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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文弄墨

　　我“命中注定”不是飛黃騰達之人，定是一名文士書生。其“征兆”之一端就是從小喜歡“ 弄筆”為文。為文之際，還代人“捉刀”。

作詩填詞要另談，此處只講一個“文”字。最早的“捉刀”之例是某鄉(xiāng)古廟久荒，殿宇將頹，熱心者為保存古建筑籌劃修葺，這要有一篇“募化”的啟事文。那位先生先是找了一個本地“能文”者作了一篇，不太滿意，來求父親。父親對修廟不“內(nèi)行”，為文感到語意空泛，有點兒為難。于是我就斗膽代筆。結(jié)果頗受鼓舞，以為比那已有的簡陋不成文的啟事稿好多了，既有辭藻，也能打動人的情懷。

一位設(shè)塾課徒的劉先生見了，甚加稱贊，但他提出一個疑問：開頭敘中華寺廟的起源時，用了一個“鼻初”的詞語，說從未見過，擔心不太妥當。我當時的理由是鼻字本有“始” 義，故人稱最早的祖先叫做“鼻祖”(似乎古謂人在胎中，最先成形的是鼻子)。如此，鼻初即最早的萌芽，怎么不可以?

“捉刀”之例也替父親作過親友間的挽詩，早不記憶其詞句了。到燕京大學(xué)時，我讀西語系，卻不知緣何有了“文名”。一次，名教授張東蓀先生受友人之囑托，要為一部書法史制序，張先生很為難，因為對書法并無研究，只講哲學(xué)。于是想找個代筆人。其時整個燕園無法尋到能擔承者。哲學(xué)系的吳允曾兄(他已是教師，但與我是“同輩”，我隔六年才又回校“ 當學(xué)生”)，就來找我。我應(yīng)命交卷。

張先生很高興，因素不相識，仍由吳兄作伴，邀一晚餐為謝。(記得我初到張先生家只有王鐘翰先生在座，他是鄧之誠先生的高足。)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為張伯駒先生代筆了，有七律，有信札。記得郭沫若貶《蘭亭序》為偽跡時，張先生非常反對，定要上書于周總理，命我代筆撰呈函。我也作了，但心知這根本無用 ——周總理如何能管得了這樣的奇事?

至于不屬代筆捉刀的自己為文之例，也舉二三，以存雪鴻爪跡，彩“豹”斑痕——

我還在初中之時，年只有十六歲，每逢星期日，二哥必來探看，因星期日可以不請假而出校，故偶爾相伴到附近走走。一次，在學(xué)校西側(cè)隔馬路不太遠，忽發(fā)現(xiàn)一處鹿苑，空場中養(yǎng)著不少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愛。問知此乃樂仁堂老藥店樂家的地方，養(yǎng)鹿專為取茸取角以為珍貴藥材。二人觀賞半日，不忍離開。

隨后，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說是本無可能的“妄想”。原來，我家一位老表親劉子登，在吉林經(jīng)營木行，他有一年慨贈爺叔(我父親)一對鹿，養(yǎng)在我們小院里的西北角上木欄里。那鹿是用巨大木籠運來。因他只買到雄梅花鹿，配了一個不相稱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路上傷了后腿，成了瘸子——這不成“對”的夫妻無法生養(yǎng)小鹿。二哥的奇想是：向樂家主人洽商要一個小母鹿，不知能成與否。反正不成也無妨，他就讓我寫信去“撞”一回試試。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機會，依囑寫好付郵。

這本來是“異想天開”的事，也未敢真抱什么希望。誰知，樂家主人對一名初中學(xué)生的如此一份不情之請，竟然很快回信，慨然愿贈小鹿，囑派人前去領(lǐng)取。

二哥高興極了，馬上信函報告于父親。這一新聞性消息在敝鄉(xiāng)傳為罕聞的盛事佳話。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領(lǐng)；等到升高中，直到入大學(xué)，因家境不豐，難支費用，皆是靠成績及一份獎學(xué)金申請書來辦大事。

我的年級，不算小學(xué)的多次停課耽誤，單說中學(xué)，本應(yīng)是1937年畢業(yè)生，只因日寇侵擾，我到1939年方得投考燕京大學(xué)，次年入學(xué)，文學(xué)院長是周學(xué)章先生，批準了“全免”的獎學(xué)金數(shù)額。抗戰(zhàn)勝利后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份再次考入燕大。這次入學(xué)，則周院長早已作古 ——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聯(lián)系尋求協(xié)助的。重到燕大時文學(xué)院長是梅貽寶先生(巧極了，周、梅二公皆津沽人也)。手續(xù)逐一辦畢后，方見院長，呈上各種單據(jù)、選修課表請審核簽字(方能交注冊課，算是正式入學(xué)，否則無效)。我見梅院長時，他問了我兩句話，用眼打量我，似有所思，然后簽了字，我致謝而退。

以后，有同學(xué)張光裕兄者，為梅先生作助理工作，一見我，必然先說：“梅院長夸你是個才子!”我問梅先生從未看過我的文字呀!他說：“梅先生說你的申請書寫得最好，怎么說沒見過你的文筆?”

此言張兄特別津津樂道，僅是向我重復(fù)講說，就不止再三了。

那時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獲梅先生的青鑒，卻感很大光榮，至今難忘。

詩曰：

書生弄筆似尋常，獎學(xué)年年賴主張。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樂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