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頁 目錄頁
《后漢書－三國志》
范曄《后漢書》和陳壽《三國志》
我們續(xù)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后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里稱做“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dāng)時朝廷不同，不見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jié)，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后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里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dāng)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里有《平準(zhǔn)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zhǔn)”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jīng)濟(jì)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jīng)濟(jì)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zhǔn)改成食貨。平準(zhǔn)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jīng)濟(jì)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jīng)濟(jì)史。后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zhǔn)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kuò)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當(dāng)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里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dāng)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于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里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jīng)濟(jì)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于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xué)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jì)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xué)。學(xué)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jīng)濟(jì)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zhǔn)等篇名，好像只是當(dāng)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zhì)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里沒有，而《漢書》添進(jìn)去的。《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里的《地理志》，此后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zhàn)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nèi)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dāng)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雙代的政治區(qū)域大概劃分，盡在這里了。以后歷代政治區(qū)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里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jù)《詩經(jīng)》十五國風(fēng)，把各地民情風(fēng)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里極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據(jù)此點繼續(xù)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xué)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xiàn)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后，歷代學(xué)歷史的人，特別對于《漢書》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xué)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xué)。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jù)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歆父子在當(dāng)時是監(jiān)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里，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jù)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只是根據(jù)劉向劉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xué)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后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jīng)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xiàn)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只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jīng)籍志》便知。要講學(xué)術(shù)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xué)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里的《校讎略》，清代章學(xué)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志》的內(nèi)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xué)術(shù)史，特別是講古代學(xué)術(shù)史的一個極大依據(jù)。當(dāng)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xiàn)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yīng)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人列傳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wǎng)羅甚備。固然在當(dāng)時應(yīng)有書作據(jù)，而在現(xiàn)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并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顏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dāng)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dāng)。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yán)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還是后人加上，我們現(xiàn)在不論這一點，只講《古今人表》在《漢書》里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rèn)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今天我們要講到下邊范曄的《后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這兩書，后人把來同《史記》、《漢書》合稱“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別受人看重的就是這四部。我沒有查過“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時人才提出，可是我們可想見，漢有前漢、后漢，既有所謂“兩漢”，讀了《漢書》，自會讀到《后漢書》，因此班孟堅的前《漢書》和范曄的《后漢書》就常成為我們同時并讀的書，這就成前后漢，或稱“兩漢書”，因此就有人把《史記》和兩《漢書》并在一塊稱“三史”，這是歷代正史里開頭的三部，這也很自然。但照成書年代講，則《后漢書》在后，《三國志》在前瀉《三國志》的陳壽是晉代人，而寫《后漢書》的范曄則是劉宋時代人。此兩書又有很多重復(fù)的地方，如董卓、袁紹這許多人，《三國志》里有，《后漢書》里也有。因此讀《后漢書》的人定會去讀《三國志》。又且《三國志》里的蜀漢，國號也叫“漢”，是漢的宗室，有人認(rèn)為要到蜀漢亡了才算漢代全體亡了，所以讀兩《漢書》的人自會再去讀《三國志》，恐是因于這些理由。讀歷史的，讀了《史記》、《漢書》，就會再去讀《后漢書》與《三國志》。至于《晉書》，要到唐代人才寫定下來，并且從漢到晉中間自然有個分別，告一段落了。或許正為這些理由，學(xué)歷史的人開頭一口氣就會讀四史。讀了四史以后，或許沒有精力讀全史，于是喜歡治唐代的讀新舊《唐書》，喜歡治宋代的讀《宋史》，喜歡治明代的讀＜明史》，不一定要從《史》、《漢》以下一起讀，這是一點。又有第二點，無論讀哪一代的史，總該先懂正史那一個大體例，這就定要先通了《史記》。《漢書》，才能來讀下邊的。而讀《史》《漢》的定會繼續(xù)陳范兩史，這已如上所說，因此從來學(xué)歷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讀《史》。《漢》，或先讀四史。不像現(xiàn)在，一切沒有了個基本。所以諸位學(xué)歷史，最好還是先讀《史》、《漢》，或四史，最好《史》、《漢》一起先讀，讀了《史記》不讀《漢書》還不夠，《漢書》才是斷代史的第一種，但讀《漢書》不讀《史記》也不夠，因許多大體例都由《史記》定下。至于今所要講的《后漢書》與《三國志》，實際上已沒有什么特殊可講的。因他們都超不出《史》、《漢》這個大范圍、大體例。照此一點講，《史記》、《漢書》是創(chuàng)造的、特出的，而《后漢書》、《三國志》則只是摹仿、因襲的。固然《后漢書》、《三國志》里也有對《史記》、《漢書》變動的地方，如《史記》、《漢書》里只有講經(jīng)學(xué)的《儒林傳》，而沒有講文學(xué)的《文苑傳》，到范曄《后漢書》就有，這不是前面闕了，乃是歷史演變，古代還沒有專門所謂文章之士這一行，在《漢書·藝文志》里只有《辭賦家》，而《漢書》亦沒有《文苑傳》。如此之類，尚待我們講了大的，小的自會看。所以我們只說《后漢書》、《三國志》是因襲，只《史記》、《漢書》是創(chuàng)造，開辟了史書一個新體例，但《后漢書》、《三國志》兩書也有一個特別共同之點，應(yīng)該在此提出來一講。
先講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別的。陳壽是晉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經(jīng)學(xué)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壽《三國志》敘事較簡，篇幅不多，而當(dāng)時的史書則已特別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采來注在陳壽書里。因此我們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見很多到今已失傳的史書，在裴松之時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長期大亂，及到唐代，很多書都看不見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書。而裴松之對于這許多書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經(jīng)書里僅是解釋字義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講裴注，大體可以分成六項：一、“引諸家論，辨是非”，這屬史論方面的。二、“參諸書說，核訛異”，一件事有兩說以上不同，他“參諸書說”來校核其“訛異”之所在。三、“傳所有事，詳委曲”，這些事陳壽《三國志》里有，或者太簡單，中間委曲的地方，他來詳細(xì)地補注。四、“傳所無事，補闕佚”，在陳壽《三國志》里根本沒有這事，他補進(jìn)去。五、“傳所有人，詳生平”，《三國志》里有這人，可是生平不詳，他補進(jìn)了。六。“傳所無人，附同類”，《三國志》里根本沒有講到這人，他就把這人附在同類人的傳里。所以裴注比陳書不曉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陳壽《三國志》以外，同時還有一兩百部書，裴松之無不把來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從頭到尾自成篇段。此種史注，前無其例，而此下也更無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別。后來幾讀《三國志》的，無不兼讀裴注，而且陳志裴注總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陳壽寫《三國志》時，這一時期的史書，裴松之看過的就已有一兩百部，現(xiàn)在拿來一比較，陳壽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進(jìn)的，有些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陳志下。
我們試再講到《后漢書》。范曄的《后漢書》已在宋代，在范曄《后漢書》以前，寫《后漢書》的就有七家。及范曄《后漢書》出來，這七家的《后漢書》都不傳了。學(xué)術(shù)上大體還是有一個公平，可見范書是有價值的。只因范曄是犯了罪死在監(jiān)獄里，他的書沒有寫完，因此只有紀(jì)、傳，而無志。我們不能說范曄不想寫志，只是來不及寫，已經(jīng)下獄了。范曄下獄而死，他的書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來其書獨行，即據(jù)此點，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許并沒有他的好。唐初章賢太子為《后漢書》作注，在注里就有許多零碎歷史事情為范書所沒有。這雖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是也補進(jìn)了很多歷史故事。清代有一個經(jīng)學(xué)大師惠棟（定宇），寫了一部《后漢書集注》，他所補進(jìn)的材料比章賢太子注還多了很多。清人還曾把七家《后漢書》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實際上這七家《后漢書》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過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據(jù)上述，可見讀《后漢書》與《三國志》，讀法要和讀《史記》、《漢書》不同。《史記》中春秋戰(zhàn)國還有很多材料沒有收，但《漢書》，如要補進(jìn)班因所沒有收的材料，就很難。西漢史料流傳到今可以補進(jìn)《漢書》里去的，實在很少了。但《后漢書》、《三國志》，很多材料，在這兩部正史以外，為我們可以看見的，當(dāng)然也可見陳范兩人的剪裁所在，但當(dāng)時的歷史，要之不盡納人此兩部正史內(nèi)。因此《后漢書》章賢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補進(jìn)很多，但裴注也還有缺漏，此所缺漏，現(xiàn)在我們卻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見寫史之難。如講書法足稱“鐘、王”，王羲之是東晉人，鐘繇是三國時魏人，陳壽有《鐘繇傳》，裴松之當(dāng)然也注了，但鐘繇在后代最大流傳的是他的書法，而他之精于書法，陳志里沒有，裴注里也沒有，這只能說他們兩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應(yīng)該。又如管寧、華歆兩人年輕時同學(xué)，在院里鋤地扒出一黃金，管寧連看也沒有看，華欲則拿起來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門外有大官貴人過，聽到車馬之聲，官寧沒有理會，華歆就到門外去望了一望。等華歆回來，管寧就同他割席而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陳志鐘華在一篇傳內(nèi)，華歆亦做了魏國大臣，管寧則始終沒有在魏國做過官。后人推尊管寧為三國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見在《世說新語·德行篇》，也成了一件傳誦千古的故事，幾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陳志里沒有，而裴注里也沒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兩事。清末王先謙，寫了一部《漢書補注》，又寫了一部《后漢書集解》。民國初年，盧弼寫了一部《三國志集解》。《漢書》有顏師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漢書》的人多，王先謙集來寫《補注》，省人翻檢各書。但王氏的《補注》還多靠不住，有些問題《補注》引了此說，沒有引彼說，所引也不是全部，刪節(jié)得還頗有問題。不過大體講，《漢書補注》還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漢書集解》就要差一點。至于盧弼，諸位或許不知其人也正為王先謙有了《漢書補注》與《后漢書集解》，而來寫一部《三國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進(jìn)不少材料，如剛才講鐘繇書法，以及管寧華歆同學(xué)時故事，他都補進(jìn)了。盧弼這書，還是花極大工夫。可惜《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都有近人作補注集解等，而《史記》則沒有。有一日本人瀧川龜太郎，寫了一部《史記會注考證》。此書開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見到幾本，中間錯誤很多，當(dāng)時在北平圖書季刊里寫過兩篇文章批評他。但目前大陸把此書翻印了。我們自己就沒有人能來寫一部《史記集解》之類，此事自不易。我們此刻講史學(xué)的多不通經(jīng)學(xué)，此是一難。當(dāng)然還有其他方面的難。特別是戰(zhàn)國史，太史公之《六國年表》就錯得多，清人屢經(jīng)研討也無結(jié)果。要待我的《先秦諸子系年》始得一定論。不曉得哪一天，我們史學(xué)界或者有一個或幾個人能來成一部《史記集解》，或《補注》，此真不易。諸位且莫看輕從前老一輩人的工作。如王先謙一部《漢書補注》，一部《后漢書集解》，對我們用處大。我們罵前人不懂歷史，但他們至少已方便了我們。此間藝文印書館所印二十五史，除上邊幾部外，此下還收有《晉書》斠注等好多種，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但他們的書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們閱看，但我們總不問他們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會了，這也是我們目前學(xué)術(shù)界一個大毛病。
現(xiàn)在我們再講范曄《后漢書》和陳壽《三國志》的本身。剛才講的主要是講這一時代的史料，而這兩書的本身則似無可多講，因他們都是沿襲《史記》、《漢書》而來。《史記》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漢書》有一篇《敘傳》，范曄《后漢書》就沒有，只有一篇《獄中與甥侄書》，他沒有兒子，這書是給他外甥侄兒的，書中寫到他寫《后漢書》的事。他說：“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他指出當(dāng)時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項。一是“情急于藻”，寫文總得有個內(nèi)在情感，然而當(dāng)時寫文章的都要用力辭藻，遂使這個內(nèi)在情感反而為詞藻所迫，不平穩(wěn)，不寬舒，這恐是“情急于藻”之義。一是“韻移其意”，文章必有個作意，而為韻所限，便“移其意”，失卻了原來應(yīng)有之位置。又一是“事盡于形”，文中事情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謂盡，實則是不盡。“義牽其旨”的“義”字，該同“旨”字略相近，不當(dāng)把自己寫文章的大旨反為要該如何寫文章之義所牽，而陷于不正確。這是當(dāng)時流行駢體文之通病。其實即此四句，也見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說：“常謂情志所托，故當(dāng)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寫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當(dāng)以意為主。能以意為主，才能“以文傳意”。可見他所謂“義牽其旨”這個“義”字是講的文義，不該把文義來牽動文旨。我們?nèi)舳梦囊詡饕猓皠t其詞不流”，文章不會泛濫，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詞藻，“金石”是聲調(diào)，此為文第二義，而非第一義。可見范蔚宗深悉當(dāng)時人的文病。但看他這封書，向后不能比韓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馬遷、班固，可是他已能在當(dāng)時駢體文的重重困縛中要求擺脫。他的《后漢書》，文章寫得也非常好。我今舉此一例，想借以告訴諸位，將來若輪到諸位來寫歷史足有一番困難使諸位無法寫，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話文應(yīng)用范圍，其實也尚只在報紙新聞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類。如要寫一傳記，白話文反不易寫。如要寫一碑文，用白話，實不甚好。有時連日常應(yīng)用文字也不能純粹用白話，不得不轉(zhuǎn)用簡單的文言。若我們要來寫一部歷史，如《中華民國史》之類，單就文體論，便有大問題。我想諸位如要寫史，最先便該重讀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來試寫，不致的呢么啦，不成一篇史體文。范蔚宗父親范寧，治《谷梁春秋》，是一個極有名的大經(jīng)學(xué)家。范蔚宗學(xué)問有家傳，他能看不起當(dāng)時一般作家與文風(fēng)，平心而論，《后漢書》也確不失為一部極好的史書。
講到《三國志》，有一問題很復(fù)雜。那時已是斷代為史，漢代完了，晉代沒有起，陳壽自己是三國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晉朝做官。照歷史傳統(tǒng)，是由魏到晉，陳壽不能不由晉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國志》，只魏帝稱本紀(jì)，蜀吳諸主均稱“傳”，此層便有關(guān)后來史家所爭的正統(tǒng)問題。陳壽尊魏，頗為后世所非。但他書稱《三國志》，不正名曰《魏書》，不與《漢書》、《后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并列的，可見陳壽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國志》里又有一問題，應(yīng)該提出。此刻大家都說魏、蜀、吳三國，其實依當(dāng)時歷史講，不應(yīng)稱“蜀”，應(yīng)稱“漢”。漢昭烈帝不能稱蜀昭烈帝。當(dāng)時蜀國人自稱“漢”，不稱“蜀”。此問題，諸位驟聽似很無聊。但我們在今天也恰恰碰到這問題。其時吳蜀聯(lián)盟，吳國人說：“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見當(dāng)時的吳國人也稱四川是“漢”，不稱是蜀。而陳壽《三國志》把這個“漢”字改成了“蜀”字，由寫歷史人來改歷史，那真是要不得。漢昭烈帝決不能稱“蜀昭烈帝”。諸葛亮《出師表》上的：“漢賊不兩立”，也明明自稱是漢，哪能改作蜀賊不兩立？可見這一問題，也不僅是一歷史問題，在我們當(dāng)前，同樣有此問題，在所必爭。而且也不僅我們，在現(xiàn)時其他國家中，同樣有此問題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說我們歷史上所爭的正統(tǒng)問題是不該再提了，認(rèn)為此只是一種陳腐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現(xiàn)在才知道此等歷史問題，同時還即是現(xiàn)實問題，不可不爭。但我們也要為陳壽著想，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dāng)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漢則已讓位給魏了，在魏人定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通稱蜀是漢。到今天，我們講歷史到三國，開頭就說魏、蜀。吳。那就是跟著陳壽講，但當(dāng)時歷史上沒有蜀國，我們不得已而稱之，至少應(yīng)稱“蜀漢”，以示別于前漢后漢，而不能單稱之日“蜀”。這問題在前有人講過，特別是黃震（東發(fā)）的《黃氏日鈔》里，提出這問題。我以前讀《黃氏日鈔》，對此大為佩服。但此刻翻查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它鈔了東發(fā)《日鈔》，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孫，乃知提出此問題的還不是從黃東發(fā)開始。所以我要告訴諸位，在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實不該把來看輕抹殺。
我又想勸諸位，做學(xué)問不能只為寫論文，也該學(xué)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盡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志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nèi)，易查易看，對后人貢獻(xiàn)大。我們此刻寫論文，盡求篇幅龐大，不想后來人哪能看這許多。即如盧弼，近人講史學(xué)不會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殺了。他一輩子成績專研一部《三國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來講《三國志》，一查《鐘繇傳》，又查《華歆傳》，又查《黃氏日鈔》論蜀漢這番話，他都有了。這些縱不說是《三國志》上的大問題，但也不能說不是問題。前輩人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哪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xué)問的一個態(tài)度問題，或說心術(shù)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xué)問。好了，今天講到此為止。
上一頁 目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