]。歷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據的皇朝，結果沒有不遭滅亡的。所以他不從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來看問題，而從革命的根本大計來著眼，提出分軍鎮(zhèn)守江南，大軍取河南建都的主張。可是，楊秀清卻采取了老水手的建議，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國興亡史上，鑄成了大錯。
天京既建，立即出師北伐、西征。北伐軍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從揚州出發(fā)，命大將林鳳祥、李開芳等率領，經安徽、于五月攻下河南歸德府。打算從歸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劉家口渡黃河，取道山東進攻北京。到劉家口，敵人采防河戰(zhàn)略，把渡船燒光，無船過渡。繞道到河南鞏縣，從洛河偷渡黃河。過黃河后，在懷慶府休整。七月，西入山西，打算從西面攻北京，被阻，折回河南，從武安突入直隸。九月，前鋒迫近保定。又被阻，從深州乘虛而東，改從東面攻北京。時值天津地區(qū)大水，到達北京東南的靜海，淹沒道路，無法行進。清軍立刻結集在楊村，以阻北進。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糧盡，退到阜城，再退守東光連鎮(zhèn)，等候增兵。四月，天京援軍到達山東，攻克臨清州。李開芳帶騎兵去迎接，到高唐州，知援軍已潰敗，乃入守高唐州，于是北伐軍分為兩地。林鳳祥堅守連鎮(zhèn)，到乙榮五年（一八五五年）正月，糧盡陷落。李開芳從高唐州退守馮官屯，也在這年四月給敵人用水淹陷。北伐軍以孤軍遠征，縱橫數省，迫近北京，奉命堅守，等候增兵，合取北京血戰(zhàn)兩年，全軍覆敗，壯烈犧牲。
孤軍北伐，是楊秀清在建都問題鑄成大錯之后，又一次大錯誤，楊秀清既定都南京，就應該用全力來先平定東南，然后北伐，還不失為中策，卻孤軍北伐，竟出下策。北伐軍出發(fā)時祇二萬二千五百人，到靜海時，也不過四萬人。由于兵力單薄，故四月出發(fā)，五月就過黃河，在懷慶府竟停留了三個月，不能北進，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圖從西面進攻北京。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隸，前鋒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東，改從東面進攻北京。北伐軍之所以采取避實擊虛、忽東忽西的戰(zhàn)略，就是因為兵力太單薄的緣故。到靜海后，清軍以重兵結集楊村，就不能再前進了。也就由于孤軍深入，與后方隔絕，無法運輸糧食。行軍無糧食，必敗之道。北伐軍過臨淮關后，就已經感到「糧料甚難」[一]。過黃河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熱烈供應，維持了一個時期。到屯軍靜海、獨流時，就因為沒有大村莊供給，糧盡不得不退卻，以致于全軍覆沒。
從中國戰(zhàn)史看來，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議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搗北京的建議，認為「懸軍深入，饋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離，拔潼關而守之，扼其門檻，天下形勢人我掌握，然后進兵元都」。他動員兵力二十五萬人，照他的計劃平定了中原[一]。朱元璋的戰(zhàn)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說的「致人不致于人」。在元末北方政權已呈解體的時候，朱元璋還不能直搗北京，要先立于不敗之地，并且還要用到二十五萬人的大兵力。而楊秀清在清朝政令還統(tǒng)一，政權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況下，卻要以二萬二千五百人北伐，還取北京，怎能免于敗亡。
林鳳祥、李開芳是太平天國的開國英雄，兩員最杰出的大將，從廣西打到南京，都由他們打先鋒，名城重鎮(zhèn)都是他們先登。由他們領導的北伐軍，是太平天國最基本、最精銳的軍隊。在建都天京后，這一支軍隊，應該用來做西征的主力。那么，湘潭之役，由他們去擔任，就斷不會全軍覆敗。而曾國藩先已在靖港潰敗，投水自殺，被救起來躲在長沙南門外高峰寺，地主官僚紛紛向他攻擊。他羞憤極了，又幾次要自殺[二]。假如湘潭據點得鞏固，剛剛組織起來的曾國藩湘軍在內外夾攻、四面楚歌中一定會被消滅掉。當劉麗川小刀會在上海起義時，也不至于派不出軍隊去支援。楊秀清不這樣做，卻派他們去孤軍北伐，全部喪亡，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李秀成說的天朝十誤，其中第一、二、三條錯誤，就都是指孤軍北伐說的，論為「誤國之首」[一]。
太平天國孤軍北伐遭到覆敗，但西征卻取得輝煌的勝利。西征軍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從天京出發(fā)。八月，圍南昌不下，撤兵出長江，分軍為二：一路回安慶取廬州，一路入九江，取武昌。
回安慶的軍隊，于這年十二月克復廬州，安徽歸入版圖的二十七州縣。于是除舊布新，安徽人民熱烈擁護，太平天國就在安徽得到了最鞏固的政治和經漳的基礎。
西取武昌的軍隊，于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圍武昌，分軍進攻湖南。三月，到岳州，與曾國藩反革命湘軍遭遇，一戰(zhàn)把它打敗，追到距長沙六十里的靖港，分一軍趨湘潭，以困長沙。曾國藩派兵去救湘潭，自己親帶水陸軍來攻靖港。靖港軍迎頭痛擊，曾國藩軍潰，投水自殺，部下把他救起，逃歸長沙。而湘潭太平軍由一個在軍事上無能的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統(tǒng)率，三日三敗，全軍覆沒。靖港軍勢孤，向岳州撤退。五月，再克武昌。
湘潭覆沒，是金田起義以來第一次大敗，是使初組織起來的曾國藩湘軍得到囂張猖獗，于是連陷岳州、武昌，十月，遂直犯到九江、湖口。天王急命石達開前來指揮。乙榮五年（一八五五年），石達開用計在九江打垮湘軍水師。曾國藩又投水自殺，黨羽把他救起，逃走南昌。太平軍乘勝西上，正月，克復漢陽，二月，三克武昌。
這年九月，湘軍水陸三路來犯武昌，天王再命石達開督師。時九江仍有湘軍陸軍圍攻。十月，石達開從湖北通城進入江西，以攻敵所必救。江西八個府城，五十多個州縣，都望風歸附。當時在廣東起義進入江西的天地會隊伍也都加入，太平天國又增加了宏大的兵力。曾國藩困守南昌，正好似鱉在甕中一樣，果然先撤九江圍軍回救，接著又撤攻武昌東路軍回救。于是囂張猖獗盛極一時的曾國藩湘軍水陸師，到這時候完全處在被動，太平天國掌握著主動權把敵人控制著。
由于西征勝利，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就在江西抽調兵力回來，打垮清朝欽差大臣向榮札在天京東門孝陵衛(wèi)的江南大營[一]，向榮潰逃丹陽，自縊而亡。
當這時候，長江千里，上自武、漢，下至鎮(zhèn)江，都歸太平天國版圖。新克州縣，人民爭先歸附。「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二]。曾國藩反革命湘軍所到地方「無土人為之向道，無米鹽可供買辦」[一]。人民痛恨清朝統(tǒng)治者，而歡欣鼓舞地擁護革命政權。三年西征的結果，已取得了東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從全國范圍來說，自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飛躍地勝利發(fā)展，大大推動鼓舞全國人民的反清斗爭。在太平天國革命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下，全國各地各族人民群眾紛紛起義，反對清朝反動統(tǒng)治，革命怒潮風起云涌，如火如荼。其中聲勢浩大的，計有：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黃德美領導小刀會（天地會支派）在福建海澄縣起義。八月，劉麗川領導小刀會在上海起義。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五月，陳開領導三合會（天地會別名）在廣東佛山起義。九月朱洪英等領導天地會克廣西灌陽。乙榮五年（一八五五年）夏，張秀眉領導苗民在貴州臺拱廳起義。秋，張洛行領導捻黨在安徽毫州雉河集起義。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九月，杜文秀領導回民在云南大理起義。此外，聲勢較小的是數不盡的。他們與太平軍有的取得了聯(lián)系，有的遙相呼應，以太平天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高潮。太平天國革命達到了鼎盛時期。
四 反封建反侵略的綱領和政策
太平天國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農民為反對封建剝削者與封建壓迫者，為爭取自身的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改變而進行革命戰(zhàn)爭，是史不絕書的。在這一方面，太平天國革命是與在它以前的農民戰(zhàn)爭相同的。但是，太平天國起義是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危險敵人。因此，太平天國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除了如同歷史上的農民戰(zhàn)爭那樣擔負起反封建的任務之外，而為了保衛(wèi)中華民族的利益與光榮。還要擔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新任務。
太平天國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戰(zhàn)爭當中，頒布了它的革命綱領和政策，根據了它的革命綱領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去進行革命。
太平天國反封建是先以反滿的姿態(tài)出現的，辛開元年和壬子二年間頒布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救一切天生天養(yǎng)中國人民諭三道伐暴救民的起義檄文，便是以反滿為號召的。歷史上向來是這樣：「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郡眾的態(tài)度反對唯一的統(tǒng)治階級」[一]。到了建都天京，就頒布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民革命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從反滿的民族革命大步躍進了反封建的社會革命[一]。
天朝田畝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根據新的原則，從新平分土地，徹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種一切財產公有制。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美好前景。太平天國在宣布天朝田畝制度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糧到了形勢緊迫的地步，無法解決，不得不采取「照舊交糧納稅」政策以求取得糧食來救急，因而暫時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國對凡被稱「妖」的官僚和反抗革命的地主以及寺廟、祠堂等的田產，一概沒收。而在暫行的「照舊交糧納稅」政策下，對歸順的地主是準許收租的，但有敢格規(guī)定，必須先讓田登記（即報明田數、墟名、花戶存案），然后準領憑收租，而租額必須受限制，必須重新評定。金田起義，追求平等、平均二千年的中國農民起來了，他們當太平軍前來解放的時候，就把地主的田契、收租簿、借卷，官府的糧冊等等都燒光，不肯再受地主階級剝削，向地主交租了。地主明知領憑后還是收不得租的，卻要負擔納糧，所以不肯登記領憑。這是一般情況，只有在蛻化變質分子、投降的清朝將弁和鉆入革命陣營的惡霸匪幫盤距的地方，地主才能收租。太平天國根據這個革命形勢，掌握天朝田畝制度的精神，順應農民要求土地的愿望，先采取「著佃交糧」政策，向農民收糧。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再進一步采取向農民頒發(fā)田憑（土地證）措施，以保護農民對耕種的土地所有權，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yōu)檗r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天朝田畝的頒布和根據它的精神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效果，滲透了千千萬萬農民的心，鼓舞了千千萬萬農民反對清朝封建統(tǒng)治，反對地主階級的革命熱情，在革命斗爭中成為無限力量的源泉。因此，當太平軍沒有到來之前，農民們企望太平軍來解放他們，都「有奚為我后之談」[一]。聞太平軍要來了，他們就歡天喜地踴躍起來響應[二]。到太平軍來了，「郡縣所經，如行時雨。旌旗所指，了解倒懸」[三]，給農民們解除了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他們有衣有食，感受到革命所給予的幸福，「之死靡他」，效忠於太平天國[一]。太平天國的基礎，就建立在這一個廣大農民擁護革命、參加革命的事實上。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的原則下，曾實行過圣庫制度。圣庫制度是從金田起義時就實行的。當時處在水深火熱饑寒交迫的農民，看見太平天國施行這個「有飯同食、有衣同穿」的制度，就都踴躍地奔集到義旗下來。到建都天京后，設立天朝圣庫，總管全國公有財產，統(tǒng)籌軍民生活。一切徵收繳獲的金銀錢糧，以及私人財產，商賈資本，都歸圣庫，不得個人私有。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領俸餉，生活供給大體平均。天京人民也完全和官員士兵一樣，全部生活，包括醫(yī)藥、兒童教育（娃崽館）、養(yǎng)老院（老人館），全由圣庫供給。當時外國人評論這一種制度為「共同生活的實現」[二]。有一個到天京訪問的外國人，在他寫的天京見聞錄中也說：「人人一衣一食，統(tǒng)由公庫供給。所有財物皆入公庫」[三]。這是太平天國進行的一次重大的社會改革。它體現了這場偉大農民革命的空前深入，表現了革命農民的高度智慧和創(chuàng)造精神。
在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下，又實行過手工業(yè)國營的「諸匠營」和「百工衙」制度。這種制度，是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廢除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以工業(yè)國營的形式，代替了手工業(yè)工人個體生產的現象，由國家集中各種工人，按技術分別設立營或衙，從事有組織的集體的生產，其性質已近於手工工廠，比手工業(yè)提高一步。諸匠營和百工衙在天京實行，是同圣庫制度相輔而行的，這樣有組織地集中生產，對各項手工業(yè)采取統(tǒng)一管理、經營的方式，在那時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設施。
天朝天畝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鄉(xiāng)官制度，是根據周禮的理想社會組織而創(chuàng)制的基層政權。規(guī)定設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鄉(xiāng)官。軍帥統(tǒng)五個師帥，師帥統(tǒng)五個旅帥，旅帥統(tǒng)五個卒長，卒長統(tǒng)四個兩司馬。兩司馬管二十五家，卒長管一百家，旅帥管五百家，師帥管二千五百家，軍帥管一萬二千五百家。連軍帥至兩司馬官員六百五十六家在內，一軍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弄法二，典錢款二，典入二，典出二，都是一正一副，以師帥、旅帥兼任。而管二十五家的兩司馬，是一個最基本的單位，相當於村。在這里，設國庫一，婚娶、彌月、喪事，都照定額由國庫供給，鰥、寡、孤、獨、廢疾也由國庫供給養(yǎng)；設禮拜堂一，每日教育兒童和禮拜日講道理；并處理爭訟、賞罰和保舉等事。鄉(xiāng)官由推舉產生，凡五家舉一伍長，二十五家舉一兩司馬，一百家舉一卒長，五百家舉一旅帥，二千五百家舉一師帥，一萬二千五百家舉一軍帥。這個制度是中國近代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chuàng)舉，對鞏固革命政權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對婦女解放也有三項重要的規(guī)定：第一，是經濟上婦女與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尚（上）受田」；第二，是社會上婦女與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第三，廢除封建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實行男女自主的婚姻。太平天國的婦女，在金田起義時，就編為女營，與男子并肓肩作戰(zhàn)，「起義破關千百萬，直到天京最英雄」[一]。他們「當腰橫長刀，窄袖短衣服，騎馬能怒馳，黃巾赤其足」[二]。他們「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三]。到天京后，他們當牌刀手（衝鋒隊），擔任保衛(wèi)天京的任務。守衛(wèi)鎮(zhèn)江的任務，大半也都由女軍擔當。癸好三年十一月，救揚州之役，是太平天國戰(zhàn)史上一場惡戰(zhàn)，步步為營，血戰(zhàn)而前，直透重圍，才把揚州全城軍民救回天京，也調女軍參加。太平天國女軍，這樣的勇敢無畏地走上戰(zhàn)場，她們的英姿奮發(fā)，是曾經震動一世的。太平天國在建都天京后，頒布解放婦女纏足令。「一日萬家纏足放」，掃除對中國婦女肢體將近千年的毒害，使被圈在深閨裹面的婦女得走向社會。當日天京婦女組織起來，有的做刺繡、織錦、收麥、割稻等生產工作，有的做運米、負煤等運輸工作，有的做建造宮殿府衙的建筑工作，有的做開溝、濬濠、修筑營壘等軍事工程。太平天國婦女，那樣橫刀怒馬縱橫戰(zhàn)場，那樣成千成萬的行列參加各種生產，遠遠超過當時自夸為文明社會的歐、美婦女，即侵略者也不得不認為「洵世界得未曾見之奇觀，即人類的幻想亦未能形狀其偉大」[一]。太平天國對婦女所作出的這種業(yè)績，是近代中國人民革命的光榮史績之一。
在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后六年頒布的資政新篇上，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輪船、鐵路，興辦工廠，開采礦藏，獎勵技術發(fā)明等等。太平天國要吸收「外邦技藝」，把中國建設成「兵強國富」，「為東洋之冠冕」，與西洋列強「并雄」。
太平天國在文化戰(zhàn)線上也展開戰(zhàn)斗，在永安州時，就首先頒行以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節(jié)氣為造歷原理的天歷，在政治上否定封建皇朝的正朔，在科學上反對中國古來行使的陰陽混合歷，并對今后世界歷法改革上，具有現實的意義，表現了中國農民階級敢於創(chuàng)造新生事物的志氣。到建都天京時，又進行文體改革，提倡「純以俗語」、「明白曉暢」的文體，「文以紀實」的文學，反對「古典之言」，浮文巧言的封建文學。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確定了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方向，這也給后來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學開了先河。
在這里，還應該說說太平天國的反孔運動，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一],對鬼神持懷疑態(tài)度。他的學生子路問他關于鬼神的問題，他回答說：「未能事人，焉能不鬼？」子路又問關于死后的問題，他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二]？他又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三]。他認為迷信鬼神就是不智，就是愚。他生病，子路請祈禱，他問：「有諸？」子路答說：「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只。」他說：「丘之禱外矣」[四]，不肯。他積極地肯定人生，認為人應注意於現實生活，不應該注意於所謂「彼岸」。孔子這種無神論的觀點，對中國后來無神論思想的發(fā)展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都起了很大的影響。洪物全熟讀儒家書，洞悉中國歷史，深知要創(chuàng)立上帝教，樹立「獨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權威，也就是要樹立洪秀全這個上帝之子的獨一無二的地上權威，就必須打倒孔子。早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他創(chuàng)立拜上帝會的時候，就立即把書塾里的孔子牌位打倒。到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中旬，蕭朝貴假托天兄下凡，就宣布孔子「教導人之書，雖亦有合真道，但差錯甚多，到太平時一概要焚燒矣」[一]。在同進編的太平天日一書中，又編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記洪秀全上天時，見天父上帝「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多錯在什么地方呢？這個故事接著記述，上帝譴責孔子說：「爾因何這樣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識朕，爾聲名反大過於朕乎？」天兄基督也譴責孔子說：「爾造也這樣書教人，，連朕胞弟（爾綱案指洪秀全）亦被爾書教壞了！」多錯的地方，就在於孔子不信鬼神（「致凡人不識朕」），就在於讀書人都受了孔子的影響，孔子成為封建社會的「至圣」，而不是所謂「合真道」的地方（即洪秀全在幼學詩中所宣傳的封建倫常道德）。洪秀全為什么要反孔，為什么要焚燒儒家書，太平天日已尼明白地宣布了出來。這個故事，最后記上帝審判孔子后，命天使捆綁他，鞭撻他。孔子跪下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撻，永不準他下凡。在當時，拜上帝會所宣傳的上帝，正是爭取解放的革命農民的化身。這個故事，宣傳上帝對孔子的審判和鞭撻，就是革命農民對這種作為中國封建制度的理論基礎、為地主階段用來統(tǒng)治農民的精神武器的孔子學說，對這一座給封建統(tǒng)治奉為「至圣」的孔子偶像的批判和聲討，在積極準備武裝起義的時候，起著動員群眾參加革命、鼓舞革命斗志的巨大作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八月，克服湖南郴州，就焚燒孔廟，毀孔子木主，把廟中排列的孔子門徒「十哲」的牌位畫都掃除。凡克服的地方，孔廟有像的搗毀像，立木主的搗毀木主，把中國封建社會的「至圣」踏在地下。孔廟有的改為軍火貯藏所，有的改為馬廐。南京孔廟改為宰夫衙（管理屠宰牲畜單位）。在急行軍中經過的州縣，則采取緊急措施，把燒孔廟與開監(jiān)獄、毀衙門同時進行。除燒孔廟外，又焚燒儒家書。封建統(tǒng)治者極力提倡尊孔讀經，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以維持它的統(tǒng)治。太平天國在廣西永安州時，就鞭撻孔子像，把儒家書丟到糞坑里去，反革命分子咒詛洪秀全為秦始皇[一]。到建都天京后，立刻更采取嚴厲的措施，宣布四書、五經為「妖書」（反革命的書），「畫行焚除」，「不準買賣藏讀」。在法律上定：「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凡搜到孔、孟書就焚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記天京焚燒孔、孟書的情況道：「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畫日燒」[二]。又有一個反革命分子記道：「孔、孟於爾亦何病，搜得藏書論爾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一]。太平天國掀起了一場群眾性反孔大運動。正當天京反孔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之后，東王楊秀清出來阻止。他假托天父下凡宣布：「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二]。洪秀全不處不服從，把焚燒儒家書改為刪改。這些刪改過的四書、五經於癸好三年間曾一度印過。但洪秀全深知儒家書與他的上帝教是牴觸的，不論如何刪改，都是改不了的，不愿給士子閱讀，而他受著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既沒有能力對儒家書進行批判，更不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學說取而代之，只好在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頒布的士階級條例里作了「真圣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各項，待鐫頒后再行誦讀」的聲明，以緩和士子的反抗。總之，洪秀全反孔的主觀意圖，本來是為的是要通過樹立「獨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權威，來樹立他自己這個稱為上帝之子下凡「作主救人」的獨一無二的地上權威，并非為反封建起見。但是，其客觀效果，卻收到了直使曾國藩驚呼嚎叫：「舉中國數千年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蓋，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年痛哭于九原」[一]的地步，把封建社會的「至圣」孔子這尊偶像打倒了。
總之，太平天國革命，頒布了它的反封建的綱領，建立了它的新制度，施行了它的新政策，對「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二]進行了革命的掃盪，猛烈地擊破了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秩序，搖動了它的基礎。太平天國所提出革命綱領、制度和思想，也成為后日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
太平天國在對外政策方面，早在金田起義之前，洪秀全就曾明確地提出；世界各國之間應當「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yè)，而不分割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三]。這說明儘管由於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使太平天國領導者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還缺乏深刻的、本質認識，但他們主張國與國之間友好相處、反對殖民侵略和民族壓迫，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互通有無等革命原則卻是十分鮮明的。太平天國依據這些原則，在對外關系上采取了獨立自主、反對侵略的外交政策，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在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國公使先后到天京訪問，要挾太平天國承認他們與清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并以如不承認就要動起干戈相威脅。太平天國堅決拒絕接受外國侵略者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指斥侵略者販賣鴉片的罪行，并告誡他們不要幫助清政府，向他們莊嚴宣布對外政策：「萬國皆通商」，「害人之物為禁」，「通商者務要凜遵天令」，「準到鎮(zhèn)江焦山下，聽守鎮(zhèn)江大員辦理」[一]。太平天國對於擅自闖進境內的外國兵艦，立即開炮射擊，對於走私貿易的商船加以制裁。太平天國這一堅定的對外政策，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嚴的革命精神。
在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冬天，英國侵略者在清政府方面已經取得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之后，預備大規(guī)模干涉太平天國革命之前，還用利誘、威協(xié)的手段，要挾太平天國答應與它平分中國，幫助打倒清朝，否則采取行動。太平天國赫然震怒，立即進軍上海，傳檄外國侵略者，倘敢「與我?guī)熆箶常瑒t是飛蛾捕火，自取滅亡」[二]！
太平天國對外國的關系，是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上海是中國的領土，太平天國一定要收復上海，而外國侵略者竟敢抗拒太平天國收復上海，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太平天國就絲毫不動搖地采取了偉大的中國人民在這種場合所唯一可能而且必須采取的辦法向侵略者進行堅決的攻擊。這就是太平天國的反侵略的決策。
在反侵略戰(zhàn)爭中，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受到了太平天國軍隊的重大打擊。李秀成自述原稿說：「那時洋鬼并不敢與我見仗，戰(zhàn)其即敗」。李鴻章報告清政府說：「嘉城復失，逆焰大張，西兵為賊眾所懾，從此不敢出擊賊」[一]。左宗棠復曾國藩信說：「青浦、嘉定二處，發(fā)逆麕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面去之，真情畢露」[二]。當時太平天國的英雄們，以雷霆萬鈞的威力，把外國侵略者打得一敗再敗，以至於戰(zhàn)則即敗，不敢見仗，顯示出中國人民無比堅強的反侵略的力量，在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歷史上留輝煌的業(yè)績。
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就如此英勇無畏地擔負起他們反封建反侵略的雙重任務，在革命進行中，頒布了他們的綱領和政策，堅持著他們的綱領和政策，與中外敵人戰(zhàn)斗到底。
五 太平天國興亡的分水嶺—天京事變
太平天國革命，從飛躍的勝利發(fā)展，變?yōu)樗〉妮o捩點，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的天京事變。
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隊伍里面存在著兩類矛盾，一類是農民領袖之間的內部矛盾，另一類是農民領袖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里面的階級異已分子之間的矛盾。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是屬於農民的內部矛盾，而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矛盾，則是農民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里面的地主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實際就是當時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革命內產中的反映。天京事變，就是這兩類矛盾在太平天國革命隊伍里面發(fā)展的結果。
隱藏在太平天國革命隊伍里面的階級異分子的代表是韋昌輝。韋昌輝家是個暴發(fā)戶，有錢無勢，為強宗豪右所疾視，常受欺凌，被排於當地的地主集團??猓蚨ㄏ蚋錈痘氚萆系芻幔渭恿斕技擰Ｋ幻嫖弊岸蘊焱醯鬧野捅氨升}齪的逢迎，使洪秀全認為他是「愛兄之心誠」[一]，而取得信任。一面?zhèn)窝b圣楊秀清絕對服從、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恐懼和奴才一般的諂媚，使楊秀清更加「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二]，解除了對他的戒備。他又利用石達開、秦日綱、陳承瑢對楊秀清的積怒，暗中結夥共同圖謀楊秀清。韋昌輝就是這樣用陰柔奸險的手段藏藏躲躲地進行他的勾當。他打算殺了楊秀清，奪取玉平天國政權。在天京事變前一年，曾國藩的情報機關就已經預料到這場變亂不外就爆發(fā)。
洪秀全和楊秀清的矛盾，要追溯到楊秀清在平在山假托天父下凡取得凌駕於洪秀全之上的時候。金田起義后，太平天國建國采取軍師負責制，擁戴洪秀全即天王位，為國家元首，臨朝不理政，封楊秀清為正軍師，總理國務，實權由楊秀清執(zhí)掌。但是，洪秀全的天王儘管徒存虛名，卻依然擁有至高無上的君主的尊嚴。而楊秀清的正軍師儘管執(zhí)掌太平天國的實權，卻還是臣，他朝見天王時，還要站在陛下，他所決定的政事，還要在形式上奏請?zhí)焱跞≈肌＿@對於這個日益滋長著農民消極方面的狹隘性和私有性的缺點，而又受著封建思想深重影響的楊秀清說來，在建國初期，洪秀全的威信最高，他的威信未立，到建都天京以后情況不同了，他的威信日益上升，掩蓋了洪秀全，他就不再肯居於洪秀生之下了，同時，又壓不住對君主寶座的覬覦的欲望，最終便爆發(fā)了篡奪君位的斗爭。由於楊秀清要篡奪君主寶座，他利用天父降托的權力，挾制了和打擊了天王。他對領導核心除豫王胡以晄長期帶兵出征不在天京外，所有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燕王秦日綱三個都打擊遍了，他又把主持朝政的重要人物與國侯陳承瑢、衙國侯黃玉崑也都打擊了。在楊秀清這種奪橫霸道、唯我獨尊的情況下，農民內部矛盾就掩蓋了階級矛盾。而在韋昌輝的偽裝下，不但是把楊、韋矛盾看作農民領袖之間的矛盾，并且，把他看作為效忠於天王。這樣，韋昌輝才得進行他的陰謀鬼計，階級矛盾才得掩蔽在農民內部矛盾之中，通過農民內部矛盾的爆發(fā)而爆發(fā)。天京事變之所以錯綜、曲折、複雜，其原因就在於此。
太平天國丙辰六年五月，在攻破威協(xié)天京安全駐扎在東門外孝陵衛(wèi)的清朝江南大營取得大勝利后，楊秀清假托天下凡，強迫洪秀全答應他稱萬歲，天京事變的序幕揭開了。太平天國的政體雖然包涵有農民民主的一面，也保留有封建的另一面，承認了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一]。中國自東漢后，「萬歲」為君主至尊專稱，「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二]。天王洪秀全稱萬歲為君，正軍師楊秀清稱九千歲為臣[一]。楊秀清以臣迫君稱萬歲，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再從太平天國的倫常道德來論，作為兒童教育讀本的幼學詩上，就以「君道」與「臣道」來教育兒童。以楊秀清名義頒布的太平救世歌也同樣以「出仕事君，……臣道須存」教人。在那部為宣揚楊秀清忠君而頒行的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里，還特地把楊秀清向天王啟奏說「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的話，向軍民進行廣泛的教育。農民對君權的觀念，本來受了幾千年來封建思想的影響，又再上太平天國的教育，軍民群眾自然是反對「君臣不別，東欲專尊」[二]的了。這正是太平天國全體臣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斷不可混淆，正是他們共同的倫常道德。至於從洪秀全自己來說吧，他雖然在教養(yǎng)的解釋上，有楊秀清和他「俱是良民之主」的說法，但在君位上，他卻宣稱他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穌圣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三]。他於金田起義后兩個多月，辛開元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國建國，即天王位那天，就同時照君主制，立他的兒子洪天貴為幼主，作為他的君位承繼人。他曾經用宗教的說法向外國人宣布他立幼主的目的說「朕立幼主繼耶穌，雙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穌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統(tǒng)書」[一]，要他一家「父子公孫坐天朝」[二]，一統(tǒng)江山萬萬年，他對楊秀清稱萬歲，斷不是甘心情愿的。因此，楊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發(fā)展到主個地步，已經到了尖銳的頂點。但是，洪秀全為著革命前途打算，還再加忍讓，答應了楊秀清的要求。
楊秀清這一種違背太平天國政體觸犯群怒的篡奪行為，卻正是反革命分子革韋昌輝求之不行的好機會。於是他去慫涌天王洪秀全下詔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肯。他又與石達開密議殺楊秀清。陰還未得逞，他和石達開都給楊秀清派遣出征。
到七月，當時被楊秀清引為心腹的佐天侯（由興國侯改封）陳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說楊秀清要殺他而奪其位。洪秀全急下詔召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在武昌督師的石達開和在丹陽督師的秦日綱歸誅楊秀清。
韋昌輝比石達開離天京近，先接詔，趕急帶兵歸，與秦日綱會合，在陳承瑢接應下，乘夜入天京，包圍東王府，殺了楊秀清。於是掩蔽的階級矛盾就通過農民內部矛盾的爆發(fā)而爆發(fā)了。
韋昌輝既殺楊秀清，就逞出地主階級窮兇極惡的獸性，用詭計屠殺東王府所屬部隊，奪取大權。於是肆行大規(guī)模的屠殺，向革命瘋狂進功，要把革命政權顛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開一場生死的決戰(zhàn)。石達開聞變，從武昌趕回京，要止亂。他當面斥責韋昌輝。韋昌輝又要殺他。石達開弔城走到安慶，起兵靖難。京外軍民都聲討韋昌輝。在石達開的軍隊還沒有回到天京的時候，韋昌輝和他的黨羽，已經給天京軍民誅滅了。
這一場天京事變，總計被韋昌輝屠殺太平天國革命骨干兩萬多人。這對太平天國革命是何等慘重損失！而變亂并不是到此為止。在誅韋昌輝之后，全朝公舉石達開提理政務。洪秀全卻迫走石達開。研達開又把太平天國的精兵良將都還走。禍亂迭出，此禍未已，彼禍又起，於是把剛遭反革命大亂的太平天國陷於萬卻不返的境地。早在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四月的時候，美國公使麥蓮（Robert.M.Mclane)到天京采訪，他有一個隨員分析汰平天國各方面的情況，曾作過判斷說：「照現在形勢來看，沒有甚么東西可以阻他們的勝利，有之，唯內訌而已」[1]。侵略者所謂「內訌」，就是希望農民內部矛盾的爆發(fā)，就是希望潛藏在太平天國革命內部的地主階級勢力爆發(fā)顛覆活動，從內部攻破堅堡。兩年之後，侵略者所企望的天京事變爆發(fā)了，其結果，竟阻止了太平天國的勝利，毀滅了太平天國。
首先是軍事形勢急劇逆轉。在天京事變前，太平天國是進攻敵人的。到天京事變後，敵人從東西兩線分投反撲。西線湘軍攻陷了武昌、漢陽，進犯九江。東線江南大營從丹陽一路反撲，再圍天京。太平天國被迫從戰(zhàn)略進攻轉而為戰(zhàn)略防御。後來雖在打通天京北岸交通和保衛(wèi)廬州，取得浦口和三河兩役的大勝利，庚申十年春，在解天京圍之役，打垮了江南大營，并乘勝追擊，克復蘇南和浙江嘉興，但辛酉十一年春，會師武、漢，力爭長江上游，保衛(wèi)安慶之役卻失敗了。安慶既陷，天京屏蔽盡失，天京遂不可守。太平天國自從天京事變後，在軍事上，始終沒有改變過防御的形勢。
同時，在政治上開始逆轉，洪秀全破壞了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從包含有農民民主主義性質的政局，轉變而為天王專制獨裁的政局。
總之，天京事變，把太平天國劃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天京事變前，在決策上，用[1]據簡又文譯天京見聞錄（軼名通訊），見大風半月刊第九十一期，原載北華捷報一八五四年六月廿四日第二〇四號。
兵上不是沒有犯大錯誤的，如建都天京，孤軍北伐等都是大錯大誤。但由於政治發(fā)揚了農民民主，「事事嚴整」，「民心佩服」，權力高度集中，從而取得革命始終飛躍發(fā)展，從勝利走向勝利。到天京事變以後就不同了，洪秀全厲行君主專制，造成了大綱紊亂，人心離散的後果，使政治從權力高度集中變?yōu)槭聶嗖灰唬娛聫倪M攻轉為防御。所以這一場天京事變，是太平一國興亡的轉捩點，是太平天國的致命傷，從此以後，太平天國就從興隆昌盛轉向衰敗，以迄於滅亡。
六 中外反動勢力在反封太平天國中的結合
太平天國沒有天京事變，清朝就不可能反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者也不敢觸犯它。中外反革命聯(lián)合起來向太平天國進攻，那是經過天京事變走下坡路之後的事。
在革命的掃蕩中，清朝常備軍綠營已經腐朽不可用，八旗更不消說了。原有的當權人物，從皇帝起以至軍機大臣、大學士、駐防將軍、各省總督、巡撫等，都不能成為反農民革命的團結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曾國藩和他的湘軍。
曾國藩在清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於湖南湘鄉(xiāng)縣荷塘都的一個小地主家庭。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散館，授職檢討。他要封當時封建統(tǒng)治因循怠玩的政治振作一番，從散館後第二年起，就以朱子全書做日課，向朱熹學習。他繼承孔子提出的「禮」，要「興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一]。他盡力叫囂董仲舒宣傳的「三綱」，「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二]。他是從孔子、董仲舒、朱熹一脈相傳下來的門徒，匯集了他的先師們的反革命技倆，成為中國近代最兇狠的反革命巨魁。所以道光帝旻寧看中了他，從翰要院散館，不過九年，就七遷升到禮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一身而兼中央六部的幾個要職。
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清咸豐二年）十二月，曾國藩因母死在家鄉(xiāng)守制，接到清廷任命他幫同巡撫辦理本省團練的命令。他覆奏清廷說，辦團練要捐集練費，是一件滋擾的事，而綠營見敵就潰逃，現在急務，只有改弦更張，另建新軍。於是他就在湖南編練了一支反革命軍隊，叫做湘軍。
曾國藩用封建宗法關系和鄉(xiāng)土觀念來組織他的軍隊。將領主要是湘鄉(xiāng)人，都是一些頑固的封建儒生，士兵則招募湘鄉(xiāng)一帶的農民。他定的湘軍營制，以營為單位，士兵由營官自己招收，餉由營官發(fā)給。營官在營一天，這一營就存在一天，營官戰(zhàn)死或不干了，這一營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從營官，整個湘軍只知服從曾國藩一人，造成一種極濃重的封建隸屬關系，結成反革命死黨。曾國藩又定出一種叫做「辨等明威」的軍禮，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級禮教貫串到營制里去[一]。他訓練軍隊，重在思想性的教訓，而不在技術性的教練[二]。他把訓又分為訓營規(guī)、訓家規(guī)兩種，而以訓家規(guī)即三綱五常的倫理居於首要[三]。他的軍歌唱道：「規(guī)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四]。把禮教放在法、令之上，用一副無形的鐐銬套在兵士的身上，來驅使他們?yōu)榭咕芨锩u命。這樣，用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級，同鄉(xiāng)共井的鄉(xiāng)土觀念，把湘軍從頭到腳武裝起來，成為當時一支反革命最兇狠的新武力，而追溯中國近代軍伐的形成，便是從這個反革命軍隊起源的。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清咸豐四年）正月，曾國藩帶領湘軍水陸師自衡陽出發(fā)，他散發(fā)一篇反革命檄文，首先捏造什么「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接著，狂叫由於革命，「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商不能自賈以取息」，「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他還叫囂會么「粵匪焚郴州之學宮，
毀宣圣對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一]。他驚呼嚎叫會么「名教之奇變」來喚起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用地方觀念和神佛信仰欺騙長江流域群眾和落後農民，鼓動他們起來對抗太平天國革命。三月，興太平軍在湘潭發(fā)生遭遇戰(zhàn)，打敗太平軍，六月，攻占岳州，九月，攻占武昌、漢陽，從此興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展開激烈的戰(zhàn)斗。這時候，實際上已經擔負起對抗太平天國的主要任務。但當時清朝皇帝和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族地主之間是有矛盾的。當曾國藩攻陷武昌的奏報到北京，咸豐帝奕詝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漢軍機祁囗藻獻媚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奕詝被他提醒，默然變色，從此堅守慣例，不敢重用曾國藩[二]，專指望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江南大營欽差大臣）等滿洲將領，和綠營將領向榮（江南大營欽差大臣）等人來維持那迫近滅亡的清皇朝。到庚申十年（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四月，江北大營早已經屢次被打垮，這時候，江南大營又全部被粉碎，奕詝不得已始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并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授以重任。到奕詝死後，那拉氏（西太后）執(zhí)政，更進一步重用曾國藩，任命他統(tǒng)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zhèn)以下各官悉歸即制。於是在太平天國政權所在地的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以及雙方爭奪的地區(qū)江西，曾國藩負起了和太平天國作戰(zhàn)的全部責任，湘軍成為太平天國的死敵。
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曾國藩又命令門生李鴻章回合肥招募，仿照湘軍營制編成另一枝反革命軍隊，叫做淮軍。淮軍編成後，曾國藩派去救上海，實行和資本主義外國軍隊的直接合作。
清朝政府通過湘軍、淮軍而團結了中小地主的勢力，并通過他們建立了和資本主義外國的密切合作。
在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之後，當時對中國進行侵略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很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國反對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嚴禁鴉片，是一個比它們「一向想像的還要可怕的團體」，是它們要想在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的「障礙」。但是，它們看到了太平天國蓬蓬勃勃的革命勢力，不敢輕舉妄動，而當時對清政府的勾結又還沒有成熟，因此，便一面宣布虛偽的「中立」，一面暗中把成千成萬門的洋鐵炮，源源接濟清政府，裝備曾國藩的湘軍水師，對抗太平天國。
到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外國侵略者所渴望的唯一可以阻止太平天國勝利的天京事變不幸爆發(fā)了，太平天國開始走向下坡路。於是英、法兩國就向清政府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英、法侵略軍占廣州，并由大沽進兵天津、北京，逼使清政府於戊午八年（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簽訂天津條約，於庚申十年（清咸豐十年，一八六○年）秋天，再簽訂北京條約，批準天津條約。從此英、法、美拋掉所謂「中立」的假面具，公開和清政府聯(lián)合進攻太平天國。
資本主義侵略國家和清政府之所以雙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是因為：前者必須在消滅太平天國後，才能確實得到清政府所給予它們的一切權益，後者則已看清楚向外國侵略者妥協(xié)并不致?lián)p害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比較起來，最可怕的還是農民革命。
在中外反革命勢力結合起來的時候，太平天國給它們的聯(lián)合進攻以迎頭痛擊，不屈不撓，一直英勇戰(zhàn)斗到底，表現了偉大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英雄氣概，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
七 后期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
太平天國爆發(fā)天京事變，給革命以致命的傷害，迫使在東西兩線的進攻不得不改變?yōu)榉烙箶橙说玫椒磽涞臋C會，革命形勢急劇地逆轉。其后，中外反革命勢力又聯(lián)合起來向太平天國進攻。在這一次又一次極度險惡的風濤里面，太平天國的英雄們，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為扭轉危局，推進革命，進行了長期艱甘卓絕的戰(zhàn)斗。
天京事變起於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在西線，這年十一月，武昌、漢陽就因為糧盡援絕被迫撤退，曾國藩湘軍水陸師立即長驅直犯，兵臨九江城下。在東線，清江南大營卷土重來，於丁巳七年（一八五七年）六月，攻陷江蘇句容，十一月，攻陷鎮(zhèn)江，十二月，就進犯到了天京，寬掘長濠，堅筑高壘，連營百余里，四面合圍。曾國藩估計天京就要在這年冬天被江南大營攻陷[一]。到戊午八年（一八五八年）三月，石達開放棄百戰(zhàn)經營的江西，曾國藩又叫囂說：太平天國「不患今歲不平」[二]。四月，九江失陷，西線敵人就進攻廬州和安慶。曾國藩更加以為太平天國「尤極窮蹙」[一]，滿以為「計日可平」[二]。當時形勢的險惡，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
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們，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擔負起力挽狂瀾的重任，把長江北岸清朝統(tǒng)治區(qū)內，因年荒糧盡的廣大饑民編為軍隊，使實力受到嚴重損失的太平軍得到新的補充。又積極聯(lián)絡在淮河流域起義的捻軍，封捻軍首領張洛行為征北主將，爭取捻軍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下共同戰(zhàn)斗。
當時擺在太平天國面前的首要任務，是解救天京的圍困。而要達到這一個目的，就必須采取攻勢防御，在西擊敗湘軍，保住安慶，控制安徽；在東線消滅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在杰出軍事家陳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揮下，戊千八年八月，先發(fā)動浦口戰(zhàn)役，攻破江北大營，打通天京北岸的交通。十月，揮軍西上，在廬州三河鎮(zhèn)殘滅來犯的曾國藩湘軍里面一枝最兇狠的李繼寶部隊。由於取得了這兩役有決定性的勝利，才扭轉了天京事變後瀕臨覆亡的形勢，粉碎了敵人攻取天京的企圖，從而穩(wěn)定了太平天國後半期的戰(zhàn)局。
己未九年（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廿二日，浦口江邊營壘、隘卡盡被江南大營攻陷，第二天，保衛(wèi)天京興北岸及水上交通的九洑洲要塞又失陷，天京再被合圍，「困如鐵桶一般」。庚申十年（一八六〇年）二月，太平天國定計先以輕兵襲破江南大營的餉源杭州，迫使江南大營調動精兵去救，然后迅速回師，在安徽建平集中大軍，三月二十六日（夏歷閏三月十五日），一戰(zhàn)而粉碎了江南大營，天京解圍。這一役，用的就是戰(zhàn)國時代著名的圍魏救趙的戰(zhàn)略，也是太平天國的一個傳統(tǒng)的戰(zhàn)略，而這一役連用得更精妙，充分表現出軍事藝術的杰出才能，就是反革命頭子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為太平天國「得意筆」[一]。這是農民起義戰(zhàn)史上一個杰作。
天京既解圍，天王登朝慶祝大勝利，并詔群臣議進取良策，決定先東進、後西上的戰(zhàn)略。於是乘勝東進，四月十六日（夏歷四月初六日）克常州。二十三日（夏歷四月十三日）克蘇州。五月初六日（夏歷四月二十六日）克浙江嘉興。於是以蘇州為省會建立起蘇福省，建設成天京的東南屏障和物資供應基地。正如幼主所說的：「富庶之區(qū)首蘇福，陪輔京都軍用豐」[二]。這是太平天國後期取得輝煌勝利的一年。
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地在長江下游，要保衛(wèi)天京，必須虎踞上游武昌、九江、安慶三重鎮(zhèn)。自天京事變後，武昌先失，九江繼陷，天京最後一道屏蔽只有安慶。太平天國守得住安慶，在軍事上可以阻擋敵人東下進攻天京，在政治上可以保衛(wèi)基層政權最鞏固的安徽地區(qū)，在經濟上可以保衛(wèi)江南、江北產糧區(qū)的生產，使天京得到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干王洪仁玕借用古人把長江比作長蛇，湖北為頭，安徽為腰，江南為尾，說：「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中既折，其尾雖生不久」[一]，形像地指出了安徽那時的戰(zhàn)略地位，關系到太平天國的存亡。所以，東征告一段落，西上的戰(zhàn)斗任務即緊接上了日程。西上的目標，是上取湖北，在戰(zhàn)略上是力爭上游，取得勝利，以粉碎湘軍對安慶的圍攻。
庚申十年冬，太平天國以英王陳玉成統(tǒng)北路軍，從皖北進蘄、黃，以李秀成統(tǒng)南路軍，從皖南進江西，會師武昌，合取湖北。北路軍於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二月，攻克湖北黃州，時武昌空虛，聞太平軍將到，城中已發(fā)生混亂，唾手可得。那時候，英國海軍提督何伯（J.Hope）帶船隊到漢口，出來干涉，陳玉成有了顧慮，他把進攻武昌的軍隊，改向麻城、德安一帶進軍。到了三月，又把精兵調回下游去救安慶。南路軍也於辛酉十一年四月底進入湖北，克復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興郭、咸寧、嘉魚、蒲圻等州縣，再進則武昌動搖，敵人也要被迫撤退安慶的圍師。而李秀成卻從湖北退兵，經江西入取浙江。當南路軍到了江西還未進入湖北時，曾國藩在寫給他的兒子曾紀澤的一封信里，暴露出他圍攻安慶形勢的險惡。他說太平天國這一次「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云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丞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驚嘆太平天國「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他雖然厚著臉皮說什么「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一]，實際上他已被迫處於被動地位，搖動了他對安慶的圍攻。如果當日北路軍於三月攻取武昌，或南路軍於六月兵臨武昌城下，他圍攻安慶的軍隊就必定要撤走。後來李秀成被俘，他的機要秘書趙烈文與李秀成談話，說南路軍到了湖北南部，「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二]的話，正是吐露出他的實情。可是，陳玉成、李秀成都竟功虧一籌，沒有進行到底，遂致良謀碩算，付之東流。這年七月二十六日（夏歷八月初一日），安慶就給敵人攻陷。從此敵人以安慶為大本營，「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三]，向天京進攻。南路軍於八月入浙，雖收復浙江，卻補救不了安慶的失陷。北路軍於安慶失陷後，退駐廬州，旋向西北遠征，陳玉成孤軍留在廬州，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四月，突圍走到壽州被俘，壯烈犧牲。長江以北，失了這一枝大軍的支持，保衛(wèi)天京便困難了。
當庚申十年夏克復蘇州、嘉興後，太平天國即向上海進軍。那時候，英、法侵略聯(lián)軍和清政府的戰(zhàn)事尚未結束，已經由一此地主、官僚、賈辦雇傭美國流氓華爾（F.T.Ward）為著抗拒太平天國而組成一枝洋槍隊。但這枝武裝的流氓隊擋不住太平軍向上海推進。到七月，太平軍進抵上海時，英、法侵略軍便起來抗拒。這一役，太平軍因嘉興方面戰(zhàn)事告急，沒有交兵就撤退。
在太平天國進軍上海後兩個月，清政府向英、法侵略者屈服，簽訂了賣國的北京條約，批準了天津條約。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雙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天國於攻克杭州後，分兵五路向上海大舉進攻的時候，以英國為首的外國侵略者，就由英國海軍提督何伯、陸軍提督士迪佛立（StaveIey）指揮的英國軍隊，法國海軍提督卜羅德（Protet）指揮的法國軍隊，和美國流氓華爾指揮的洋槍隊聯(lián)合起來，叫囂要為「肅清上海周圍三十英里的地區(qū)」而戰(zhàn)。這時候，清政府已確定了和外國軍事合作的方針，以曾國藩為首的反動勢力趕緊配合外國侵略者的軍事行動。他一面派李鴻章率領新成立的淮軍乘趕到安慶迎接的英商輪船去上海，一面派曾國荃率領湘軍從安慶出動向天京進犯，同時，又派左宗棠率領湘軍從衢州進攻浙江。中國的和國際的反動勢力結合起來從事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以反封中國人民。英、法、美供給清朝軍隊以軍械、彈藥。英、法、美各國軍官得到本國政府正式許可投入清軍，進行清軍的訓練工作。
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春，太平軍把外國侵略者從太倉州、嘉定、南翔、奉賢、青浦、寶山一路掃蕩。在奉賢南橋鎮(zhèn)擊斃法國海軍提督卜羅德，在青浦生擒常勝軍副管帶法爾思德（E.Forrester），把英國陸軍提督士迪佛立率領的英、法侵略軍圍在嘉定城。士迪佛立焚城竄走上海，不敢應戰(zhàn)。而曾國荃的湘軍卻正在這個時候，趕急進犯到了天京，洪秀全一日下三道詔令，把進攻上海的大軍撤退回救天京。
大軍回到蘇福省，開了兩次軍事會議，集議全局，向天王奏陳湘軍有水師運輸子藥物資，難與爭鋒，建議將蘇福省糧食軍火運回天京，廣為積貯，用固守以制敵策，使敵頓兵堅城，待兩年後，師老力疲，形見勢絀，然後一舉把它消滅。洪秀全不從，嚴命立即遵詔，并把在浙江湯溪前線抗擊左宗棠湘軍進犯的侍王李世賢軍隊也調回天京作戰(zhàn)。九月，東線大軍西上，向逼扎雨花臺的湘軍猛攻。在戰(zhàn)事後十一天，曾國藩就看出太平軍以十萬之眾，每日須食米千石，沒有大舟運糧，「何能持久」。自己只要守得住江濱通水師糧運的道路，太平軍就「自必潰而之他」[一]。後來猛攻四十多天，攻勢的激烈，雖然曾經使曾國藩「心已用爛，膽已敬驚碎」[二]，但竟因運輸困難，軍隊「未帶冬衣」，「兵又無糧」[三]，攻打不下，果不出這個反革命頭子所料。
由於蘇、浙大軍西調回天京作戰(zhàn)，中外反動勢力就乘機在東線向太平天國發(fā)動風狂的進攻。在江蘇方面，先由美國流氓華爾帶領，華爾被擊斃後，由英國軍官戈登（C.G.Gordon）帶領的常勝軍協(xié)助李鴻章淮軍以上海為基地，向蘇州進攻。在浙江方面，以英國海軍總兵呟樂德克（R.Dew）組織的常安軍、定勝軍，法國海軍參將勒伯勒東（A.E.LeBrethondeCaligny）、寧波稅務司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Giquel）組織的常捷軍協(xié)助左宗棠湘軍向浙江進攻。這樣，太平天國就陷於兩面作戰(zhàn)的泥坑之中。
攻打湘軍營壘不下，十月，天王采用進北攻進戰(zhàn)略，命李秀成率大軍渡江，向上游進攻，迫使曾國藩撤退進犯天京的湘軍以救上游。又命李世賢率軍攻金柱關，通寧國、太平糧道，以接濟天京。李世賢力戰(zhàn)皖南，沒有奏功，而湯溪於癸開十三年正月失陷，浙東金華、紹興等地全部被迫撤退。李秀成率領的大軍進到皖北，給饑餓所困，死喪了幾萬人，從六安州狼狽歸。五月回到天京，而敵人已攻陷太倉州、昆山，就要向蘇州進攻了。
八月，敵人攻陷浙江富陽城，來犯馀杭，進逼杭州。十月，蘇州失陷。這時候，由於中外反革命軍隊把太平天國區(qū)域搶光、燒光，徹底破壞了生產，造成安徽、江蘇、浙江廣大地區(qū)「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料之收，相率廢業(yè)」，其中如「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一]的情況。尤其嚴重的是「南京附近三百里之地區(qū)，全部被蹂躪為荒野地，不能生產，渺無居民，復變回遠古未開辟的荒地。……其米糧所出產之地盡成荒墟焦土」[二]。在這種情況下，使太平天國軍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太平天國政權「居不耕之鄉(xiāng)，猶鳥居無木之山」[三]。而「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已為敵有，「浙東列郡，蘇、松各屬」，又先後失陷，「凡山川筋脈之地，米糧百產之源」，太平天國全部喪失[四]。
天京已不可能再守，當時太平天國唯一的救亡良策，只有放棄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繞湖北，與攻克陜西漢中的西北遠征軍會合，踞西北，以圖中原。白聚文（一譯白齊文，H.A.Burgevine）曾向李秀成建議：「最好放棄蘇州和南京，集中太平軍力量攻打北方」[一]。呤唎也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軍事行動，這就是放棄所有容易受到威脅的地方退往內地，因為英軍無法到內地去和他們作戰(zhàn)，清軍也無法在內地阻遏他們的軍事行動，制止他們增添兵力，阻礙他們未來的發(fā)展」[二]。蘇州失守後，李秀成就回京奏請洪秀全執(zhí)行這個救亡戰(zhàn)略。洪秀全斷然拒絕，硬要死守天京，把突破危亡形勢轉向有利地區(qū)以保存和發(fā)展革命力量的最後機會失掉了。
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年）正月，天京被包圍。在去年十一月，洪秀全就特命干王洪仁玕出京到丹陽、常州、湖州等地去催兵解圍。各處軍隊因天京無糧都不應命。而天京這樣大的城池祇留一萬人防守，也還在缺糧。二月，杭州失守。這時候，蘇、浙兩省從城池撤出的軍隊都因缺乏糧食，不可能在當地繼續(xù)作戰(zhàn)，高喊「與其餓死江南，不如戰(zhàn)死江西」[三]的口號，沖到江西去。三月下旬，奉詔急救天京的西北遠征軍從陜西趕回到皖北邊境，也因蘇、皖地區(qū)遍地餓荒，被迫停留，無法抵達天京。四月，天王洪秀全因病逝世。六月，天京遂在激戰(zhàn)中陷落，太平天國中央政權傾覆。
天京陷落後，太平天國革命，由長江兩岸太平軍及苗民、回民起義軍肩負起來，繼續(xù)進行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在長江以南的軍隊，由侍王李世賢領導，轉戰(zhàn)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乙好十五年十二月（一八六六年二月），在廣東嘉應州壯烈犧牲。在長江以北，由杰出名將遵王賴文光用太平軍編制改編安徽蒙、毫起義的捻軍，成為一枝嶄新的太平天國後期的新軍，縱橫於安徽、江蘇、湖北、河南、山東、陜西、山西、直隸八省。丙寅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九月，在河南分為兩路，賴文光統(tǒng)率東路軍留在中原地區(qū)作戰(zhàn)，以梁王張宗禹統(tǒng)率西路軍入西北，連結陜甘回民起義軍。這一枝軍隊，把歷代農民戰(zhàn)爭流動性作戰(zhàn)的戰(zhàn)術，高度地發(fā)展為一種游擊性運動戰(zhàn)，以無敵的威勢，在曹州殺死兇暴昭著的清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鐘祥俘虜淮軍大將郭松林，在西安殲滅清陜西巡撫劉蓉部湘軍於霸橋十字坡，在安陸打垮淮軍名將劉銘傳，在蘄水殺死湘軍大將彭毓橘，威震清京，使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班反革命大頭子疲於奔命。但由於不能解決流動作戰(zhàn)與根據地的矛盾，竟為敵人用書河圈地兜圍戰(zhàn)略所制。丁榮十七年（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東路軍先在山東壽光縣彌河覆敗。戊辰十八年（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七月，西路軍也在山東從
駭河覆敗。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四月，留在陜西的西路軍袁大斜部隊，最後在保安縣老巖窯全部犧牲。
在太平軍覆沒後，清朝統(tǒng)治者才得把兵力調去西南和西北鎮(zhèn)壓各族人民起義軍。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貴州苗民起義軍被鎮(zhèn)壓。明年，陜甘回民起義軍被鎮(zhèn)壓。又明年，云南回民起義軍也被鎮(zhèn)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至此結束。
八 太平天國革命永垂不朽
太平天國革命，時間經十九年，勢力遍及全國內部十八省，其規(guī)模的宏偉，影響的深遠，是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戰(zhàn)爭所無可比擬的。在革命的十九年當中，太平天國發(fā)動了億萬群眾，組織了強大的軍隊，頒行了革命綱領和政策，尤其是建立了與地主階級根本對立的農民政權，把封建社會「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使地主階級驚呼號叫為「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更是史所有的。
太平天國何處去？答案幾乎都是以一個新皇朝作為歷史歸宿，注定要走回漢、明皇朝的老路，祇因封建化的道路還沒有走完就被撲滅了。這個斷案，是應該商榷的。
太平天國革命發(fā)生於中國進入近代史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的環(huán)境，都已具有新的特點，已不同於歷史上的單純農民戰(zhàn)爭，而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準備階段，掀起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戰(zhàn)爭，不僅要擔負起反對封建勢力和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雙重任務，就是革命的前途，也有了新的展望。因為在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侵入，和國內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促使原來對立的兩個階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內部，開始產生某些分化，新生事物正在茁長，太平天國的歷史已經顯示出了這種徵候。
早在金田起義前，洪秀全曾經表述過他不同意當時三合會仍守該會於清朝初年創(chuàng)立時「復明」的宗旨，而主張革命「當開創(chuàng)新朝」[一]。到起義後，洪秀全就明確地說他建立的新朝——太平天國，是要把耶穌說的「天國邇來」，建立在人間。太平天國主張人與人平等，男與女平等，「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建立「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的社會，達到「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美好境地。太平天國的政權掌握在勞動人民之手，「滿朝文武，三百六行全」[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鄙視天王洪秀全為「苦力王」[二]，譏笑天京為「苦力王們的城市」[三]，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卻莊嚴地向外國人表示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恭維」[四]。英國外交官富禮賜（ForrestR.J.）記他和忠王李秀成弟李明成去參觀天京忠王府建筑。他問李明成：「工人得工資多少？」李明成答：「你們英國人給工資雇人做工，我們太平軍知識多些，我們天朝是不是很偉大呢」[五]！認識到平等公有的太平天國比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英國偉大而自豪。生活在太平天國的人們都感到萬象維新，人人都歡呼「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六]，而對舊時代、舊社會卻「皆如隔世」「無可當意」[七]。太平天國的政體，采取包涵農民民主主義的軍師負責制。在基層政權上，創(chuàng)行鄉(xiāng)官由推舉產生的民主政治。在天朝田畝制度上從「著佃交糧」到頒發(fā)新土地證——田憑，實際上已收到「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在資政新篇上，洪秀全一面批準它，又重新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指出太平天國是要把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方案納入於農民政權的軌道之中。諸如此類彰明顯著的事實，都充分說明了太平天國斷不會走漢、明改朝換代的舊套，而是正在走上了一條自己開創(chuàng)的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上來。曾到天京觀光后來參加清末革命運動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容閎在所著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根據他的觀察和體會論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說：「天假此役，以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由夢中警覺，而有新國家之思想。觀此后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一九○五等年種種事實之發(fā)生，足以證予言之不謬矣。」太平天國失敗后，還可使全國人民都從夢中警覺，而有新國家的思想，發(fā)而為革命運動，而謂太平天國革命成功，反會開時代的倒車，走回二千零五十七年前的劉邦漢皇朝、四百八十三年前的朱元璋明皇朝的封建老路，我們讀容閎的話，可以爽然若失了。
太平天國革命按照當時的條件，是可能成功的，而且是很大可能的。
那時候的清政府，已經到了腐朽的地步。說軍隊，清朝在咸豐前的軍隊有兩種：一種由旗人編成的叫做八旗，一種由漢人編成的叫做綠營。其實八旗自入關以后，就開始腐化，清朝自康熙以后，實際上是依靠綠營維持它的統(tǒng)治。而綠營當嘉慶初年，川、楚白蓮教起義之役也已經不得力，清廷不得不召募川、陜、楚等省「鄉(xiāng)勇」幫助綠營作戰(zhàn)，才勉強把白蓮教鎮(zhèn)壓下去。其后鴉片戰(zhàn)爭之役，八旗和綠營的腐敗，都暴露了出來。到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象州戰(zhàn)役，有太平軍七名戰(zhàn)士進攻清軍綠營威寧營，清軍千名棄營奔潰的驚人事件。這一役，連清軍統(tǒng)將廣東副都統(tǒng)烏蘭泰在上奏皇帝時，也不得不自供說：「伏思千兵不敵七賊，實出情理之外」，而自請治罪[一]。太平軍從廣西北出，清朝將帥正在湘邊布防，聞警奔走，太平軍進入湖南，「如入無人之境」[二]。八旗比綠營更甚。清咸豐三年（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七月初七日，山東巡撫李惠上奏皇帝說在河南懷慶府戰(zhàn)役親見黑龍江八旗兵見太平軍「卽走」，比綠營「更易誤事」[三]。清咸豐十年（一八六○年）督辦河南軍務原任欽差大臣的勝保行文各路軍營有「京營禁旅，蒙古番騎，非初歷戎行，卽素性怯懦」的話，這個滿洲統(tǒng)帥更把八旗，包括清朝統(tǒng)治者用來唬嚇人民的「京營禁旅」在內的紙老虎全部拆穿，以致遠近「駭異」[四]。當時八旗、綠營的無用可知。說政治，清政府早已癱瘓無能，對責任則彼此推諉，對權位則互相排擠，離心離德，上下期曚。當作總首領的咸豐皇帝奕詝，是一個紈袴子，只知享樂。說財政，戶部每年收入不過四千萬兩，清道光十年至十一年（一八三○——一八三一年）兩年間，入不敷出，虧短竟至二千余萬兩[一]。戶部庫存銀是備國家非常的應用，經常的支出是不動此款的。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部庫存銀七千萬兩[二]。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減為一千二百四十萬兩[三]。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又減為八百萬兩[四]。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軍興才兩年，已用去五百馀萬兩。到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六日，管理戶部事務祁囗藻等向咸豐帝奏陳說：「現在戶部銀庫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項待支銀僅存二十二萬七千馀兩。七月份應發(fā)兵餉尚多不敷。……中外經費同時告竭。……大局渙散，不堪設想」[五]。清政府正像殘燭當風，經不起一陣風吹，就會熄滅的。
據東華錄清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一八四一——一八四九年）所記關于漢、回、番、瑤各族起義活動事件，九年中凡一百十次。到金田起義，一聲春雷，更加四起響應。各地各族人民一致要求推翻清政府。清統(tǒng)治者陷在全國人民包圍中。
起義時不過萬人的太平軍，在廣西山區(qū)經過一年多反圍剿的苦戰(zhàn)后，于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五月北出湖南，十二月就攻克武昌。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從武昌東下，二月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四月，出師北伐，以二萬二千五百人的孤軍，九月，就進抵靜海，迫近北京。這都充分說明了清統(tǒng)治是枯草朽木，毫無有效的抵抗。
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方面，范文瀾同志在金田起義一百周年紀念[一]一文中，曾作過精辟的分析，指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還在自由競爭制發(fā)展的階段。一八六○年以前，壟斷公司的組織還沒有開始，一八六○到七○年間，壟斷公司還只顯露出不甚明顯的萌牙；因此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力量對國外輸出資本，沒有力量大規(guī)模的掠奪殖民地。資本主義最發(fā)達的英國，一八六二年投在國外的資本不過三十六萬萬法郎，一八六○年所占據的殖民地面積不過二百五十萬平方里；至于法、德、美等國，當時幾乎沒有國外投資，完全沒有或者僅有很少的殖民地。一八四○至一八六○年間，英國占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一八五二年頗有帝國主義傾向的英國政府要人笛斯勒利尚且說過『殖民地是懸在我們頸上的磨石』。像中國那樣巨大的一個國家，再加上當時歐洲各國間存在著武裝沖突的危機，英國有多大的膽，多硬的頸，敢于嘗試這塊磨石？處在這樣的國際環(huán)境里，外國侵略者只能扶助中國封建勢力，利用一群文武傀儡來鎮(zhèn)壓革命，想從歐洲派遣大量軍隊到遠東作戰(zhàn)，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太平天國革命具備著成功的條件，但是終于失敗了。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不是反革命方面力量的強大，而是革命內部領導方面犯了嚴重的和致命的錯誤。李秀成自述原稿天朝十誤曾經用血和淚寫了出來。
首先，在建都問題上犯了大錯。假如當日照天王的決策，進取河南建都，有了鞏固的后方，然后全力進攻北京，則癸好三年至甲寅四年（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間，北京就可以打下。北京既下，清統(tǒng)治集團失去了共同崇奉的中央政府與總首領，殘余勢力可以各個擊破，剛剛靠團練大臣頭銜起來組織反革命武裝湘軍的曾國藩便無法號召。外國侵略者也喪失了要扶植的走狗。太平天國在革命根本大計上，犯下了功敗垂成的大錯。
在這一個大錯之后，又犯一個孤軍北伐的大錯。大平天國既決定建都南京，就應該先用全力西征，平定了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即轉而東征，收復蘇、浙，進軍上海，驅逐外國侵略者。根據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春進攻上海之役來看，那時候，太平天國已走下坡路，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勢力，又比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前為大，而在太平軍的攻擊下，卻還到了戰(zhàn)則即敗，不敢見仗的地步，則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前，太平天國以西征勝利的軍威，一定能夠把它驅逐走的。到了東南既定，然后出師北伐，清朝也一定要被消滅的。只是比采取建都開封，一鼓作氣，攻下北京的上策，時間遲些，步驟迂回些罷了。可是，太平天國竟在建都問題上犯了大錯之后，又立即犯下孤軍北伐的大錯，把最基本、最精銳的軍隊，最英勇的大將都斷送了。其結果，不但兵分力單，而西征也只得由第二、第三流的將領去擔任，遂致有湘潭之役全軍敗盡，給新起的曾國藩湘軍敗而復起的機會。當小刀會劉麗川在上海起義時，也分不出兵力去支援，使外國侵略者得仍盤踞上海。孤軍北伐，造成了難以估計的大錯。
繼兩大錯誤之后，又出現了更大的、致命的大錯。那就是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秋的天京事變。在事變前兩個月，太平天國在西線把曾國藩困在南昌，好似甕中之鱉。在東線，把踞在天京東門外孝陵衛(wèi)的江南大營打垮，一直追到丹陽，東南大局已澄清在望。到事變后，東西兩線敵人同時反攻，太平天國軍事形勢急劇地從進攻轉變?yōu)榉烙Ｓ绕涫窃谡紊希伦円郧埃扇≤妿熦撠熤疲l(fā)揚農民民主，「嚴嚴整整，民心佩服」[一]。到天京事變，楊秀清迫稱萬歲，破壞于前，洪秀全厲行君主專制，破壞于后，造成大綱紊亂，人心離散的嚴重后果。從此太平天國一直走下坡路。庚申十年（一八六○年）以后，清政府已經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與外國侵略者勾結在一起；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部被培植成強大的反革命武裝，軍事上取得主動地位。而太平天國在這個中外反革命聯(lián)合進攻的艱苦戰(zhàn)斗的時刻，還再犯了會師武昌、力爭上游戰(zhàn)役沒有進行到底，只雇驅逐進犯天京的湘軍而陷于兩面作戰(zhàn)的泥坑等等錯誤。到最后，還犯了不肯放棄天京，向西北發(fā)展，作及時的必要的戰(zhàn)略轉移的大錯。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遂致敗亡。
太平天國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推動歷史前進的功績，卻是永垂不朽的。這主要表現于：
第一、太平天國革命揭開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如準備建立和發(fā)展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y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開學校，辦報紙，興士民公會等等，要把中國建立成一個與歐美國家「并雄」的新國家。此外，如要求國與國平等，人與人平等，男與女平等的大同思想；如創(chuàng)行人民推舉鄉(xiāng)官，罷免行政人員的民主政治；如打倒封建社會的偶像孔子，如頒行天歷，提倡「文以紀實」、「一目了然」的文體等等，都成為后日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辛亥革命還不及太平天國革命的規(guī)模壯闊。誰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的統(tǒng)治，并不曾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
第二、太平天國革命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太平天國頒布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革命戰(zhàn)爭當中，凡太平天國克復的地區(qū)，清朝的地方政權被打翻了，官僚地主死亡逃散，農民燒了地主的契卷和官府的徵糧冊。太平天國根據具體形勢，順應農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糧」政策，和向農民頒發(fā)田憑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到革命后，江南地區(qū)自耕農普遍增加，使農村生產關系發(fā)生了若干變動。自耕農的增加，是活躍商品經濟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階級經過革命打擊，不少人「視田業(yè)為畏途」，把部分資金投入工商業(yè)，成為民族資本的一個來源。太平天國革命沉重地沖擊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促進了民族資本近代工業(yè)的出現。
第三、太平天國深遠的革命影響和激動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起了偉大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的作用。太平天國革命戳穿了侵略者和封建統(tǒng)治者紙老虎的面目，太平天國革命的英勇業(yè)績一直在民間廣泛地傳播，激勵著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地向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英勇的斗爭。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從小就愛聽洪秀全的革命故事，并以太平天國的后繼者自許。改良主義者容閎也說：「太平軍一役，……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由夢中警覺，而有新國家之思想」。孫中山就是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起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終于推翻了清皇朝的。
第四、太平天國革命為辛亥革命鋪平了道路。在革命戰(zhàn)爭中，太平天國掃蕩了清朝的八旗和綠營，清朝依靠漢族地主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的支持，維持住它的瀕臨絕境的統(tǒng)治。到太平天國失敗后，全國兵權、財權都分握于曾國藩一系的湘軍和李鴻章一系的淮軍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無權、各省總督巡撫專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國革命打破了清朝的統(tǒng)治機器，愛新覺羅氏的皇權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堅強的中央政府，從而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權力。所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立刻推翻清皇朝。太平天國革命，不僅是直接影響了辛亥革命，而且為辛亥革命鋪平了道路。
第五、太平天國革命集中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精神，阻止了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迅速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企圖。太平天國的英雄們破天荒地擔負起歷史所賦予的反侵略的任務，欺騙利誘不能使他們彎腰，武力威脅不能使他們低頭，在戰(zhàn)場上又殺出了中國人民的威風，粉碎了侵略者把中國變?yōu)橹趁竦氐目裢靶模顾麄兌茫袊嗣袷遣豢善畚甑模麄儧Q不可能直接統(tǒng)治如此英勇堅強的中國人民，從而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斗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一]。
第六、太平天國革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在十九世紀中業(y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亞洲各國進行侵略的時候，亞洲各國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在波斯有巴勃教起義，在婆羅洲有反抗荷蘭殖民統(tǒng)治的斗爭，在印度爆發(fā)了民族起義，而太平天國革命，則是這次亞洲反對殖民主義斗爭的洪峰。雖然他們是各自為戰(zhàn)，但亞洲既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一部分，資本主義侵略者是亞洲人民的共同死敵，那么他們所進行的解放斗爭就不能不是彼此支持和互相影響的。一個外國作家曾經寫道：太平天國革命對「新加坡、印度、英國和美國說來，好像是地震似的打擊」[二]。太平天國革命，毫無疑問，它推動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斗爭。
太平天國革命所起的偉大歷史作用推動了歷史巨輪滾滾向前，千百萬的太平天國英雄們的鮮血是沒有空流的，他們的豐功偉績，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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