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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傳，所傳者惟《大禹岣嶁山碑》、《比干銅銘》、
《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壇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詛楚文》之類，
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鐘鼎款識》刻本載有夏雕戈鉤帶銘及商器各
種款識，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鐘周鼎及尊彝壺爵卣鬲觶觚敦簋盤之文，
尚有可據(jù)，雖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后人所
能偽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jīng)》為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鐘鼎文為書
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學篆書者當以秦相李斯為正宗，所謂小篆是也。惜所傳石刻惟有《泰山》二
十九字及《瑯邪臺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為隸書，篆學漸廢。蓋
篆體圓，有轉(zhuǎn)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zhuǎn)，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
鳳題字、《三公山碑》為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會稽》、
《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
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
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
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于宛轉(zhuǎn)，遂將鐘鼎文、
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
板橋?qū)⒆㈦`、行、草鑄成一爐，不可以為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為
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為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后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
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后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wèi)恒傳》。八分者，即
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于官獄事繁，用隸
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為方，而為隸書。
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后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
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有全
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于此，迨鐘傅一出，又將漢隸
變?yōu)檗D(zhuǎn)折，畫平豎直，間用鉤，漸成楷法，謂之真書，篆、隸之道，發(fā)泄盡矣。
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
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
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為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
諸家著錄以發(fā)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jīng)、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
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jīng)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鐘太
傅。”又吾衍云：“挑撥乎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
能事。”則所論者，皆鐘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谷、趙凡夫
之流，猶剿襲元人之言，而為鐘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zhí)曾玄而問其高曾
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
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竹學漢碑
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
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為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
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
久，群艷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
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詩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
黃小松司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隸書生于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
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zhuǎn)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
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
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
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
蟊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蟊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
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為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第為真、行汨沒，
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
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
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
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lǐng)，至視為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
無有同者，即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即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
反是，無論玄宗、徐浩、張廷、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卿、李權(quán)、陸
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
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
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
經(jīng)，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
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于隸書，近人所學，賴為圭臬。惟所引漢碑，半
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
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jīng)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
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征，鐘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為行草，
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
余至淮陰謁阮云臺先生。時先生為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
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
反于古。蓋由篆變?yōu)殡`，隸變?yōu)檎鏁⑿胁荩滢D(zhuǎn)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
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
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鐘繇、衛(wèi)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
褚遂良，北派由鐘繇、衛(wèi)、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
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quán)。南派不顯于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
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
北派愈微。故竇皋《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
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
湖，不相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于啟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
端嚴，宜于碑榜。宋以后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
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
之也。”真為確論。余以為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于此，皆
以啟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啟牘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
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
據(jù)《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
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仆、《啟法
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
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
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
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
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后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
浩、蘇靈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
優(yōu)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概而論。即如經(jīng)生書中，有
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亦時代使然耳。
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
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jīng)，俱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
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jié)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
輩自為創(chuàng)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
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
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nèi)似?BR>
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晝錦堂記》，
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
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
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y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
隨手寫去，修短合度，并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
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阿
娜。”真能得書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
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
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跡，有偽跡，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
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
全是惡札，何嘗是坡公真跡耶？故友蔣藝萱中進士后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
藝萱不以為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后，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
“實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處也。”藝萱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
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復
去之，乃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為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
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見泳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
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zhuǎn)也。”后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為江西粗俗
槎椏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昆》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
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
之病，終遜于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于縱，蔡書不可學者過于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
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
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
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
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
不能成家也。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
書用筆圓轉(zhuǎn)，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
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
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
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
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
牘，須得兼?zhèn)洹１嬷畷溆蒙伲矤┲畷溆枚唷＊q之讀《三百篇》，《國風》、
《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
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jù)。蓋
《黃庭》、《曹娥》、《像讠贊》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
方圓適中，實開后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
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事，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黃庭》、
《樂毅》真書放大，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
路，而以翰牘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
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
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矣。
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
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后未有過之。此所謂僧贊僧也。
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征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
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
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于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
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
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為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
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
原本行款，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箋奏章疏等書，只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
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敘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
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
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jié)字始緊，知柳出于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
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zhuǎn)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
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
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丑云：“子昂書法，溫潤閑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jié)不
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
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qū)區(qū)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于內(nèi)，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
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
媚為大病者，非也。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尚在第二乘；惟
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
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后有款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
鐘、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后有題云：“此數(shù)帖，余臨仿一生，才
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
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nèi)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為諸城劉文清公，一為錢塘梁山舟侍講，
一為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
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于《淳化閣帖》，
遂至模棱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于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
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guī)蹈矩、
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
寮真跡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tài)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
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為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為灶下老婢，
侍講亦笑文清為滕公佳城，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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