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的疏狂傳統(tǒng)與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態(tài)
宋代文人常自稱“疏狂”。柳永在詞中自稱疏狂凡六次，如《鳳棲梧》（佇倚危樓）“擬把疏狂圖一醉”；晏幾道《鷓鴣天》（醉拍春衫）“天將離恨惱疏狂”；蘇軾《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懶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滿庭芳》（三十三年）“我自疏狂異趣”；《滿庭芳》（蝸角虛名）“且趁身閑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秦觀《何滿子》（天際江流）“諳盡悲歡多少味，酒杯付與疏狂”；張元干《蘭陵王》（卷珠箔）“尋思舊京洛，正年少疏狂，歌酒迷著”；《減字木蘭花》（客亭小會）“昏然獨坐，舉世疏狂誰似我”；范成大《菩薩蠻》（雪林一夜“綺叢香霧隔，猶記疏狂客”；陸游《風(fēng)入松》（十年裘馬）“倚疏狂、驅(qū)使青春”。
何謂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試探討之。
一、狂與疏
漢語所謂狂，通常當(dāng)有四種含義：一是病態(tài)的狂，本指狗的瘋狂狀態(tài)（參《說文》），引申于人，則指人喪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狀態(tài)。二是自然現(xiàn)象的失常狀態(tài)，如暴風(fēng)驟雨之可謂狂。三是正常人無知狀態(tài)的躁動和妄想，即通常所謂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級的精神形態(tài)的狂，主體恃才傲物，自信又自負，放縱性情，執(zhí)著追求。本文所謂文人之狂即取此義。
文化史上最早稱正常人為狂是貶義的，而且狂的貶義在后世一直被使用（論證略）。從孔子開始，狂獲得了積極的高級精神形態(tài)的含義。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語曰：“狂者進取于善道，狷者守節(jié)無為”。邢疏曰：“狂者進取于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jié)無為，應(yīng)進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孔子又說：“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國認為孔子主張“狂者進取宜直也”。可見孔子及后儒都認為狂是一種志向高于實際、執(zhí)著進取、正直無悔的高級精神形態(tài)。孔子在陳國，有一次感慨地說“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注：“簡，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注、疏均認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鄉(xiāng)的一些學(xué)生們進取于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dāng)歸以裁之耳。孟子對這些“小子”的狂簡有一番解釋：“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說志大言大，總是向往并欲效仿古代的圣賢，但實際上并不能完全實現(xiàn)自己的志與言。今人楊伯峻認為“狂簡、斐然成章”是指“志向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觀”。可知孔子所說的“狂簡”是指志大才高、勇于進取但疏于裁制（規(guī)范）。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負、積極進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為之，富于生命激情而且正直無悔。他以其偉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為垂范后世的圣賢，按《尚書》對狂和圣的區(qū)別，后人一般都不說他是狂者。但人類歷史上哪一位偉人可能沒有狂氣呢？狂其實是偉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國歷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發(fā)源于孔子的。
孟子對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負而又多了些恃才傲物之氣，在積極進取中總顯得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盡管他的仁政主張和盛世理想與現(xiàn)實距離太遠，但他卻執(zhí)著于此而不愿妥協(xié)。他又為自己確立了一個圣賢人格理想，矢志不移、無懼無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級的、積極的人類精神。中國傳統(tǒng)文人之狂的積極含義還不止于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熱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樹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癡迷，是絕不遜于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詩意的、幻想的迷狂。當(dāng)然，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了些“獨清”、“獨醒”的苦悶，他的救世情懷中還有許多厭世疾俗的激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國多狂人，那位“披發(fā)佯狂不仕”的接輿，其警示孔子的“鳳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這又使我們不能不提起另一種類型的大狂人莊周。按孔子的定義，莊子是位“狷者”，但事實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熱而是狂狷。他的恃才傲物、自信自負不亞于孔、孟，對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過于屈子，只是他所執(zhí)著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為人類所心儀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云富貴、糞土王候、非詆圣賢、達觀生死，為后世文人開辟了廣闊誘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真是一個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動狂熱的時代！不止是孔、孟、莊、屈，還有縱橫狂人蘇秦、張儀，倜儻狂俠魯仲連，智謀狂客馮諼，義勇狂士荊軻等等，不勝枚舉。但是到此為止，傳統(tǒng)文人之狂還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銓釋。
對于魏晉文人來說，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傷害了他們忠君報國的情懷和淑世救民的志愿，魏晉司馬氏政權(quán)政治的殘酷和名教的虛偽又引起了他們對權(quán)勢的恐懼和厭惡。他們有恃才傲物的自負卻無法擁有孔、孟那樣進取的自信；有憤世疾俗的情懷和人格獨立的意愿卻不敢像屈原那樣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也不能像莊子那樣自由恣縱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們精深地把握了莊子生命哲學(xué)的兩大要義──自然和自由（逍遙）。于是，他們發(fā)明了佯狂以避禍、放誕以求真、清談玄虛以存智慧，潛心藝術(shù)以適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們的生活準(zhǔn)則，而狂醉則是他們普遍采用的韜晦手段。阮籍、嵇康、劉伶堪為代表。他們被迫或自愿地放棄了進取救世之狂想，而又變態(tài)地發(fā)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說他們憑著優(yōu)秀的天賦和藝術(shù)修養(yǎng)而使這種狂放保持了較高的審美品味，那么其后眾多的“效顰”者則使這種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體放蕩的泥潭。《世說新語·德行篇》第23條王、胡事下注引王隱《晉書》曰：
魏末阮籍嗜灑荒放，露頂散發(fā)，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子弟……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更有甚者，則當(dāng)眾戲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結(jié)伙入人家室，調(diào)戲婦女。甚至”相與為散發(fā)裸身之飲，對弄婢妾。
不僅了無羞恥之意，反而自詡為通達。后世文人在聲、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蕩，但不至于如此荒誕無恥。
李唐王朝相對開明的政治和開放的文化，大大助長了文人才子們恃才傲物的自信、進取的狂想和詩意的享樂激情。他們無須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頹廢自毀。進則有指點江山、致君堯舜、揶揄圣主、傲視公卿的狂想，退則可以在山水或聲色中流連、癡迷。不論進退，他們都喜歡詩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從中享受審美的愉悅。他們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沒有魏晉人的韜晦意味，而是充溢著審美的激情。李白《將進酒》、杜甫《飲中八仙歌》、都是對狂醉者的禮贊。韓愈《芍藥歌》云“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劉禹錫《贈樂天》云：“痛飲連宵醉，狂吟滿座聽”。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來逢酒便高歌，醉舞詩狂漸欲魔”。令人陶醉的不僅是酒，更是詩情和自由。即便是縱情聲色，他們也不至于像晉人那樣頹廢粗俗。無論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兒歌棹”，還是杜牧的“十年一覺楊州夢”，都帶有濃郁的詩意的審美享受的格調(diào)。
據(jù)日本學(xué)者宇野直人統(tǒng)計，唐代詩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詩中27次，杜甫1450首詩中26次，韓愈387首詩中25次，白居易2800首詩中97次。他認為，杜甫之“狂”對柳永、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均有明顯影響。李白用“狂”字描寫自然現(xiàn)象，借以象征“主人公極端化心理狀態(tài)”的表現(xiàn)方法，也為柳永所繼承。柳永“用‘狂’字來表現(xiàn)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縱情懷，這正是從杜甫開始的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態(tài)與獨立人格意識、自由人生觀念、審美生活情趣密切相關(guān)。
至此，發(fā)源于儒、道又密切關(guān)系著俗世享樂的中國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征──無論從行為還是心理意義上說──是對常規(guī)的超出，是對通常情況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獨者，并且常常顯得有點不合時宜。這種超出在實踐意義上分解為兩種指向：可稱之為進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謂進取之狂，是對事業(yè)功名而言，是爭取實現(xiàn)個人對社會事業(yè)的價值，即“為君、為國、為民”；“立功、立言、立德”。進取者力圖在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發(fā)揮自己的作用，實現(xiàn)自己的意志。為此而執(zhí)著地、狂熱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謂進取之狂，本文暫且不論。
所謂疏放之狂，偏重于個人的審美自由。較多地表現(xiàn)為對個人審美趣尚、享樂欲望的追求。這是個人化的生活意向，雖然也帶有積極行動的性質(zhì)，但人們習(xí)慣上不稱之為進取，以便與社會進取有所區(qū)別。宋人自“狂”，多指這種個人的、自由化的心理和行為。
那么“疏”是何意？《說文》“疏，通也。”“通，達也。”《廣韻》第九“魚”部：“疏，通也，除也，分也，遠也，也”。蓋疏字本義為疏通、開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許多意思，茲舉與本文相關(guān)者：
疏遠、淡漠：《論語·里仁》“朋友數(shù)，斯遠矣”。邢疏云：“數(shù)謂速，數(shù)數(shù)則瀆而不敬……朋友數(shù)，斯見疏薄矣”。《荀子·修身》“諂諛者親，諫爭者疏”。《離騷》“吾將遠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風(fēng)月闊，山心人事疏”。李嶠“琴酒塵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生疏、迂闊：《漢書》卷48賈誼傳“天下初定，制度疏闊”。陶淵明《詠荊軻》“惜哉劍術(shù)疏，奇功遂不成”。王維“杜門不復(fù)出，久與世情疏”。白居易“老更為官拙，慵多向事疏”。皮日休“暫聽松風(fēng)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家人厭，病久還甘吏道疏”。《爾雅正義》邢序云：“雖復(fù)研精覃思，尚慮學(xué)淺意疏。”
疏放瀟灑不拘泥：謝靈運《過白岸亭》“未若長疏散，萬事恒抱樸”。《南史》卷49“孔珪風(fēng)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斗”。《南史》卷15“劉祥少好文學(xué)，性韻剛疏”。王績“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杜甫“謝安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法疏”。《新唐書》卷127張嘉貞傳“嘉貞性疏簡，與人不疑，內(nèi)曠如也”。
宋人所謂疏狂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義，一指疏遠政事、吏道、俗務(wù)應(yīng)酬；二指疏曠通達，淡漠功名富貴、世故人情、禮法名教、儒學(xué)舉業(yè)；三指疏放不羈，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于詩、酒、山水或聲色娛樂之事。杜甫詩“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詩“疏狂屬年少，閑散為官卑”，或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處。尤其是白居易“中隱”于洛陽時期，在很多詩篇中稱自己是“閑居”的“狂夫”、“狂翁”、“狂賓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詩狂”、“狂歌”、“老狂詞”、“狂吟”、“狂言”、“狂取樂”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狀態(tài)。這對宋人自言其狂影響頗大。日本近年有些學(xué)者對宋代文人自稱“狂”的現(xiàn)象予以關(guān)注，均注意到其與唐代文人之“狂”的聯(lián)系。如同白居易一樣，宋人說自己疏狂時，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謙，說自己懶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實際上帶有以高雅、通達、瀟灑自賞之意。
宋人的疏狂與孔子所說的“狷者有所不為”，在疏于仕事這一點上近似；與莊子鄙棄功名富貴、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與楚狂接輿之鳳歌傲世、屈原之露才揚己、宋玉、司馬相如之文采風(fēng)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視禮教、陶靖節(jié)之東籬醉酒等等歷史文化原型都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而在表現(xiàn)形式上并不像魏晉名士那樣自毀形骸，也絕不會再像屈原那樣癡迷悲憤得以身殉國；在精神形態(tài)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輿和阮籍那樣佯狂避世。他們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們風(fēng)流倜儻、瀟灑任性、率真自得的審美生存精神，盡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尋求、創(chuàng)造和享受生活的詩意與自由，用審美的追求與獲得來彌補功利的追求與失意。他們比前還多了幾分曠達。宋人的疏狂，或與其仕途之窮達密切相關(guān)；或與朝野風(fēng)尚、城市經(jīng)濟、文化氛圍、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關(guān)；或與個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藝術(shù)修養(yǎng)相關(guān)。
近年有學(xué)者著筆于中國傳統(tǒng)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莊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鄭板橋、龔自珍等為審視對象，于宋人則留意無多。大概是覺得宋人之狂不夠“典型”吧。這或可說明宋人之狂較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著意檢討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檢討可知，宋人所謂疏狂帶有疏離仕途規(guī)范和儒家名教、放縱生命本真形態(tài)的自由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盡管入仕的文人常會有點“狂者進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諫，而且不能不講分寸。即使這樣，也還是常常因此而被貶黜。宋代皇帝的納諫作風(fēng)總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貶黜官員的事也是屢見不鮮。宋太宗因胡旦獻《太平頌》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衛(wèi)將軍允言坐狂率，責(zé)授太子左衛(wèi)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歐陽修等屢因“小臣之狂言”、“越職言事”而遭貶謫。哲宗紹圣元年八月“壬辰，應(yīng)制科趙天啟以累上書狂妄黜”。
兩宋朝堂黨爭不斷，從表面看，北宋黨爭關(guān)系于“新”與“舊”，南宋黨爭圍繞著戰(zhàn)與和。由此釀出無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與失意。激烈的政治斗爭把許多進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遷謫的旅程。
按孔子的說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們不論因何緣故疏遠或離開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縱。仕途與自由、中行與狂狷總是此消彼長的，其間存在著價值抵償關(guān)系。
宋人所謂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詩、自然山水、聲色美女等方面放縱性情，疏于約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與疏狂
酒是麻醉劑，又是興奮劑。它可以幫人暫時消解煩憂，助長人們游玩娛樂的興致，刺激創(chuàng)作激情和靈感等等。劉伶縱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潛把酒賞菊、李白“斗酒詩百篇”……文人與酒的緣分總是蘊涵著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離仕途之際，也免不了常常狂飲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縱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約束感、壓抑感、裝飾感需要借助“杜康”來消解，狂飲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濁醪”來補償，狂飲以求充實；人生的各種煩惱、苦悶、或憂傷都可以借助醉意來超越或解脫，狂飲以求輕松；而生活中的許多歡欣也常常要借助酒意來品嘗，狂飲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悅。
比如柳永失意時與“狂朋怪侶，遇當(dāng)歌，對酒競流連”；“未更闌，已盡狂醉”。晏小山熱戀中“曳雪牽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蘇舜欽從政不慎，“放歌狂飲不知曉”，結(jié)果授政敵以柄，落職閑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覺懷抱抒”，在滄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風(fēng)知”。
蘇軾謫黃，“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以至“夜飲東坡醒復(fù)醉”。出于對仕宦風(fēng)波的厭倦，他希望“且趁身閑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南宋文人多因主戰(zhàn)不遂而疏離仕途，則胸中磊塊更需杯酒澆之。張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叢桂，今宵狂客，不勝杯勺”。“春撩狂興，香迷痛飲，中圣中賢”。“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獨坐，舉世疏狂誰似我”。
負天下之志的陸游只能在“尊前消盡少年狂”。
大英雄辛棄疾空懷一腔報國之志，卻被朝廷長期棄置山林，于是終日醉飲狂歌，自稱“酒圣詩豪”，借酒澆愁、泄憤、自慰、取樂、交友、打發(fā)時光。
文人之嗜酒，總是比一般只圖口腹之快者多幾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陳師道，雖然性情極其孤傲、不長于交際，但也深愛杯中之物，深得飲中三昧。他自謂“向來狂殺今尚狂”，其《次韻蘇公獨酌》詩，頗言醉飲縱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風(fēng)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獨酌。使君顧謂客：老子興不薄。飲以全吾真，醉則忘所樂。未解飲中趣，中之如狂藥。起舞屢跳踉，罵坐失酬酢。終然厭多事，超然趨淡薄。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身將歲華晚，意與天宇闊。醒醉各有適，短長聽鳧鶴。
以上所舉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舉一位史稱“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的名臣司馬光，或許更有助于說明文人之狂與酒的關(guān)系。
司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譽。且不說他在朝時如何“有法”、“有禮”，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他的賢達知己邵雍對其“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稱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較嚴格，尤其不贊成狂人。熙寧三年《與王介甫書》批評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雖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就是這樣一位嚴于規(guī)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歲月里（52－66歲），也不乏“樽前狂氣出云霄”的自由樂趣。
以酒銷愁、樂以忘憂常有之：
執(zhí)酒勸君君盡之，今朝取醉不當(dāng)疑。好風(fēng)好景心無事，閑利閑名何足知。
──《執(zhí)酒》（《全宋詩》P6073頁，下引同書只注P次）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無營見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當(dāng)年不作獨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擲置，放歌沈飲且醺醺。
──《送張?zhí)┟C知岳州》P6111
賓主俱歡醉，高樓迥倚空。形忘羈檢外，酒散笑談中。
──《宜甫東樓晚飲》P6135
朋友聚飲行樂常有之（當(dāng)時洛陽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為“耆英會”、“真率會”等，蔚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崗……吾儕幸免簪裾累，痛飲閑吟樂未央。
──《再和堯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會詩》P6205
白頭難入少年場，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園真率會見贈》P6220
七人五百有余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斗雞非我事，纻衣絲發(fā)且相輝。
經(jīng)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盡從他笑滿頭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會……用安之前韻》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會之雅集。司馬光此時陶醉于洛中衣冠盛會，頗有不讓前賢、樂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華地，冠蓋優(yōu)游萃五方。比戶清風(fēng)人種竹，滿川濃淥土宜桑。
鑿龍山斷開天闕，導(dǎo)洛波回載羽觴。況有耆英詩酒樂，問君何處不如唐。
──《和子駿洛中書事》P6208
對文化人來說，醉飲之真諦在于自由。據(jù)他自己說，酒中真味是于居洛時才悟得的：
覺后追思氣味長，歡情愁緒兩俱忘。近來方得醉中趣，熟寢沉沉是醉鄉(xiāng)。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題趙舍人庵》P6225
醉飲之樂既多，自然令人傾心：
余生信多幸，狂醉亦無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后乘，尋花載酒愿年年。
──《和子華……賞牡丹》P6214
他甚至有點嗜酒如狂了：
頭白惜春情更深，花間獨醉競分陰。
──《次前韻二首》P6213
盛時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插滿頭。
──《和秉國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朝廷的召喚又使其離開了這片令他開心愜意的樂土。告別自由的感受的確是復(fù)雜的，他最想說一說的還是這杯中“知己”：
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
──《留別東郡諸僚友》其五P6089
這似乎有點悲涼，然而恰可說明：醉里狂歡最是疏離仕事者的一大樂趣。
（二）“狂吟無所忌”──歌詩與疏狂
古代文人講究詩酒風(fēng)流，酒狂常為詩狂而設(shè)。如果只有酒而沒有詩，文人就不成其為文人了，因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馬光就曾說過蘇舜欽因詩而留名：“潦倒黃冠無足論，白頭嗜酒住荒村。狂名偶為留詩著，陳跡仍因好事”。陳與義云“風(fēng)流到樽酒，猶足助詩狂”。陳亮自稱“酒圣詩狂”。酒狂和詩狂是成就文士風(fēng)流的兩大相關(guān)要素。
對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藥劑”，狂飲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縱，詩使自由生命的價值得以實現(xiàn)并且永恒。李白說“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其實是預(yù)設(shè)了一個不爭的前提──詩。陳王是詩人，否則說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為美談，也是因為有“詩百篇”這個前提或者說結(jié)果。
有了詩，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會和歷史的審美確認，文人的價值才能超越時空中的一切短暫而獲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總是蘊涵著豐富的詩意。林逋《讀王黃州詩集》云：
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左遷商嶺題無數(shù)，三入承明興未休。
說的是王禹偁這位開宋詩革新之先聲的詩人，在左遷商州的兩度寒暑中，創(chuàng)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稱道的一批詩篇。徐規(guī)先生說：
禹偁在商山二年，為一生中作詩數(shù)量最多、質(zhì)量最佳之時期，曾有“新文自負山中集”（卷十《幕次閑吟五首》）之句。
文學(xué)史上素有憂患出詩人之論。幾乎很難舉出哪位文學(xué)家的創(chuàng)作高峰出現(xiàn)于仕宦通達之際；而絕大多數(shù)堪稱優(yōu)秀的文學(xué)家，其創(chuàng)作豐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離仕事之時。比如蘇軾、辛棄疾的創(chuàng)作高峰期都出現(xiàn)在謫居歲月中。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時間寬裕，三因心境相對疏放。儒家于個人出處之道，素有“兼濟”、“獨善”的進退原則。疏于仕事而將心力傾注于文學(xué)，這是文人獨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歲舉進士，38歲謫商州。謫商前夕曾有詩云：
奉親冀豐足，委身任蹉跎。終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隨后便謫居商州，真的開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對雪示嘉佑》詩中回憶道：
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憂？抱瓶自瀉不待勸，乘興一飲連十甌。晚歸上馬頗自適，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業(yè)，加之商州團練副使這個實為監(jiān)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簽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詩歌看作謫居歲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長沙，賴有詩情遣歲華。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詩》（下同），P732）
遷謫獨熙熙，襟懷自坦夷……消息還依道，生涯只在詩……琴酒圖三樂，詩章效《四隨》……吾道寧窮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憤瀉黃陂。
──《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P709－712
眼前有酒長須醉，身外除詩盡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業(yè)立，空驚雙鬢衰。唯憐文集里，添得謫官詩。
──《滁上謫居四首》其二P754
冬來滁上興何長，唯把吟情入醉鄉(xiāng)……謫宦老郎無一物，清貧猶且放懷狂。
──《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P755
咸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讜論倡于朝”的王禹偁再謫黃州。這時他47歲，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結(jié)束了，他的財富還是只有詩：
悲歌一曲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襖天使》P787－788
他一生為官清廉，不治產(chǎn)業(yè)。離商州時就只是將“詩章收拾取”，“留與子孫吟”，此番謫黃，他“即著手編次平生所為文……成三十卷，名曰《小畜集》”。這位48歲就辭別了坎坷人生的詩人，似乎真的對自己的生命早有預(yù)感，他竟然如此從容地親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給了后人。當(dāng)然，后人也永遠銘記了他的“忠義之氣”，《宋史》忠義傳序例舉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棄疾是典型的狂飲狂歌之士，他自稱“酒圣詩豪”。在醉意中作詞是他罷官數(shù)十年閑居歲月里的主要事業(yè)。他把這種生活稱之為“一觴一詠”、“醉舞狂歌”、“樽俎風(fēng)流”。他是宋代詞人中傳世詞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詞派的最優(yōu)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詞中，“狂”字凡十三見，多為其狂飲狂歌心態(tài)之寫照，茲據(jù)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索引于下（只注P次和詞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減字木蘭花》
說劍論詩余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
──P117《水調(diào)歌頭》
老眼狂花空處起，銀鉤未見心先醉
──P127《蝶戀花》
折花去，那邊誰家女，太狂顛
──P144《唐河傳》
昨夜酒兵壓愁城，太狂生，轉(zhuǎn)關(guān)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風(fēng)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
──P240《賀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聲，倚歌和之
──P292《沁園春》
風(fēng)狂雨橫，是邀勒園林，幾多桃李
──P302《念奴嬌》
長恨復(fù)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
──P317《水調(diào)歌頭》
綸巾羽扇顛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調(diào)歌頭》
醉兀籃輿，夜來豪飲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擊碎村醪，欲舞還憐衫袖短
──P469《玉樓春》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P515《賀新郎》
辛棄疾的生命價值在仕途和戰(zhàn)場上無法充分實現(xiàn)，卻在“狂歌”事業(yè)中實現(xiàn)并獲得了永恒。
（三）“付與狂兒取次游”──自然與疏狂
疏離了官場，就接近了自然。所謂疏離，有些人可能是暫時或長期離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離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閑地走近自然。不論哪種情況，其生存時空和心理時空都與自然貼近了。山水林泉田園茅舍是文人們自由生活的樂土，是獨立、自由精神的家園，是文學(xué)藝術(shù)的搖籃，是生命哲學(xué)的時間和空間。在這里，誰都不妨疏狂放縱一番。山林隱士自不必說，就連端方嚴謹如曾鞏、司馬光這樣的名臣大儒，面對大好山水也不免狂興難禁：“每看香草牽狂思，曾向幽蘭費苦吟”；“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岡”。
宋代文學(xué)中許多得之于山水田園的佳作都記錄了疏于仕事的作者們曠放疏散、縱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興怡情、消解煩憂的情景。
王禹偁貶官黃州，特建小竹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fēng)帆沙鳥、煙云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
歐陽修謫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號醉翁，施政從簡，放縱于詩酒山水之樂，留下了許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記》是此期間之代表作，人所熟知，茲不引述。他于嘉佑元年所作雜文《醉翁吟》，追憶當(dāng)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游其溪，咿嚶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fù)來而幾時。風(fēng)裊裊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與野麋……
歐陽修頹放于滁山之時，蘇舜欽也因同樣的政治緣由罷官閑居在蘇州滄浪亭。這兩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離仕事之際，也以同樣的心態(tài)狂游縱飲。其《滄浪亭記》云：
……前竹后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難的道友體會的是同一種人生況味，故爾雖處異地，仍以詩文交流心得。歐陽修因“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而答以《滄浪亭》詩，有“豈如扁舟任飄兀，紅渠綠浪搖醉眠”等互勉之語。
大自然的真實和寬容對于米元章尤其適宜。這位顛狂的大書法家也是山水狂客。他之愛奇石、愛山水，都體現(xiàn)著他真率自由的個性。今存其四卷數(shù)百首詩，除寫書畫之事以外，多為山水景物之作。岳珂《寶晉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fēng)煙之上，覺其詞翰間有凌云之氣”。“出風(fēng)煙之上”、“有凌云之氣”，固然與其性格、氣質(zhì)、才情、修養(yǎng)有關(guān)，而其取于仕途者少，得于自然者多亦當(dāng)是重要原因。其《壯觀賦》云：“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顧，慨然而嘆曰：壯哉江山之觀也！”
這位不曾丟過官職的藝術(shù)家也從未丟掉過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詩吟景物，垂虹秋色滿江南。──《垂虹亭》
我欲臨風(fēng)取清曠，寄聲魚鳥莫相猜。──《書淮岸艤舟館秀野亭》
野伯終朝愛清景，不辜閑祿太平身。──《高郵即事》
魚鳥難馴湖海志，岸沙汀竹憶山林。
──《太常二絕》（上引均見《寶晉英光集》卷四）
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無拘無束，有時顯得過于顛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發(fā)潤州》（卷五）
不過他自己覺得既愜意又和諧：
醉余清夜，羽扇綸巾人入畫，江遠淮長，舉首宗英醒更狂。
──《減字木蘭花》，（卷五）
讀其《寶晉英光集》，很少見他有什么憂愁煩惱怨氣牢騷。或許他才真正稱得起徹里徹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銘》頗見宋代文人隨緣適性的自由主義人生哲學(xué)：
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遠恥有禮，翔而后集，色斯舉矣。（卷六）
山水狂游對于自稱“我自疏狂異趣”的蘇軾來說，除消解煩憂、怡情悅意之外，還有另一番深意。這位文化偉人對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對生命哲學(xué)的探究，對歷史和社會的叩問，多是在大自然賜給他的自由時空中臻于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異趣”，常常帶有豐富的“理趣”。“理趣”歷來是“蘇學(xué)”中備受關(guān)注的話題，本文無須詳論。這里只是指出：
“疏狂”是人類生命過程中的一種自由形態(tài)，而在人類生存的一切環(huán)境中，自然是最適合這種生命形態(tài)良性發(fā)育的環(huán)境。對“疏狂”的士人，當(dāng)其疏于仕宦之際，如果說狂于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對生命之本真的確認，對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縱，對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么他們縱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間，所得到的則主要是對宇宙、人生、歷史和社會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對自然和人生的詩意的審美愉悅。
（四）“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聲色與疏狂
宋人自稱疏狂，多數(shù)都關(guān)乎男女風(fēng)流韻事。柳永《鶴沖天》詞所言在風(fēng)月場上“偎紅倚翠”、“恣游狂蕩”，實為文人士大夫中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倒是王安石、司馬光、二程、朱子這樣凜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數(shù)。
文人的風(fēng)流韻事是各種筆記、小說、詩話、詞話等雜史中的熱門話題。作為一代文學(xué)之代表的宋詞，更是宋世風(fēng)流的藝術(shù)寫照。
疏狂之于女色，或表現(xiàn)為群聚宴飲以妓樂歌舞相佐，或表現(xiàn)為煙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于仕事者，宋代皇帝、達官顯貴、京城和地方各級軍政官吏、太學(xué)生、舉子、罪臣謫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類“疏狂”行為。其疏者，主要是儒家名教規(guī)范；其狂者，主要是聲、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縱和滿足。在宋代，這是完全可用“普遍”稱之的世風(fēng)和士風(fēng)。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詞人，其詞中“狂”字凡24見，多是指放縱于男女之事。茲據(jù)《全宋詞》索引如下（只注P次和詞牌）：
恣狂蹤跡，兩兩相呼，終朝吟風(fēng)舞。──P13《黃鶯兒》
對滿目亂花狂絮。──P15《晝夜樂》
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P15《晝夜樂》
好夢狂隨飛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殺云蹤并雨跡。──P20《玉樓春》
金蕉葉泛金波齊，未更闌，已盡狂醉。──P20《金蕉葉》
恨少年枉費疏狂，不早與伊相識。──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蹤舊跡，長只恁，愁悶朝夕。──P22《征部樂》
貪看海蟾狂戲，不道九關(guān)齊閉。──P23《巫山一段云》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dāng)歌，強樂還無味。──P25《鳳棲梧》
至更闌疏狂轉(zhuǎn)甚，更相將鳳幃鴛寢。──P29《宣清》
認得這疏狂意下，向人誚譬如閑。──P29《錦堂春》
平康巷陌，觸處繁華，連日疏狂。──P31《鳳歸云》
小樓深巷狂游遍，羅綺成叢。──P31《集賢賓》
似恁疏狂，費人拘管，爭似不風(fēng)流。──P33《少年游》
況有狂朋怪侶，遇當(dāng)歌，對酒競流連。──P35《戚氏》
花紅滯翠，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系。──P35《長壽樂》
帝里疏散，數(shù)載酒縈花系，九陌狂游。──P40《如魚水》
秋聲敗葉狂飄，心搖。──P43《臨江仙》
坐中醉客風(fēng)流慣，尊前見，特地驚狂眼。──P47《河傳》
昔觀光得意，狂游風(fēng)景。──P47《透碧霄》
狂風(fēng)亂掃。──P51《傾杯》
楚峽云歸，高陽人散，寂寞狂蹤跡。──P51《傾杯》
未遂風(fēng)云便，爭不恣游狂蕩。──P51《鶴沖天》
一夜狂風(fēng)雨。──P53《歸去來》
柳永所謂“疏狂”或“狂”，較為典型地體現(xiàn)了宋代“自負風(fēng)流才調(diào)”（柳詞《傳花枝》）的文人縱情聲色之際的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樂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償心理等。
略晚于柳永的晏幾道，其性情、身世雖與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于仕事，沉醉于聲色情愛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鮮明的個性色彩，可稱之為狷世之癡狂，亦為宋人疏狂心態(tài)之重要類型。
晏幾道是個情癡。今存《小山詞》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緣于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編詞集所作序稱自己的詞為“昔之狂篇醉句”，“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篇中所記悲歡離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見于《鷓鴣天》詞：“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這是自寫相思之詞。詞中那位被離愁別恨所困擾的疏狂者，借酒澆愁，終難排遣對“舊香”的迷戀。可知其“疏”，當(dāng)指疏于繩檢（規(guī)范），疏于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縱于宴飲、聲色、情愛等自由享樂的生活。在仕途和愛情之間、規(guī)范和自由之間、真誠和偽飾之間、現(xiàn)實和理想之間，他一律疏于前者而狂于后者。首先，疏于仕事，狂于聲色宴享之樂。
晏幾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兒子。晏殊自30歲即為顯官，居要職二十余年，位至宰輔，薦拔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一代名臣皆曾執(zhí)掌朝政。晏殊死后33年（元佑三年），時為翰林學(xué)士的蘇軾欲求見小晏，小晏辭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小晏說出了兩個事實：一是朝廷當(dāng)政者中有許多晏家的親朋故舊；二是小晏與他們來往很少。這足以說明他對仕途的冷漠。他擁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父蔭和自身的“有余之才”，但偏偏不求仕進。黃庭堅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詞序》言其“癡”曰：
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
可知他一不習(xí)舉業(yè)，二不憑父蔭干謁求進。黃庭堅說他”磊隗權(quán)奇，疏于顧忌“，首先即指這種狷介的個性。他四十多歲時因鄭俠事牽連下獄，或亦與其”不能一傍貴人之門“的狷介性情有關(guān)。他作潁昌府許田鎮(zhèn)的小小監(jiān)官時，大約已經(jīng)五十多歲。此后更無仕宦顯達之事。
于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遠，卻沉迷于聲色歌舞、宴飲享樂之事。《小山詞自序》云：
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云，品（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為一笑樂而已。而君龍疾廢臥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具流轉(zhuǎn)于人間”。
這顯然是個很長的時期。對沈、陳二人來說，當(dāng)是后半生；小晏則可能是青壯年。他的詞足可證明這種生活的時間跨度。這是一種如夢如幻、如醉如癡、年復(fù)一年的狂歡歲月，“疏于顧忌”的風(fēng)流男女們在一起宴飲、詩詞歌舞、冶游調(diào)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腸，人會娥妝，藕絲衫袖郁金香。曳雪牽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鷓鴣天》
從黃《序》“費資千百萬，家人饑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來看，小晏為這種放縱的生活幾乎傾家蕩產(chǎn)，而且無愧無悔。“孺子之色”，此當(dāng)指兒童般無憂無慮的神色。黃《序》又云：
至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予以筆墨勸淫，于我法中，當(dāng)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聞見后錄》卷十九云：
一監(jiān)鎮(zhèn)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甚為豪。可知小晏對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不僅至老亦無悔愧，而且頗自得意，不唯自賞，還向人炫耀，并不怎么“顧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連家人怎么想也不太考慮，所以才會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于規(guī)范，狂于情愛。
如此疏于仕事又疏于道德倫理規(guī)范的晏公子，后人卻不可以酒色之徒、敗家之子視之，因為他的疏狂中深涵著對情愛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達者精神，但小晏是個例外。他是絕對的情癡，他的生命似乎只為情而存在，他為歷史留下的“意義”，也可以說只是一個愛──詩意的、感傷的、真誠無偽的、執(zhí)著癡狂的男女情愛。
小晏對仕途功名等許多世事都能超然處之，唯對男女之情愛不能解脫。他喜歡在男女情愛世界里建構(gòu)一種具有濃郁藝術(shù)情調(diào)的審美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里面而且不求消解。他總是帶著一種極端化的傾向去體驗自由化的男女之愛。
極端地投入：
彩袖殷勤捧玉鐘，當(dāng)年拼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fēng)。
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極端地真誠：
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
──黃庭堅《小山詞序》
極端地迷狂：
狂花頃刻香，晚蝶纏綿意。──《生查子》
極端地感傷：
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沈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
──《阮郎歸》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對“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無顧忌地追求極端：歡──悲、合──離、熱戀──相思、獲得──失落。他愿意在極端的激情狀態(tài)中體驗情愛的歡愉和感傷，而無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園”。
然而這“園”中牽扯著小晏情愛之心的女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兒舞女──家妓。雖然宋王朝允許達官貴人“多蓄歌兒舞女”，但她們畢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藝謀生“準(zhǔn)妓女”。
一般說來，狎妓與愛是悖逆的。在文明社會的兩性關(guān)系中，宿娼狎妓是極端化的低級形態(tài)，愛是極端化的高級形態(tài)，二者本屬無愛與愛的兩極，不道德與道德的兩極，丑與美、卑下與高尚的兩極，自由生存形態(tài)和規(guī)范生存形態(tài)的兩極。但任何文明都只是歷史性的概念，是就一定時空中的普遍規(guī)范而言的。具體到中國的唐宋時期，文人士子與妓女產(chǎn)生情愛甚至愛情的情況亦并不十分罕見。再具體到小晏，他雖然所愛既不專一也難長久，但卻極端地真誠而且熱烈。他要用自己極端的真誠和癡情在悖逆的兩極之間搭起一座美的橋梁，連通自己與歌兒的情感，從而否定低級追求高級，否定無愛追求愛，否定丑追求美。第三、疏于現(xiàn)實狂于幻想
心造的“伊甸園”在很大程度上是脫離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中的小晏有饑寒的家人，他應(yīng)該求仕祿以養(yǎng)家，不應(yīng)該“費資千百萬”而長期在歌舞聲色中消磨；他有妻室，不應(yīng)對別人家的歌兒們過分癡情；他是相門之子，應(yīng)該更注意道德名聲。在這些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面前，盡管他天性“疏于顧忌”，卻也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壓力，因而一面在行為方面須有所檢點，一面在心理上須忍受一定的壓抑和苦悶。這是他常常在夢幻和沉醉狀態(tài)中進行超現(xiàn)實的文學(xué)想象活動的原因之一。
此外，還有他更加無法超越的兩大現(xiàn)實問題：千金易盡；年華必老。
養(yǎng)歌兒需要有財富，而養(yǎng)得起歌兒的沈、陳終于死的死、病的病。歌兒們因此“流轉(zhuǎn)于人間”。他與歌兒們的“境緣”“如幻如電”般逝而不返了。這位難忘舊情的“癡”人，只好又沉湎于幻想和回憶之中。
其實那些往昔的“境緣”，在當(dāng)時就帶有很多詩意的幻想成分，是在迷狂狀態(tài)中被大大美化了的。然而正是這種被他真心地詩化、美化了的“境緣”，又成了他在充滿醉意和夢想的回憶中繼續(xù)美化和謳歌的對象。
夢后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dāng)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
──《臨江仙》
小晏在其情感生活中，一直是愛夢幻甚于愛現(xiàn)實，愛沈醉甚于愛清醒，愛迷狂甚于愛冷靜。人在現(xiàn)實條件下總有許多事想做而不能做，或?qū)υS多直接面對的審美對象感到不盡如意，但在醉意或夢幻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卻可以進行一番自由天性的放縱、情感意緒的渲瀉與升華、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慰藉，或?qū)ο胂蟆⒒貞浿械膶徝缹ο筮M行修補完善。在他的筆下，他所眷戀的女性都是完美的，情事都是迷人的：
守得蓮開結(jié)伴游，約開萍葉上蘭舟，來時浦口云隨棹，采罷江邊月滿樓。
──《鷓鴣天》
這里是“蓮”、“蘋”、“云”，還少一只“鴻”：
問誰同是憶花人？賺得小鴻眉黛、也低顰。
──《虞美人》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難以確知他除了蓮、鴻、蘋、云外，到底還愛戀過誰？也不太清楚女性對他愛戀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晏的確非常投入地喜歡過好幾個歌兒舞女，他的自我感覺起碼很美，上引詞皆可證明，又如：
綠徑穿花，紅樓壓水，尋芳誤到蓬萊地。玉顏人是蕊珠仙，相逢展盡雙蛾翠。
夢草閑眠，流觴淺醉，一春總見瀛州事。別來雙燕又西飛，無端不寄相思字。
──《踏莎行》
這是夢幻般的仙境，其中沒有世事的煩擾，只有男歡女悅的美和自由。毫無疑問，一切都帶有相當(dāng)多的幻想成分。
曾有學(xué)者指出小晏的夢是“綺夢”，美麗宜人，但又是“破碎的夢”，有無限的凄涼感傷。對這種幻想的美，小晏自然也很清楚其虛無之處，所以他也常在詞中表達夢后酒醒之際的感傷：
舊香殘粉似當(dāng)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猶有數(shù)行書。秋來書更疏。
衾鳳冷，枕鴛孤，愁腸待酒舒。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
──《阮郎歸》
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云鴻相約處，煙霧九州城。
──《臨江仙》
美破碎了，便是悲劇。文學(xué)偏愛悲劇，人類從悲劇中體驗美。這是小晏留與后人的審美價值。
小結(jié)
人類永遠生活在規(guī)范和自由的關(guān)系中。規(guī)范長存長新，人們需時時遵守；而自由也便長新，時時點綴著人們的理想，豐富著人們的生活。古人的疏狂心態(tài)正系于后者。自由既為人類常青之理想，則疏狂精神對于健全和美化人類生活就有積極意義。本文對宋代文人之疏狂心態(tài)的研究，或可明乎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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