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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guī)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于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采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shù)，然其去古人有間矣。
昆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jié)；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shù)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后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廖誤。至于嘆禮教之衰遲，傷風欲之頹敗，則古稱先，規(guī)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
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采用其說，見諸施行，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jù)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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