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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水鄉(xiāng)，性情必有所關(guān)，豈敢引那“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古語，豈敢以“智者”為比 擬?我是要寫我與大都市的“感情沖突”的來由。

天津地方的特點是水陸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運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豐物阜，風 俗奢華，乾隆年間已有“小揚州”的綽號了；再加上清末成了八國租界之地，半殖民地色彩 籠罩了這處魚米之鄉(xiāng)，洋樓、柏油馬�┞贰�…��改變了青溪翠葦、綠樹紅墻。

我十多歲第一回從家里進入津市(鄉(xiāng)語叫“上衛(wèi)”，還是明代的遺詞)，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不 喜歡這種洋式都市。

都市的一切，對一個“村童”來說當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 感 覺是煩悶，不快活。那“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曬，發(fā)出一種令我十分難過的氣味和刺目的 反光，我有窒息感與“沙漠”感——這一切總括起來說就是把人和自然盡其可能地都隔離起 來，我所熟悉習慣的水土忽然都變成了洋灰、砂礫、磚頭、瀝青……我很難承受這種“巨變 ”。

這一點其實是短言所不能說清的，我在此的用意是將我生長的“時空”的“空”，先粗粗交 待一下，然后再講幾句“時”。

我出生于民國七年，1918，歲次戊午。而轟轟烈烈、覆地翻天的五四運動就發(fā)生在后 一年。不必詞費，這是一個最簡明的“時代標志”了。

這就說明，我的“時空”都處在一個“交叉”點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 末細小，所以足夠讓我這個村童“承擔”的——我幼稚的心靈上早就有一種迷惘與“不好辦 ”的莫名之惆悵。

我半懂事時，以至上小學(xué)，那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先生詩)的年代，熟聞什么“奉軍 ”、“敗兵”……一串名詞，還有“抵制日貨”、“反對二十一條”的口號印象很深。其他 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無緣聽到，更談不上理解與吸取，甚至親聆老農(nóng)民對“時局 ”所抒發(fā)的感慨：“這號人，弄不好，還得出真龍?zhí)熳硬判?”

因此，我既少知識，更缺師導(dǎo)。思想，志向，都不在我這兒發(fā)生自覺性。這是很可憐的。

從文化講，五四是認為中華祖宗幾千年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該扔掉毀卻，另行尋祖認宗方能 活命。于是從外涌入的紛然雜陳。躁動、雜亂、膚淺、庸俗、無聊……是時代的特征吧，青 年人的教養(yǎng)與教育、志趣與路向，也脫離不了時代給他的熏陶與鑄造。

社會現(xiàn)象也不例外——

男人，除賣力氣的、擔挑小販等，還是長袍，“兩截衣”只是家里的打扮，見人是不可以的 ，那是無禮。年節(jié)喜壽或?qū)Ｕ\拜會，必加馬褂(清代禮服)，戴帽，即店鋪掌柜的與學(xué)徒，亦 無例外。過年了，木匠師傅也換一身新布衣，有的還要換袍褂。見面打招呼，有稱謂，有問 候致敬之言詞。

婦女更不同：四五十歲的，出門坐轎車(轎車，是木結(jié)構(gòu)雙輪長轅駕騾馬的高雅級的車，因 有“軒罩”，三面小窗，故謂之轎車。勿與今日之小汽車名目相混)，要穿裙子，須將兩腿 遮住，不然就很“放肆”、“難 看”了。大閨女(沒有“姑娘”這詞兒)很多還纏足，梳大辮子，走路風度端靜規(guī)矩。平時不 出門口，也避生人——急走而入院入室……不會有嬉笑打鬧、隨便自由的姿態(tài)。

大約我將近二十歲時，婦女方有剪發(fā)的，當時叫做“摩登”(modern之譯音，用時很少敬意) ，年歲大些的還很“看不慣”，氣憤地評論：“可難看死了，活像水陸上畫的!”原來“ 水陸”專指僧人為喪家做佛事時棚內(nèi)懸掛“陰司地獄”畫屏，女鬼才披頭散發(fā)!(那在舊時是 不可想象的“形象”，除非是瘋子、白癡……)

現(xiàn)今人已不知：中華婦容，頭髻最為重要，看一位少婦梳頭，與看她做的針線活計，是同一 等級品評她為人的標準；君不見劉姥姥描敘雪天抽柴的若玉小姐，要點就是“梳的油光的頭 ”!頭發(fā)極可珍愛，講究梳得一根頭發(fā)刺兒也不能吹起，不要說披散了。

到市里一看，可就“嚇人”了：女的皆是剪發(fā)燙彎兒，穿的單旗袍緊箍在身上，講究露大腿 ，露“曲線”……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我為何說起這些來?因我不會“從理論上”概括這個時代的特性，只好用這么一些例子 ，“形象化”地表出我身所處的“時空”是多么奇特而又復(fù)雜的“境界”!我就是在這樣的 歷史安排下而“存在”的一名書生。

我不新不舊，又新又舊。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懸在一個歷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 點，處境尷尬得可以。我非圣賢，也不是英雄豪杰，就是這么十分寒傖的出身。“現(xiàn)身”說 “法”，這是掩飾打扮不得的。

詩曰：

大化從來變幾端，我生之世態(tài)千般。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馬盲人旅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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