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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剛

平生兩次游美，1980年的國際紅學大會已有文粗記。1986年秋又重游，是去做Luce Sch olar (魯斯學者)。提起Luce，早有緣分：我入燕京大學(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處游賞之地即是 Luce Pavilion，乃Luce捐資所建，燕園中人則稱之曰“島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個小 島，乾隆時舊園遺跡石舫，即在其東側(cè)。我在亭中加入國劇社，唱了一段“西皮慢板”；中 秋夜獨到亭旁賞月懷鄉(xiāng)。那時如何想到我七十歲時又與其續(xù)結(jié)學緣。

閑話休題。且說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見一份華文大報上的一條斗大的鉛字標題：《 紅樓風雨急》!不禁大吃一驚。

細讀了這整版的長文，方知是夏、唐兩位老朋友因薄物細故的“《紅樓》問題”而起了爭端 —— 由學術竟發(fā)展到學術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貶……唐德剛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標題是：《 夏志清貼我的“大字報”》(此乃戲用大陸“文革”時的用語)。簡直又驚人又逗人，一時軒 然大波，震動紐約教育、學術界。

但他們兩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時“交鋒”，不久就為關心的友好們“打和”了， 復交如初。這是一樁趣聞兼佳話，二人風格皆可師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Madison。1987年暮春之初，紐約的學者及華人文化團體都來 邀我到紐約去講紅學。于是我才有了東行的機緣與興會。

先說明，那春夏是兩次訪問了紐約。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頓轉(zhuǎn)到紐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顧 。

我是個不太好“挪動”的人，雖有Luce的旅行費，也不想到各城去廣開眼界。忽有學友浦安 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講《紅》。這是美國數(shù)一數(shù)二、幾乎壓倒哈佛的名 校， 我卻愿去看看。于是商量講什么題目，浦先生喜歡聽我講《紅樓》結(jié)構學，約定后于3月3 1 日飛抵紐約，一位美國學生到站迎接，并開車直奔普城。到達寓所還未坐定，臺灣籍名教授 高友工先生便熱情來打招呼——后知他是向來不肯如此行動的，對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禮數(shù) 了。對此，我深為銘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點，桌上已擺滿了鮮花。那天是中華古歷三月初四，我的七十歲 生日，見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當時遇有一位日本訪問學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畢，致禮而去。

那天下午，在“壯思堂”講《紅》，頗受歡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記。講后又有小型講座，皆 大陸、港、臺女學士，一位美國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說，認為巴金受《紅》的影響)。大陸二 女 士，一為呂正操先生的女兒，一位是在京熟識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吳得安(她畢業(yè)赴美，我 作數(shù)首絕句贈行)。晚上是浦先生請晚飯，特到一家華人飯館，吳女士作陪——浦先生卻在 一旁干坐著，因他是信教人，不食豬肉。

吳女士又于一日晚上請我(與女兒倫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飯。浦先生有事來不了。食次，高先 生勸促我，“你先把那幾回 最關鍵的補出來!”這是指雪芹八十回后的佚文而言的。他的一篇英文論文講《紅樓》的 詩境，極好(可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又次日，浦、吳兩位熱情送我們到火車站，車票還優(yōu)待老人。火車十分平靜，緩緩而行，一 點兒也無雜亂之形跡。

到了紐約，本來只想會見夏志清與唐德剛兩先生。唐先生在1980年紅學大會上已然結(jié)識，成 了熟人，夏先生則聞名不曾謀面。可是，最先來訪我的卻是臺灣籍的傅運籌、趙樂德伉儷。 我一到達，他們便知道了——不知由何渠道?其消息之靈通，實在讓我驚奇。

傅先生在聯(lián)合國工作，小行草鋼筆字寫得清秀之至。趙女士是《老殘游記》作者劉鐵云先生 的曾孫女的女兒。夫妻二人，皆是“紅迷”。從此，我們成了好友。

夏先生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專家，其英文版著作在海外享有盛名。他邀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 ，卻值彼校系里經(jīng)費未到，無法承諾，他就自掏腰包，仍要我去踐諾。他派一位大陸留學研 究生唐翼明先生到中國領事館去接我。到校時，查建英女士已在樓內(nèi)等候。

在他的辦公室內(nèi)，為一群美國學生講《紅樓夢》的意義與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討。 其時名記者陸鏗先生與一位臺灣的報人，都趕來旁聽。

外國學生因下堂有課，都有點戀戀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女士對“探佚”這門新紅學很感興 趣，對我講的(推考而得的)情節(jié)表示驚奇。

因系里支不出報酬，夏先生過意不去，特意在一處名為“月亮宮”的飯館設宴招待我晚餐， 查女士仍在座。奇 巧的是：在普林斯頓大學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學者夫婦，也在那里晚飯，我眼拙，早不能認 出了，他們卻記得我，起身向我行一個大鞠躬禮。這令我十分感動。

還有更奇的：到北京教過英語、與我大女兒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國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兒 ， 也趕來看我，并邀我與倫苓到她住處小談敘舊。及至告辭出來，已然是滿城燈火，目迷五色 ；寬敞的市街汽車如織。我們不識路，幸虧女士攔車“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這些事，歷歷如在目前。

再講唐德剛先生。

我和他初不相識，1980年國際紅會的第一天第一場會，他正坐在我的右邊，就好像他久知我 的一切，如舊交重逢的一般，并即席寫七絕一首見贈。他為人忠厚風趣，口才并不高，可文 章寫得真漂亮。

他與胡適之先生關系甚深，著有胡適之口述自傳(原英文)漢譯。

后來他訪大陸來到北京，又有好幾首詩贈我。

其中一首今錄于此：

汝昌兄辱詩索和，用通葉原韻

試考芳園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場戲續(xù)忘真假，“評”“證”蟬聯(lián)見夢魂。

我到大都訪邸宅，人傳耆宿別宵昏。

紹興相國原居首，君住京華第二軒。

等到這次重到北美，一到紐約，他也就立即聯(lián)系上了。因他正好為他所在的紐約市立大學籌 備一項新課程：世界各國文化代表作，將《紅樓夢》列為代表中國文化的名著。彼校的文學 院長、系主任等根本不懂《紅樓夢》是怎么回事，難做決定，他遂讓我去給這些領導人士和 教授等講講芹書的意義。

那回我很著意，因為這是《紅》書的榮譽。我在美國雖然受到多次“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的稱許，可那是一般日常酬對的口語和較易講解的課程。輪到講《紅》的偉大意義 ，我這已然丟失了五十年不說不用的英語，可就怕不敢保準了，我特囑德剛兄替我請了一位 英 語流暢的沈教授作為“準備譯員”——如遇到我表達有了困難時，我就改用華語，他來用英 語轉(zhuǎn)達一番。

這是個大難題!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講什么《紅樓夢》?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煩大得多呀!

我記得也是先從解說“紅樓夢”三字的意義講起。他們聽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 易歸到了一句話：“這部小說是中國小說中最為偉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豐厚的中華文化 意義”時，德剛兄聽到了我說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時，他立刻大聲呼出“There”一字 。

這個字，在我們中國話里不能譯為“這里”，而應譯成“正是這話了!”“這才說對了!”

這么一來，院長們才像釋然，而我的“任務”也算完成了。

講后，德剛兄送酬金，我正訪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這回聚會，也留了照片。

——我的記憶和敘法有了疏誤：我和夏先生初次見面，是德剛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 多位在美華人作家作東作陪，請我和夏先生上座。我?guī)Я艘环�墨書紅樓詩奉贈夏先生，他很 高興，立時起立合影，把字幅當作二人的“中間人”。第二天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時，他又 特意將它帶去，展在桌上讓同學們看。

夏先生贈我一冊書，掀開末頁給我看，見一段題記，其末句寫的是他是個“周迷”——指喜 讀我的紅學拙著也。

分別后，他有一次在臺灣的《傳記文學》上讀到我的紀念胡適先生的七律詩，特意來函加 以贊語(他與胡先生的關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礙見賞拙句，此即可見格高)。

后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在臺灣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論《紅》警語，故寄贈請正。又得賜 函，末云：“兄學大如海，弟萬不能及也!”

這些過獎之言，固不敢當，然亦應當一記，庶不負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論《紅》名著題曰Love and Compassion(《愛與憐憫》)，多有精辟的識見。

我與夏先生是學術之交，言不及它，此會唐先生撰有專文紀實，發(fā)于報端。夏先生還夸我的 英語“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我試問他：“我若請您到大陸去開紅學會，您去嗎 ?”他答曰：“你若請我，我就去。”言外之意是別人請，那是沒門的。

這次到紐約，草草敘來，已如此冗長，誰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訪。

記得那是紐約亞美協(xié)會的主事者蕭女士忽惠函來邀，說辦一個夏令年會，要我去講講《紅 樓》的事。我說剛回來不太久，不想再往了。她不答應，一再懇洽，說一切費用全部由會 方負擔，務必前來!我見如此懇切，不宜再辭了，就鼓興再行。

簡而言之，是到一個“島”上的“金氏學院”(本名 King's College，義為 “國王學院”， 南人讀“金”如King也)去聚會。那兒十分熱鬧，有各種節(jié)目。在美同胞見了我們都很親熱 。

講時，有港校兩教授和臺灣女作家李昂同臺。主題原是“環(huán)境保護與文學”。三位講了輪我 換題。 我演講的題目是“《紅樓夢》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我的“開場白”說《紅樓夢》也有環(huán)境 污染——大家很驚奇。我說：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 為隨水流出，園外就臟的臭的亂倒——花還是淪于不潔之地了嗎?這正是環(huán)境污染之證。

大家一下子把興趣提高了。

我講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價值，與程高偽續(xù)后四十回絕然不同。香港教授在我按時限結(jié)束時 起立說：我要講的有一點周先生已然講了，不必再述，我愿讓出20分鐘，讓周先生續(xù)講。

誰知，20分鐘又講完了，臺下聽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離晚飯還有一小時，請周先 生再續(xù)，如何?”聽眾熱烈鼓掌。于是我一直講下去。好像有大陸記者還報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開著車來了，把我們接到他府上小住。也是講紅學的事，聽者是他請來 的臺灣文界人士，男女多位。而因此會，才又引起了把拙著新稿《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付臺 灣出版的擬議。一位李莉女士為此尤為熱情出力。在此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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