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叔易言：“王荊公得東坡《表忠觀碑》本，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為不然。司馬遷死，其書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三王世家》。至元成間，褚先生者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當時以其言鄙陋，失遷本意。荊公豈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為遷之書邪？如議者多以司馬遷怒武帝，故于《本紀》，但著絕海求神仙，大宛取馬，用兵祠祭等事，以為謗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誣矣。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而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文章英發(fā)，前無古人者，益當兼佩斯言矣。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shù)，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游者，讀之令人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于楚為最南，狀與越相似。仆悶則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fā)，中人形影，動成瘡疣。”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鈷鉺潭、袁家渴果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實，充滿勃郁，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邪？故予為文至多，未嘗敢有作之之意。”時東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發(fā)于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歐陽公謂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開廊，勿造語，及模擬前人。”又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謂梅圣俞云：“讀蘇軾之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修所得深者爾，不意后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必》、《泮》、《》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余字，蓋少作也。
柳子厚記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其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也。其窮厄可謂甚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為尚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云。
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選老蹙者一人持馬，至郭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書》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為門下士矣。公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侖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是子固于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而于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祓，言徭公誨，行徭公率”也。子開于歐陽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興八十余年，海內(nèi)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后出，遂與文忠公齊名。”予以為過美。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后之學者，或號為韓、張。”退之曰，籍、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備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撰，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仿佛近之。”子開之言類夸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后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纟舀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fā)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之法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樂業(yè)，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何屬于《律書》也？《伯夷傳》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為閎深高古者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膽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詩似之。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余，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zhàn)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后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zhàn)國縱橫之學云。老蘇公云：“學者于文用引證，猶訟事之用引證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若曰國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遠即羅池之人，千萬年奉嘗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英宗實錄》：“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與歐陽公之《志》“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不同。或云《實錄》，王荊公書也。又書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quán)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荊公名已盛，明允獨不見，作《辯奸》以刺之，故荊公不樂云。
《楚詞）文章，屈原一入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仿佛，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無咎所集《續(xù)離騷》，皆非是。
韓退之之文，自經(jīng)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蘇叔黨為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于武王非圣人之論者乎？”
予客長安，藍田水壞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為妙語。又城中有發(fā)地得小狹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石本乃“意何為哉”。益嘆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
李漢于韓退之，不日子婿，曰門人。云：“退之詩文，漢所類也。”如《革華傳》，類本無之。趙《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后人所誣，其辭至鄙淺，則《革華傳》非退之作明甚。”予謂凡李漢所不錄，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為“趙同”。范曄父名泰，改“郭泰”、“鄭泰”為“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古本“問不違”；“曾閃朱旗北斗閑”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為文，皆以“今”為“茲”。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辯》，持言征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強”，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為吳臣，其書云“功以權(quán)成”，不諱其君名也。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曰《魁紀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箋、狀、策、書、序、傳、紀、記、志、說、論、贊、銘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有十九。其評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又曰：“紹述于斯術(shù)，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為美也。故其《銘》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后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蓋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于文，吝許可如此。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